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寄宿生活——首尔生活散记

韩国大学里学生宿舍并不是人人有份，我刚到成均馆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偌大的学校居然没有学生宿舍。一幢不大的学生宿舍还不在校园内，即使这样，也只有少数的本科生才可以申请，资格、条件也相当严格，比如，必须家在外地，成绩必须全优等等。学校宿舍除了价格便宜以外，对刚刚进入大学，急于体验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吸引力倒是也不大，毕竟住在学校的宿舍要受很多限制，至少喝酒时就不可能痛痛快快玩个通宵，过了钟点，宿舍门不伺候。

本科生都不够住，更别说硕士、博士了，这跟国内相反，韩国大学里的基础设施都倾向本科生，住宿设施到了硕士、博士阶段则干脆不提供了。对大部分人来说在校园周边租房子是件很平常的事，成均馆大学后门校园外边围墙上，出租、找房、转让等各式各样的小广告铺天盖地，让人应接不暇。快放假的时候那里往往人头攒动。当然学生们自身条件不一，房子的样式、贵贱也有一定差别。我刚到首尔读书，很多规矩不懂，就直接进了校园旁边的房屋中介公司。这种中介公司在学校两旁有很多，都是前店后家的规模。老板问了问我的情况，觉得我租用和主人一家合住的“homestay”形式比较合适。

“Homestay”也就是家庭住宿，专门的家庭住宿，客人与主人分开，每人自己一个单间，面积非常狭小，主要功能就是睡觉。主人大婶一般提供早晚两顿饭，有专用的饭厅，像食堂一样定点供应；洗漱都是公用的。根据规模大小，一层楼有5—6人的，也有规模大的，整栋楼上百号人都有可能。费用不算高，收入一般的普通学生都以这种形式为主。还有一种临时的家庭住宿，可能家里暂时有空房间出租给客人，中介公司给我介绍的就是这种临时的，相对来说费用高一些。

房东家是一对老夫妻，两个儿子已经结婚生子搬出去单过。一个最小的女儿刚刚考取出国留学，即将赴美。她空出的房间一时没了用途，刚好可以拿来赚些生活日用开销。我过去看房子时是年底，房东的女儿当时还没有走，除了她的卧室，还有一间空房间，房间面积也都不大，超不过20平方米。因为韩国普通家庭家具不多，又都不用床，全部被褥、衣物通通塞进一面墙的大壁柜里，睡觉时抽出来即可，所以房间大都显得简洁而宽敞。房东大婶告诉我她女儿这间房和旁边的空房间我来了以后都可以用。她家是一栋三层独体的小楼，家人生活在二层，整套房格局类似于国内单元楼房的三居室，一楼是堆积杂物的储藏室，三楼出租成“读书房”。

“读书房”是韩国特有的相当于私人阅览室的一种设施，大多设在学校附近或小区内。它是对图书馆阅览室座位有限的一种补充，特别是临近考试时学生们占不到位子，或是去图书馆不方便，大家都会找个“读书房”来安排学习。有时候几个人凑成一个兴趣共同的学习小组，比如摄影组、图画组什么的，要临时有个活动也往往找“读书房”来解决。韩国人做事总喜欢讲个氛围，读书、学习这类的脑力活儿往往不在家里进行，揣上书本去旁边的“读书房”好像才能专心读书。“读书房”提供的无非就是一间空房子和桌椅，价格倒也不贵，当然也会随着条件的好坏有差别，有的学生几个人合租月平摊下来也就是百八十块的，算不上太大的负担。有个经常在家里小区“读书房”学习的学生对我说：如果周末来趟学校图书馆看书，虽说是免费，可路上花的时间、交通费还有饭钱远远超过小区里的“读书房”了，在家门口看书、复习功课，各方面都划算。

我的房东家楼上就有几个看样子是研究生的学生不定期过来看书，因为他们一来门口就停放好几辆车，所以我判断不会是本科生，后来见过确实是年纪比较大的学生。估计是一群有共同爱好的人组成的小组，要经常讨论什么的。

