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铁生一起“回延安”

二十八年前，1984年的初春时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青年文学杂志社颁发的首届青年文学创作奖。那时没有什么“炒作”，也没有多少“潜规则”，一部文学作品的走红还真是口碑相传，不胫而走，其获奖可谓货真价实，名至实归，影响力远非今日的诸多文学奖项可比，其权威性与公信力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铁生的朋友和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我与铁生所有的朋友一样欢悦不已。毕竟获奖意味着成功，意味着“主流”文学界的认可，意味着以后他的创作会受到更多关注，获得更大空间，也意味着他困窘的经济条件和生活境况有可能改善——这是朋友们共同企盼的呀！

那个春天，我和刘树生、马宗启、熊潮等哥们儿筹划的一件大事，就是借获奖的东风，帮铁生实现他多年的梦想——“回延安”。在这里，“延安”是概称，是铁生插队的小山村关家庄（“清平湾”）的借代性修辞：重访那片同甘共苦的故土，看望那些血脉相连的乡亲。

我们几个得空儿就去北京作协“游说”，不时地向郑云鹭大姐等作协领导“撺缀”，熊潮作为作协密切联系铁生的工作人员更是责无旁贷地热心促成。那时的北京作协思想解放，在复杂多变有时甚至出现一些逆流的社会情势中，勇于坚持符合时代变革发展趋向与文学创作艺术规律的独立思考，推动着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譬如，作协不因社会上曾出现一些对《午餐半小时》的非难，坚持发展铁生为会员；也不因社会上对“朦胧诗”的种种争议，而妨碍了对顾城、杨炼、江河等年轻诗人创作的支持。那时的北京作协作风民主宽容公正。譬如虽然我不同意绍棠先生的“娘打儿子”论（指在极左年代许多作家挨整是“娘错打了儿子”），会上我阐述自己的观点，会下也向绍棠当面直陈，并不妨碍绍棠先生作为我加入北京作协的介绍人，而早早就获得批准。在许许多多的研讨会上，大家直抒胸臆直陈评论，争论多发而从不强定于一，一派热气腾腾景象。那时的北京作协没有什么“小圈子”或利益交换，平等对待专业作家与业余作者，既无远近亲疏之分，亦无官长平民之别，很重视扶植新人，经常组织各种活动以促进创作切磋与情感交融，充溢着一种亲密无间团结向上的氛围。譬如副秘书长郑云鹭从创作到生活全方位地关心业余作者，该鼓励的鼓励，该提醒的提醒，帮业余作者向单位请假参加活动或从事创作，还尽心尽力地帮助有的作者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大姐”。铁生的生活境况的逐步改善，就受惠于北京作协的不懈推动。正因为此，作协非常重视铁生“回延安”，从财力、物力、人力上多方支持、努力协调，把它作为当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没多长时间就落实下来。

成了，成了！当得知行期行程确定的准信儿时，铁生的高兴劲远胜于获奖，一连几天彻夜难眠。记得我们《青年文学》编辑部原拟在5月下旬举办首届青年文学奖颁奖活动，时间上和“回延安”相冲突，怎么办？我找铁生商量，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延安”。

1984年5月15日，由副秘书长王淑珍带队，铁生和我、刘树生、马宗启、刘乃康、熊潮一行七人，踏上西去的列车，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陕北之行。记得我们有个大致的分工，王大姐负责与省地市县的联系协调，我和树生、老马多陪同铁生参加各种活动、座谈，年轻力壮的乃康和熊潮则负责为铁生“护驾”。

一次多么欢悦而又深情的文学旅程！可惜那时还没有摄像机，照相机也只有作协的一架，挺金贵的，胶卷也不多，没能留下多少影像资料。28年的时光流水冲淡了许多记忆。如今我不得不花两天时间翻箱倒柜搜寻，终于惊喜地发现了几张老照片、一本老札记和几篇陈稿。当年的一些场景和细节渐渐浮现，生动起来……

5月18日，我们从延川县城经关庄公社到铁生当年插队的关家庄村。天好像有些阴，不时飘忽着细细的雨丝。面包车在起伏的黄绿相间的塬上曲曲折折地行进，说笑声渐渐平息下来，越临近越安静。铁生一直默默注视着车窗外的山野，我的心也不禁怦怦直跳，仿佛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

