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作家刘震云

　　刘震云：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荣获年度作家

　　《Famous名汇》/图文

　　出道伊始，刘震云就通过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作新写实小说的主力作家。从《一地鸡毛》中认 为家里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的小林，到《我不是潘金莲》中上访20年只为纠正一句话的李雪莲，刘震云用一贯幽默的态度保持着对现实的敏感，完 成着身为作家的责任—描摹出更真实的生活。而《一九四二》则让他把一个作家的责任推进到电影圈。

　　刘震云，著名作家。1958年5月生于河南，种过地，当过兵，1978年参加高考，以河南省文科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就读。代表作品有 《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一句顶一万句》，其中《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刘震云屡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前30位，2012年 以280万版税收入列作家富豪榜第19位。今年，刘震云推出首部女性视角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同时，由其小说《温故1942》改编而成的电影《一九四 二》也于今年年底上映。

　　这一年的作家很风光。

　　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掀起一股“莫言热”。围绕着他发生的林林总总像是几个荒诞的故事。莫言开玩笑说想用750万人民币的奖金在北京买套房， 潘石屹立马跳出来问他有没有户口。有人干脆建议开发一个“莫言盘”，小区门口必然有莫言老师的雕像一个，会栽种红高粱若干；走进小区，小溪流水，每到傍晚 一片蛙鸣；小区正中心，一定要有一个“S”形性感美女雕像，上题四个大字“丰乳肥臀”，这场景会不会变成现实？希望大力推动地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 高密市一定动过念头。

　　而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筹备18年的电影《一九四二》也于今年上映。有人说，诺奖之后，莫言在左，刘震云在右，刘震云不置可否。他在苦难中发掘的刘氏幽默，通过电影成为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悲喜剧。

　　刘震云早就写过关于房子的荒诞故事。《一地鸡毛》里的小林愁房子，那时候房子是权力的问题，按级别、工龄分房，而现在房子完全变成了金钱的问题。

　　金钱在文学圈也发生了转移。这一年，制榜人吴怀尧首次推出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分别以3300万元、 2100万元、1800万元的版税收入(近五年)排在三甲位置。网络文学从最初的论坛发帖，到现在的商业模式，走过了10年。网络作家获得的收益也在今年 迎来一个爆发点，成为一个又一个隐形富豪。

　　电商忙着利用纸质书做促销，打价格战，但是文学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有超过160万人在起点中文网上写小说，其中年入百万的作家超过30人。作 为网络作家首富，唐家三少保持着平均每天写一万字、107个月不断更的纪录。而作为其他影视作品、游戏的源头，文学的活跃引领了下游的潮流。

　　韩寒和郭敬明依然是最具品牌效应的青年作家。前者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方韩大战”之后，依然无损形象，推出app“ONE·一个”，正式上线不 到24个小时，就登上App Store中国区免费榜第一名。而郭敬明在带领旗下众多作者致富之后，也进军影视，以导演和编剧的双重身份启动青春电影《小时代》。

　　毫无疑问，文学依然很重要。就如杯子和水一样，就算有一天没有了纸质书，文学本身依然不可或缺。就像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末日，有人选择大吃大喝，有人选择去看电影，也有人愿意举办一场末日诗会，探讨一些幽微的问题。

　　这一年的年度作家我们选择刘震云，不仅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功，同时因其精彩的“客串”，最大限度的扩展了文学的价值，让人们吃了一口甜食之后，开始深思这浮华背后的荒诞现实。

　　刘震云以“真实”为由拒绝了服装编辑的安排。他身上的对襟上衣是拍照标配。他拒绝摆拍，表示“想当然的在书房里拍一位作家，还不如在羊群里拍。”但是真把他拉到羊群里呢？“为了拍照去一趟内蒙古，我可不干，太麻烦。”