房东女儿转年一月就远渡重洋了，我在二月底住进了她原来的房间，但以前看过的另一间空房间也租了出去，住进了一位大一的法律系的男生。也就是说三居室里，老夫妻俩一间，我一间，大一男生一间，相当于三户人家合住一套房子，中间是客厅兼饭厅、厨房，一间卫生间也很狭小，我每月的房租是四十万韩币，当时相当于二千五百元人民币，提供早晚两顿饭。如果在北京可以租上一套两居室了，但在首尔也只能是一个房间而已。

这种租房样式也往往是大一男生的首选，因为韩国男孩子普遍在家务事上都不太灵光，有的妈妈是专职家庭主妇或是姐姐妹妹包揽全部家务活，男孩子在成家之前很少进厨房。一般韩国人认为韩国的男孩子参军后才能叫男人，粗活细活，人情事理才算明白。所以刚上大一的男孩子往往从妈妈的手里先“移植”到房东大妈大婶手里，经过一个学期的训练，再换到“自炊”的租房样式，也就是自己单独租房，一日三顿、洗衣整理都得自行解决了。到了大二，往往就休学征兵走人，接受更艰苦的磨练去了。服完两年多兵役再重新回到课堂上，刚从兵营回到课堂上的男生就像大变个活人似的，全没了小男孩的懒散娇嫩之态，回答老师问题都站得笔杆条直的，规规矩矩，声如洪钟，就差再敬个礼了。

住我旁边的这个大一学生，我只能还把他看成是个男孩子。刚搬进来那天，就像中国城市里的独生子女上学一样，家里浩浩荡荡跟了一个加强连，父母和一堆兄弟姐妹，把本来不大的客厅挤个滴水不漏，我连门都开不了了，更别说出去了。这个男孩子家不在首尔，对地方上的人来说，考上首尔的名校也确实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卸下行李，安顿好后，他的家人除了妈妈都不知撤退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这才打开门透个气。房东大婶把小圆桌摆上，招呼我和男孩子和他的妈妈坐下，开了个简短的茶会，我提供了中国的茶叶，房东大婶拿出一些点心，男孩子妈妈带来些家乡特产，我们就算认识了，彼此说了一些客套话。房东大婶和我对男孩子来说都是长辈，男孩子称我为“老师”，叫房东大婶、大叔为“奶奶”“爷爷”，他的妈妈见儿子旁边有我这样阿姨级别的邻居也很放心，就忙着赶当天的火车回家了。于是，我们老少三代便开始了一个学期家庭式的房客生活。

房东大叔、大婶是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妻，他们的关系是典型的韩国老年夫妻的模式：丈夫长期在外奔波，养家糊口，是家里绝对的权威。现在儿孙绕膝，脾气越来越好；老太婆则一辈子任劳任怨，带大孩子，终于可以喘口气，又碰上退休无事的老头子要伺候，全没了年轻时的隐忍精神，想骂就骂，反正老头子也没资本、力量再耀武扬威了。我刚到房东家的时候，大婶给我介绍她家里人，别人都是语言叙述，介绍老头子时，用的是手势语言，大婶指着屋里的老伴，又指指天，然后竖起大拇指，意思是老头是天下最好的人。

看到大婶用手语介绍大叔，加上我从来没听见过大叔说话，我以为大叔是聋哑人，每次碰见大叔他也只是憨憨地冲我笑，直到有一次，我刚一进门，大叔就急火火地告诉我有一个紧急电话找我，其实就是一个平常吃饭约会的电话，没什么可急的，倒是大叔会说话把我吓了一跳。

大婶有一次过节告诉我她要回故乡釜山一趟，交代我饭菜在冰柜冰箱的位置，我才知道大婶是庆尚南道人。庆尚南道的女人在韩国以泼辣能干著称，特别是海边的女人，做事风风火火，全没有首尔小女人的温婉细腻。我有一次去釜山旅游，逛札嘎其海边渔市的时候，走几步就能听到那些贩鱼的大妈、大婶们气吞山河般地与男人们吵架、争执，和我在首尔商店里见惯的那些柔声细气、低眉顺眼的女性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我当时还真是有些吃惊。后来问过几位韩国男性，几乎公认庆尚南道的女人不好惹。