一进村就被包围了！一双双粗糙温暖的大手争先恐后地伸过来，把铁生从汽车抱上轮椅。一声声急切亲热的问候，使他穷于应答。老乡们一个个念叨着北京知青的名字，问长问短。铁生挨个握手，略加端详就能叫出那些乡亲的名字。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小娃娃们挤到最前面，好奇地望着铁生，年轻女子们站在垴畔上捂嘴笑着窃窃私语。

一个壮实的后生从人们的肩头上伸过手来，气喘吁吁地喊：“我在崖畔上挖地，看见汽车就知道是史铁生来了，忙跑下来看你。”

陪同我们的延安诗人曹谷溪感动地即兴赋诗：“想你想得眼发花/土疙瘩看成枣红马/说下个日子你不来/垴畔上跑烂几双鞋……”

一位五十多岁面庞黝黑的大妈跌跌撞撞地跑来，挤进人群，把铁生揽进怀里，热泪盈眶，又蹲下去轻轻地久久地抚摸他瘫痪的双腿，颤颤地说：“心儿家受苦了，心儿家不简单，这个样子还写书！”铁生嘴唇颤抖着，半天才叫出一声：“康儿妈！”

哦，这就是铁生曾说起的那位知青母亲！她叫李玉英，但村里从来没人叫她大名。当姑娘时叫“女子”，婚后叫“志明婆姨”（丈夫金志明），儿子大了叫“康儿妈”。她善良淳朴能干，以博大深厚的爱不仅哺育了七个儿女，而且关爱着北京来的“心儿家”。在那穷困的年代，她把仅有的一点点钱粮都支援了知青；在政治斗争的风雨中，她挺起干瘪的胸脯护卫着知青。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挨整，又生病住院，她叫儿子骑车驮上她，跑百十里山路去延安看立哲，双腿都浮肿了。医院不让进，她就隔窗问小孙想吃啥。孙说想苹果。她就又跑去买了十斤苹果——那可是最穷的时候呀！护士发现了，不许。她就骗谎是暂存在那里。前些年，她辛辛苦苦地攒了盘缠，去北京挨个看望心儿家，还给铁生纳了双厚鞋垫，怕娃的脚受凉。如今，大妈听铁生说落实了知青政策，每个月有28元生活费、40元伤残护理费，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康儿妈拉铁生和我们去她窑里,乡亲们也都来了,真是个“满窑里围得不透风，垴畔上还响着脚步声”。土墙上挂着许多已经褪色发黄的知青照片，那仅有的彩照是孙立哲的：这张是在外国留学的，这张是娃和外国教授的，这张是立哲和他爱人吴北玲的。“娃们都有出息！”大妈笑得幸福，以此自豪。

康儿妈拉着我们的手，非要我们上炕坐，那是陕北农村迎宾待客的礼遇。她蒸红薯，炸饸饹、油面馍，光吃还不行，非要我们“带上”。她坚持要铁生住家里，几番推辞不得。

“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这家请，那家拉，我们陪铁生拜访了多家乡亲。“铁生，你那辰儿给咱画的箱子还在哩！”“铁生，来看看咱的新窑……”我们在这家的磨盘旁围坐畅谈，在那家炕头上喝茶吃枣，又在那家欣赏刚打的散发着木香的大立柜、小衣柜、新自行车、电视机、电磨，还跟着乡亲们哼唱《陕北道情》《信天游》《掐蒜苔》……在板胡三弦的伴奏下，在猪儿叫羊儿咩的混声烘托中，一首接一首，掌声连掌声，震落了白雪似的槐花，激动的老琴师把琴弦都拉断了……

铁生在关家庄住了两天，竟然被乡亲们请去吃了九顿饭！

老乡们带铁生去清平川畔，小河细流，淙淙汩汩，滋润着干旱的塬垴。

老乡们推着铁生去看当年的知青窑，冷冷清清，有的作了仓库，有的将改建为敬老院。铁生念叨着当年的往事和当今插友的现状。

到了当年喂牛的场院，饲养棚早拆了，一片空空荡荡。我们随铁生寻找残迹，听他数落老黑牛、红犍牛、牛不老，谁在牛棚的哪个位置，他都记得一清二楚。铁生告诉我们：“破老汉”的生活原型是两个喂牛老汉合成的。一个姓张，已经死了。他爱唱歌，铁生从他那里记了不少陕北民歌。一个姓田，还在，77岁了，1936年的老党员。四清的时候，工作组说：谁个老了，晚上来开会不方便，就退了算了。老汉说：可以退了？工作组长说：可以。就这样，他就退党了。现在问起来，老汉坦然地说：现在不是了。还有一个白老汉，带着小女儿，相依为命。小说中也把他的经历移到了“破老汉”身上。当年送子推馍馍的那个队长还在，五十多岁了，也不当队长了。