　　刘震云

　　今天下午，刘震云接受了9家媒体的采访。

　　直到晚上7点半才喝上一口热汤的他询问华谊的工作人员，“国立他们呢？”，得到的答案是所有嘉宾都已结束工作，只剩下他一个。

　　你很难知道他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得意抑或是厌倦，“我不习惯这种生活，但悲剧也并不只发生在我身上。一部电影上映，作者频繁接受媒体采访，讲些车轱辘话。这也是应该尽的义务，你不说谁说呢？”

　　电影《一九四二》的上映让刘震云的声誉再次达到一个高峰。这部筹备了18年的全明星灾难大片由他的中篇小说《温故1942》改编而成，编剧是他 自己。刘震云是整件事情的源头，20世纪90年代，他写出了这个故事，而王朔把书推荐给了冯小刚，从此冯小刚逢人便说，念念不忘。

　　作为中国最知名也最成功的当代作家之一，刘震云和影视缘分不浅。他的代表作《一地鸡毛》《手机》等都曾被改编成影视剧，引起轰动。作为制片人，还推出过国内首部“作家电影”《我叫刘跃进》。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不是编剧，离影视圈很远，只是有几个朋友恰好是导演。

　　而作为作家，刘震云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稳定的写作水准。在去年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获茅盾文学奖之后，又在今年推出了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故事中有上访，截访，超生，假离婚，一贯的贴近现实。

　　在刘震云看来，一个作家的责任在于对生活提出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一样，比人们之前的见解更接近事物的本质。30年 前，他写过《一地鸡毛》，后来被冯小刚拍成电视剧，由陈道明和徐帆主演。里面的小林觉得自己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这样的逻辑一直延续到电影 《温故1942》，甚至被放大到更大的悖反：究竟是300万灾民的性命重要还是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更重要？历史书选择了 后者，而刘震云决定还原前者，把“小节”变成“大局”，倾听芝麻长成西瓜的声音。接下来，刘震云希望能续写小林的故事，那个文静的小公务员，在经历了30 年改革开放之后，又在琐碎的生活中收获了怎样的起伏。

　　刘震云和冯小刚是和“1942”这个故事渊源最深的两个人。在新版《温故1942》的书封上印着一行小标题：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

　　刘震云为冯小刚编剧，冯小刚则为刘震云的新书作序。20年前，小刘和小冯通过王朔介绍，相识结缘。2000年新年的一个晚上，饺子就酒，几杯下肚，小刘郑重对小冯说：我今天来，是想把《温故1942》交给兄长，此事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有人曾问过刘震云，他和冯小刚之间，算是《一句顶一万句》里那种“说得着的人”吗？

　　刘震云回答，“我觉得应该是。比如说，大家不是说有事想起谁来了，往往是没事的时候说‘今天晚上在一块吃饭吧，反正也没事儿。’这个就说‘那行啊，那就一块吃饭。’有时候会把王朔叫来，就一块包个饺子，弄一两个凉菜……”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有人翻出一张陈年旧照，上面有四个人：莫言，张艺谋，姜文和巩俐，是在拍《红高粱》时的照片。当年四个人都很青涩，而现在，皆成业内大腕。

　　文学和影视有时是亲家，彼此成就，刘震云和冯小刚之间的缘分也是如此。

　　冯小刚曾经说过，自己能有今天，是因为“上帝他老人家派来了一位又一位使者”。在这些“使者”中，刘震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冯小刚与王朔创 办好梦公司拍摄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刘震云编剧的《一地鸡毛》。拍完之后，冯小刚明白了“新现实主义”：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 澜壮阔。一切不露声色，于无形之中势不可挡。后来，他们又合作了《手机》，同样风靡一时。

　　刘震云不认为自己是个编剧，不过是偶尔客串，改编自己的作品。他觉得自己和影视圈唯一的联系就是几位朋友，“我合作的导演并不多。我曾说过，我 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我就跟目光长远、合作起来又非常愉快的人合作。什么叫愉快呢，就是大家都能够让这一个事情发酵、使它成长，同 时又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估计大部分人看一件事，先看锅里有没有他的，没他的份，就走了。”