大叔和大婶几乎从来不在白天一同待在家里，大叔白天在家的话就看不到大婶的身影；大婶要是在家的话，估计大叔就被贬到澡堂子之类的地方去了。平时我们一走，大叔也跟着出门，家里只有大婶一人，一天的饭菜大婶三下五除二就准备好了，吃的时候，噼里啪啦不一会儿就能上桌。传统的韩式早餐也是一顿米饭加汤加各种小配菜，配菜是提前做好的，放在冰箱的保鲜盒里，吃的时候，每个盒子里夹出一些瞬间就可以配好。韩国家庭厨房里有两大，一是冰箱大，家庭主妇大多喜欢双开门的，还得再加上一台专门放泡菜的冰柜；二是电饭锅大，新出锅的米饭随着压力电饭锅盖的打开立刻满屋都是糯米香味。我看大婶家的饭煲一天都插着电，锅里永远有现成的米饭，真正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汤。我喝的最多的就是豆芽菜汤，清汤寡水地漂着几根豆芽菜一端上来就一切OK。

剩下的时间就是大婶煲电话粥的时间。我有一次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婶已经开始眉飞色舞地对着电话筒进入状态了，等我中间都上了两节课回家取东西时，大婶还在滔滔不绝，根据我不经意听到的内容断定电话对方也只有一位固定听众，中间没换过人。有时我上午没课，整个一上午我都可以感受到大婶的电话抒情：时而笑得拍打地板周身不停地颤动，时而嘤嘤低语啜泣不止。开始我听到她太激动的声音时，一直不好意思出来，因为上厕所要经过她旁边，我怕会搅乱了大婶的情绪，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不得不出来，我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大婶只要进入电话情结便心无旁骛，如入无人之境，无论是仰天大笑还是涕泗滂沱都一如既往，视我为空气。

也许跟电话那一端的姐妹把该说的话都倾诉完了，大婶面对大叔时，从来都是金玉良言，守口如瓶，至少我从未见过他俩聊天交流的情形。一个星期偶尔赶上天气不好什么的，老两口都没出去，大叔只要首先不张口屋子里便鸦雀无声。但是，只要大叔不知嗫嚅着挤出了一句什么话，大婶的反击就像一挂长达数公里的小鞭被点燃了，一句接一句，连绵不绝，话不停，活也不停，此时，大婶一边做饭，一边唠叨，嘴里不依不饶，振振有辞。内容从孩子出生时的含辛茹苦一直到长大成人后的忍气吞声，时间跨度长达老两口的婚龄。而大叔此时别说还嘴了，连招架之功都丧失殆尽。

房东家平时的饭桌可以供两个人使用，一般我和大一的男孩子先吃，然后是大叔。大婶从不上桌或说从不跟大叔同桌，即使大婶唠叨到极致，家庭格局还是纹丝不动。大叔依然是看见油瓶子倒都不伸把手，大婶每天气哼哼地把饭菜做好，米饭盛好，勺子筷子码好，直到饭桌就序，大叔才不紧不慢从屋里挪到饭桌正座。伺候大叔把饭吃完一抹嘴后，大婶自己才端着饭碗在地下坐着吃。此时饭菜才能把大婶的话止住，等都吃完收拾完毕，大叔早已呼声大起，酣然入睡，大婶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又一甩门走人。

大叔大概觉得对老伴说了一句半句规劝的话，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让自己置于被批判境地，实在是得不偿失。反正主权在握，话语权干脆放弃，久而久之，话也就越来越少，竟然差点让我当成哑巴，只是脸上的笑意没有丝毫的减弱，纵使被劈头盖脸地责骂，大叔仍然对生活一如既往地发自内心地欣赏，这让我感到大叔确是一位天底下最好的男人，起码是他家里有分量的主心骨，难怪大婶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想对大叔的责骂则很可能是庆尚道女人特有的泼辣使得大婶以“打是疼，骂是爱”的方式表达的对大叔特有的认可。

如果说大婶对大叔从来都是横眉冷对，那么对自己的孩子大婶可以说是绝对的柔情似水。四五岁的孙女，几个月的孙子，媳妇们有活动脱不开身随时就把孩子送来，大婶从来都是眉开眼笑，在家看几天孩子都毫无怨言。对大叔不着调的闲话都不予追究了，孩子一来，大叔的语言功能迅速得到恢复。