正当我们感叹不已的时候，一群娃娃簇拥着一个老汉牵来一头犍牛。“铁生，认得不？”铁生牵近那头牛：“是我喂过的牛不老吧？”老汉开怀大笑：“那牛不老早老了，年昔集上卖了。这是它的娃呀！”铁生也笑了：“真有些像它娘呢！”一个婆姨乐呵呵地说：“你拦牛的时辰，咱村才几头牛。这辰儿几十头了，家家有牛，还有二十多头骡子呢。”一个红脸后生喊：“喂，铁生，回来咱哥儿俩拦牛呀！”“是哩嘛，我还想喂铁牛哩！”铁生的京味陕北腔引起一片笑声。康儿妈用大襟抹抹眼角：“心儿家没忘本哩。”

临走那天，乡亲们给铁生送了多少东西呀，怎么谢怎么推都不成。青豆绿豆黄豆红小豆，小米鸡蛋红枣粉条，蓝线线绣图案红线线绣蝴蝶的鞋垫，还有铺炕暖腰用的白色羊毛毡。一个泼辣辣的婆姨甚至要把手牵着的小娃娃送给铁生：“送他个小儿吧，心儿家苦哇，咋能成个家……”康儿妈边为铁生收拾提包边抹眼泪。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面包车转了弯，还看见高高的崖畔上满是人……

在延安、延川、宜川、关庄公社，铁生和我们多次与当地的干部们促膝长谈。经历坎坷性情豪爽自称“沪籍陕北婆姨”的副县长沃健行，文质彬彬瘦弱而坚强的王县长，宣传部长老白，张国祥书记，还有年轻的乡长副乡长……那时的农村还没有强征血拆，没有多少腐败，也没有多少因打工潮引起的空巢化，基层领导们大多朴实干练，干群关系也好，常有附近的乡亲们围坐在一起谈。大家历数着农村的新变化，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正像当时流行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形势喜人，差距惊人。”“咱陕北是醒得早起得迟出门晚。”现在怎么干？未来什么样？怎么促进科学种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怎么引进专家人才帮助建设专业村；怎么多种经营发展社办工业，把金丝枣等等陕北土特产开发出系列产品，打开市场，行销全国甚至港澳……总之，要千方百计让老百姓有粮又有钱，尽快赶上沿海，富裕起来！人们七嘴八舌，献计献策，热气腾腾。铁生兴奋得涨红了脸，就像喝醉了米酒一样。

在延安宾馆，铁生接受陕报陕台记者的采访；在延安大学的报告会上，在延川县的欢迎会上，在农村业余作者的座谈会上，以及西安的省作协座谈会上，铁生和我们一起畅谈回乡感受、改革新貌和文学创作的心得体会。记不得当时有没有录音，即使有录音资料也不知是否保留了下来。我只能把当年札记本上匆忙记下的那些片断文字，稍加梳理——

“听说我瘫痪以后，拦牛老汉给我满山找来药材‘穿肠骨’寄到北京；乡亲们还托孙立哲给我带来十斤粮票，现在还珍存着。我能活下来，多亏了陕北乡亲。这篇‘清平湾’，我与其说是作者，不如说只是个执笔人，真正的作者是关家庄的乡亲们。”

“这片土地有灵气，吸引着我，知青们不论现今在哪里，哪怕孙立哲在美国，都一样忘不了这片土地。十三年来，常常想‘回延安’。‘延安’是文学的摇篮，写不够。我只不过写了篇小说，而‘延安’为此盛情招待，很惭愧！我不会胡编乱造赚稿费，那无异于投机倒把，对不起受苦的陕北老乡。这回得了奖，觉得文学的路子走通了一点儿。我的身体不争气，生活面窄，就要开拓。应该有几套笔墨，写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以后还要努力，但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不敢说。我有自知之明，做好了写不出来的准备，那时候就去练书法。”

