阎连科：自己不要审查自己  

　　遵循着两年写作一个长篇的创作规律，阎连科的新作《炸裂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小说选择地方志的形式，记录了“炸裂”这个北方耙耧山脉深处的村庄在三十年中的变迁，呈现了一个百人乡村走向超级大都市的变迁，将经济发展中走向富裕的狂野欲望，撕心裂肺的两性博弈，家族的仇恨，历经沧桑依旧温暖的无功利的坚持，融合在了一起。

　　小说中有很多颇具魔幻色彩的情节，阎连科说这用荒诞、夸张来形容有点简单化，他想要追寻的是灵魂、精神的真实，而不只是生活的真实。他相信自己小说里的那些事情，对当下的中国读者不构成理解上的挑战。采访中我们聊到了时下的一个流行词汇——“正能量”，阎连科说对他来说，全部的正能量就是有些事情坚决不做。虽然他的小说中常常不乏令人绝望的描述，但阎连科认为像《炸裂志》《四书》这样的小说，你把它看进去了，你身上自然也会有一种正能量的存在，你会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认识到欲望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这其实在深层也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正能量。

　　“我作品中的真实在于灵魂的真实”

　　许戈辉：您的新书《炸裂志》仍然是充满着魔幻色彩，但是似乎那里边的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情节，它都还是可以找到对号入座的原形，是吗？

　　阎连科：它不是魔幻的，也不是荒诞的，但它绝对是今日中国的，当然你会觉得我们生活中，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生活中不发生，在文学中发生，你又会觉得处处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样子，因为今天中国的现实，我经常说已太不可琢磨了。

　　许戈辉：你能不能以书中的具体故事情节为例，让我们更具象地感受一下？

　　阎连科：比如说你在中国、在全世界，你可能找不到一个村庄，它用三、四十年的时间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发达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这是肯定是一个不存在的真实了，但是在这个小说中它是存在的。比如说小说的开头就是整个一个村同时都做了一个梦，都一模一样，都是说到晚上12点，这一个小村庄，你们都出门，顺着一个方向走，你碰到的第一件事情，或者捡到的第一个东西，这就是你一生的命运。所以12点，一个村庄的人都出来走，当然两个男女主人公碰到一块，他后边一串的这样的故事，其他的可能是捡到了一枚公章，那他可能最后就从村长一下当到所谓市委书记，所谓超级大都市的市长之类的。

　　许戈辉：您的小说中也讲到了强拆，其实当年您的“711号”遭到强拆的时候，很多记者已经在问您这个问题了，会不会由这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把它变成小说的题材，您当时好像就说不会写？

　　阎连科：我是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件事情还是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大，就对一生来说，那还是很小的一个经历，只是在那半年，在那一年，是你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但过去之后，你仍然是要回归到文学嘛，那我想那些东西，其实不影响你的写作。而且你会觉得你的想象力不够丰富，实际上拆迁存在的问题，远比你所经过了事情大得多，就比如说我说整个一个城市都需要拆迁，如果我们正常地去写，就写今天的某次拆迁了，但在我得这个小说中，全都不是这样。

　　许戈辉：这样一部奇妙的小说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产生创作想法的？

　　阎连科：那我想其实就是住在711号院，那个地方确实给我的写作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写了《四书》之后，我作品中的现实，就是一个神实，神灵的神，精神的神，它的真实不在于我们表面的真实，而在于灵魂的真实，精神的真实，那是一种看不见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是任何人，尤其是西方人都完全无法明白的。今天中国发生的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

　　许戈辉：那您会不会为了促成这本书的出版，有意地要去删减一些您本来特别想表达的内容？

　　阎连科：我经常说写作的时候，要警惕，自己不要审查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写作之后的出版过程，你是要做一点妥协的。比如这次出这本书，我看出版社的人坐在那商量，一个词甚至一个字的取舍，我就觉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其实都无所谓，你们能出就行。但是出版的过程确实是越来越难，我想这不光是我，我估计其他作家也会面临这些问题，无非是对于我来说严重一点。

　　“我想写的东西都已经写出来了”

　　许戈辉：之前几年的一个焦点话题是作家的诺贝尔奖焦虑症，我看到莫言获奖之后，您对此也有过一个评说，您说莫言的获奖是焦虑症的一个解药是吗？

　　阎连科：我想莫言的获奖，是实至名归，也是一个焦虑症的解药，那首先讲一点，其实每一个作家，包括我在内，都从名利场上走过来的，我们也都曾经想过，要有很多的读者，卖很多的书，拿很多的奖，我们任何人都不是一个高尚的人，都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名利看得相对会淡一点。

　　许戈辉：前不您获得了马来西亚的“花踪文学奖”，这个文学奖有马来西亚最高华人文学奖的美誉，为什么这次您又是如此重视，而且在获奖的致词里边，表达了对他的深深的谢意和敬意，这个是为什么？

　　阎连科：对这个奖表达敬意，是因为在这个奖在评选的过程中，作家是不知道的，而我们在国内的任何评奖的过程，你入围了，你可能拿奖，或者不可能拿奖，有可能你本人是知道的，仅此一点你会觉得，任何奖无大无小，只要他是公正的，都是值得尊敬的。

　　许戈辉：您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来自一个偏远的山村，年轻时为追逐金钱和名利不停地低头哈腰，是文学让我找回了自我，让我昂首挺胸，现在我只有在思索写作内容时才低头，那是在向文学致敬。”我想听听这段话背后您的心路历程所发生的变化。

　　阎连科：我这一代人，因为出身贫寒，几乎我们写作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逃离土地，像莫言说我要吃一顿饺子，贾平凹说我要进城，所有的人的写作几乎都是带有功利性的，几乎都没有那么纯粹。但写到今天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必要再为名利点头哈腰了，我还讲到了让我非常感慨的事情，我的上一代作家，有的年纪大了，在北京住院，我去医院看他们，好多作家在病床上都会和我说，连科，我真正想写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呢。离开病床我就会想，那你年轻的时候没写出来你干什么了？当官了？喝酒了？挣钱去了？为什么该写的时候没有写出来？所以后来我就说，我唯一的要努力的就是，有一天当我自己也像他们一样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要告诉那些去看我的人，我想写的东西都已经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