房东家的两个儿子全家差不多两个星期来父母家聚齐一次。只要大婶星期五不出去，一天待在家里择菜、洗菜、切肉、装盘，我就知道明天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们该来了。两个儿子一家4口，加上老两口一共10位，坐在小客厅里，把我的房门堵个结结实实。按照一般租住这种房屋的规矩来说，客人星期六日的饭菜都自行解决。这倒符合常理，韩国学生周末要么回家，要么跟同学聚会，谁也不可能周末还待在房东家不走。我旁边的大一男生有时星期五晚上就回家了，平时还没什么，但此时，他一走，我就更感到有压力。那时初春的天气还比较冷，周末能去哪儿躲避，常常是我头一天的一道难题。不出去人家的家庭团聚时时刺激着我当时本来就敏感脆弱的心理，特别是第一次吃大婶周末做的饭，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如果说平时，我在大婶家吃的饭就好比是在饭馆里的饭，可是周末却是一个妈妈精心为孩子准备的有滋有味的饭菜，但那却不是为我准备的，每到这时寄人篱下的现状常常让我感到无奈与窘迫，一到周末我就感到格外难熬。

后来我找到一个好去处，就是离我住的地方有三四站地远的首尔历史博物馆，每到周末揣上一本字典在里面一泡就是一天，馆里的视听设备、文字资料都是我学习韩语和了解韩国的难得工具，而且馆内非常幽静，除了偶尔有家长带孩子参观外见不到人头攒动的现象，我把它视之为我私人的“读书房”。这个博物馆是以展示韩国历史上的朝鲜时代（1392年—1910年）为主，首尔，当时叫汉阳，后又改称汉城，是朝鲜王朝的首都，它位于全国中部，不仅是交通枢纽，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从宫廷文化到大众文化，六百多年的历史被排列成了各个展区，无论是图片还是实物都鲜明生动地诉说了一份历史的沧桑。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在看老北京展览，那些城门楼的变化，门楼下百姓的市井风俗都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一下子把我拉回到童年生活的北京东直门城根下。

那个时候首尔的清溪川正在进行复原工程，一路上到处是工地。回来的时候，我就绕到庆熙宫里再休息一会儿，这是一座建于1617年的旧王宫，里面树木繁茂，负离子含有量相当高，从“读书房”出来再进后花园，我感觉自己赛过神仙，就这样子苦中找乐又打发了一天。

星期日就该准备专业课的各种报告了，所以一早就得去学校找资料、看书。这一点还是得益于我的寄宿生活，因为生活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以前大婶只给大一的男孩子洗衣服，后来看我的装束不是牛仔裤就是夹克衫，就提出把衣服留给她好了。做学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在穿着上不必再讲究了，也不用再化妆了，每天干干净净即可。不讲究不是指卫生而是指样式，每天衣服必换的习惯还是要保持的，只不过怎么换都是牛仔裤和夹克衫的休闲装扮，书包也是装十斤大米都有富余的双肩背了。当老师时每天一早就发愁怎么搭配服装，现在一睁眼每天想着怎么早点占上座位。成均馆大学的校园坐落在山上，旅游鞋是必不可少的，我来首尔后最费的就是鞋子，皮鞋穿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我便及时改为旅游鞋打天下了。

累了一天下来有时真是筋疲力尽了，如果一个人住很可能就散漫下去了，想吃便吃，想睡就睡，但住在房东家不管怎样还是有个“家”的约束，能让你有规律地生活，这多少减轻了些出门独自闯荡的艰辛和孤独。比如，多晚有门给你守着；到家，房门口整整齐齐地叠好散着洗衣粉清香的衣服，那一瞬间涌上来的感动把饭菜简陋的不快全压下去了。

第二个学期，旁边的大一男孩征兵入伍了，我也找到了大学里时间讲师的位子，搬到外地了。在房东大婶家的生活结束了，可是那一份“家”的感觉后来我在韩国的日子里还真再也没体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