“历史是不能否定的。即使那时走过的是一条死路，也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今天如何认识插队那段儿，就是这样。插过队的人深入了解了中国，深入了解了人民，了解了历史，也了解了社会。所以，这些人如今都是改革派，有的在中央各政策研究室工作，他们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中国不改革不行。”

“有人说‘清平湾’是光明的尾巴。我不这样认为，因为真实的生活就是如此。我感觉到了，这次来又亲眼看到了陕北的新变化，老乡说‘苦也轻了’，就是嘛。有人问为什么十年后才写‘清平湾’？是因为这时候对生活和艺术有了新的理解。这里面有个‘反刍’的过程。当年可压根儿没记过什么素材，因为从没想过写小说当作家，想的只是在陕北农村过一辈子了。”

“生活不能说什么是可以写的，什么是不宜写的，所有的生活都是可以写的，就看你能不能挖掘出新意。最平淡最贫困的生活，苦难中也有欢乐，再苦也得往前走，这才最有的可写。体验生活和生活体验不是一回事。本来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这块土地了，这次来看到就知足了，不是想找什么素材，不是为了写什么，一路上也没想怎么写，就是全身心地去感受，回去再反刍，再决定写什么。如果老想着写什么，反倒不好感受了。”

“写‘清平湾’的时候，也没列什么提纲。这篇小说不是故事结构、时间结构，是情绪结构，随着心中流出来的感情写。”

“你从插队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两条腿，得到了比两条腿更多的东西。”

“你认为什么最幸福，什么最痛苦？”

“回关家庄最幸福，只过了两夜最痛苦，最可惜的是去不成放牛的山沟沟里了。”

“…………”

那个年代，文学热远超当下的时尚粉丝热。为了参加文学座谈会，几个文学青年从马家河步行四十余里山路到延川县城，头天晚上住下来，第二天一早5点多钟就等在窑门口，就想听听北京老师们的“指教”。延川的业余作者李世明（海波）执意请铁生去他窑里吃饭。要下沟上坡，铁生实在去不成，只好由我、树生、老马代劳。那是一顿只顾了聊文学而晾凉了的饭呀，那是一顿挑起全家重担、全心全力支持丈夫写作的婆姨说什么也不肯上桌一起吃的饭呀！铁生听了我们的讲述，慨叹道：“胜过北京饭店。”

黄色，黄色，还是黄色。黄的一切，一切的黄。古老雄浑粗犷，丰富厚重苍凉。不到陕北不知道什么是黄色，而不知道黄色，就难以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人生与文化。

那半个月里，铁生的轮椅在黄土高原和关中大地上留下了一串串辙印。辙印里贮满了暖烘烘的情感和沉甸甸的思考。蓝天黄塬，深沟险壑，梯田接天，槐花飘香，枣林绿染，窑窗剪红……黄陵古柏，楼观竹林，延河宝塔，清凉诗山，枣园渠水，南泥稻田……茂陵石马，乾陵高碑，半坡彩陶，秦俑陈列，碑林书史，华清漾波……有两个场景至今难忘：在清化砭，谷溪介绍一位银髯飘飘仙风道骨的百岁老人郑老汉，他握住铁生的手不放，口中念念有辞，为他驱病祈福。铁生微笑中包含着质疑，尊重中包含着清醒；在黄河壶口，谷溪一把将铁生从轮椅上背起来，坎坎坷坷地一口气跑到瀑布边上，让他尽可能地靠近再靠近，感受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气势。

作家的游历是其创作的源泉之一。这不是休闲旅游，而是文化苦旅。从某种意义上，游历亦即思考亦即创作。如果说李白的壮游成就了惊天泣地的诗篇，那么上世纪80年代的这次“回延安”，可算是铁生在作协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挣脱病体的束缚，变梦游为亲历，尽可能多而广地亲身体验自然社会历史人生，尽可能在有限中追寻无限，在囚困中追寻自由，在苦难中追寻幸福，在此岸中追寻彼岸，在虚幻中追寻真实，开拓视野扩展胸襟深化思想锤炼笔力的重要始端。此后，由神州而欧美，铁生的出行半径逐渐扩展，精神之旅也不断扩充，从而佳作不断力作迭出。这对他创作美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