　　《一九四二》是个费工夫的项目。刘震云强调，这部片子严格来说不是编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温故1942》本不适合被拍成电影，一部调查题的 小说，不提供电影需要的种种要素：完整的故事，男主角和女主角，小说里都没有。“开过好几次论证会，专家众口一词，说不适合。但是小刚不断的提这个事，我 觉得小刚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他是个伟大的导演。为什么只有小刚一个人想要把它改成电影呢？想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人疯了，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是他看到了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小刚跟我说，他特别喜欢这部小说的味道，其中的幽默感觉。用严肃的态度来拍严肃的灾难，不需要，这样的影片太多了，比 如《辛德勒名单》。但是幽默的就少见了，电影元素可以在这种态度下找到。”

　　刘震云和冯小刚用最笨的办法进行60年之后的再一次调查，到了河南、山西、陕西、重庆，沿着灾民当年的逃难路线采访，找到了许多当事人，拍摄了 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灾民走过的路线走一遍，白修德的路线，日本人进攻的路线，委员长和宗教的路线也走一遍，在走的过程中，电影中的人物迎面而来。”

　　刘震云觉得，一个作品有自己的命运，各方面条件的结合也都有自己的命运。电影的推出让这段被大部分人遗忘的灾难史得以重现。

　　电影一开始是个疑问句：“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指的是哪一年？”而在此之后，人们记住了1942年河南的300万灾民，电影成为文学的延 伸。在刘震云看来，这是自己的运气，“文学能不能通过电影延伸，关键是碰到了谁。要碰到有的导演，可能就短路，要碰到小刚，就不是延伸的问题，可能有点像 文学作品坐上了一个火箭，升到很高的地位，大家看到了。并不是每个导演都这样。”

　　去年刘震云凭借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茅盾文学奖时，正在菜市场买菜，犹豫究竟是买西红柿还是买茄子，他一边纳闷西红柿怎么这么贵的同时，接到了出版人打来的电话，听闻自己获奖了，奖金比过去有提高，他当即决定买西红柿，中午吃了一碗鸡蛋西红柿面。

　　刘震云并非天天买菜，也有宝马车，写字的收入可以上作家富豪榜，但是他喜欢讲这些生活琐事，是调侃，也是他作品中缭绕不散的烟火气息，“你买菜不犹豫吗？西红柿为什么这么贵啊，你总要想一想。当然，那些结婚花几百万的人不用考虑。”

　　刘震云不觉得茅盾文学奖有多么重要，“第一，不报不重要，报了也不重要，第二，得了不重要，不得也不重要。因为这对我的作品没有影响。得了也行，不得也不会多沮丧。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得了可以买西红柿，不得，吃茄子也很好。锦上添花而已。”

　　刘震云的书好卖。不像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获奖之后才成为畅销书。当年《一地鸡毛》的首印量是20万，到《一句顶一万句》是40万，《我不是潘金莲》已经是50万。而且《我不是潘金莲》上市才一个多月，就已加印了10万册。按刘的预估，下本书首印就会是60万、70万。

　　刘震云也有知名度，是那种可以媲美明星的焦点效应。刘震云曾对媒体表示，“一个作家比一个明星的名气大，这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名气首先不起源于 我，别的作者也比别的明星名气大。比如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是梁朝伟写的，曹雪芹的名气比梁朝伟也大，他创造虚构的人物也比梁朝伟大，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传播的范围也比梁朝伟和刘嘉玲要广泛得多。”

　　小时候刘震云想在镇上当厨子，守着炉火，特别温暖。第二个理想是到乡村戏班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第三个理想是当乡村教员，在孩子朗朗读书声中想自己的心事。前三种职业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留在外祖母身边。上大学把他推上了第四条道路，成为了一名作家。

　　但是这些又有什么不同呢？

　　刘震云觉得未必是读过书的人是知识分子，有些不识字的人，见识特别深远。比如他的一位舅舅。“他在我们村里赶马车，方圆几十里，再调皮的牲口放 到他手里，马上就变成一只温顺的猫。我13岁那年，他跟我有一场特别深刻的谈话。他说，你觉得你聪明吗？我说不太聪明。他又问我，你笨不笨？我说，我也不 笨。他说，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都会生活得非常幸福，像你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难混。我问他，那我 的一生应该怎么规划？他说，你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我跟你一样，也是个不聪明也不笨的人，所以我一辈 子就赶马车。我记住了这句话，直到现在为止，我就干一件事，就是‘编瞎话’。”

　　有人说刘震云是中国最绕的人，他不认同，“是事情背后的理比较绕，费脑筋而已。”

　　新书《我不是潘金莲》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其实是什么，句子简单，但背后的逻辑绕了三圈，像是在拧麻花。刘震云让这些本来藏着的内心想法开枝散叶，把一个小故事变成了长篇。

　　故事主人公李雪莲原本想解决的就是芝麻大的事情。她和丈夫为了生第二个小孩，假离婚，谁知离婚之后，丈夫跟了别的女人，成了真离婚。她要告丈夫 甚至自己，纠正假离婚这件事情。这本来是她跟丈夫的事，很快变成了她跟法院的事，接着变成她跟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事，她一路上访，最后闹到北京，闹 到了人民大会堂。因为她的事情，各级官员阴差阳错地全被撤了职。政治的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全插到家务事中去了。本来一桩芝麻大的事情，变成了 西瓜，一切都无法收拾。

　　但这还不算完。李雪莲的故事只是序言。小说的正文，没有李雪莲，只有因为她而被撤职的前县长史为民。刘震云认为，老史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如果 说李雪莲是用严肃对抗荒诞，老史就是用荒诞对抗荒诞。春运期间，当老史在北京火车站因为买不到火车票回家打麻将时，急中生智，举起一块要上访的牌子，结 果，他被两个协警一路护送回了老家，连火车票都省了。老史看透了这一切，他反弹琵琶，用了“西瓜变芝麻”的办法，把复杂变成了简单。

　　这本书刘震云写了2年。一开始并没有史为民的故事，但他觉得只有李雪莲的故事，结构缺乏力度，他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一则笑话，讲春运的时候一个人 回不了家，举一个牌子上访就回去了。“所以生活不用观察，生活不用体验，写作没有那么复杂。难道我们现在谈话不是素材吗？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生活的包围和经 过之中，挣脱还来不及呢。”

　　评论家张颐武赞赏这种结构，“我建议正文拿去得鲁迅文学奖，把前面序言的拿去得茅盾文学奖。”而在刘震云看来，当一个人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 时候，20年毫无结果，而用荒诞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时候，马上达到了目的。对比起来，出现了第三个荒诞的结果，产生了结构的力量和对比的力量。

　　评论界喜欢给刘震云的作品贴上乡土和底层的标签，刘震云不认同。“我写的不是底层人民，我写的都是我喜欢的人。一句话，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 样的。李雪莲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别人认为不重要的，她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她能把一只蚂蚁变成大象，把一个个人事件，变成社会事件、国家事件，你说她在追 求真理的过程中是不是民族英雄？”

　　和刘震云交谈你很难有严肃的感觉，他似乎总在举重若轻的调侃，想方设法把一件事情变得不那么重要。在给书起名字的时候，刘震云曾经提议《严肃》，出版社马上批评，称他的这个想法很不严肃。有人说只要把“潘金莲”和“刘震云”这两个名字摆在一起就挺好，他就同意了。

　　刘震云觉得作品的名字对作品不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人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和出版社讨论的。”

　　而至于《我不是潘金莲》能不能拍成电影，目前还不得而知。刘震云表示，“写小说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拍电影是制片公司、导演、电影局等共同决 定的事。但我期待它能够拍成电影。如果能拍成电影的话，将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要拍成电影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见识的导演。”

　　1个最享受的时刻

　　每天都有一个特别享受的时刻，就是每天清早跑步的时候。

　　1件最关心的世事

　　想不起来。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不止1个，很多。

　　1个计划

　　特别想写《鸡毛飞过30年》。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有一个很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6:30起来跑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