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我家住在东城甘雨胡同内东罗圈6号，那是大胡同中的小胡同，曲曲弯弯，又十分窄小。我的父亲不在北平，只有母亲带着三个姐姐靠给绣花作坊做挑补绣花的外活为生。“七?七”事变时，北平市东单大街的便道上全挖了战壕，家家用棉被挡着窗户，恐怕炮弹皮崩到屋里来。7月29日，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汉奸维持会的前导下，乘着大卡车进入了古老的北平城。挎着篮子，要往朝阳门外送挑补好的绣花活计的姐姐，在东单牌楼见到了如同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吓得急忙钻进临街的小胡同，七拐八拐跑回了家。她一进门，扑在妈妈怀里说：妈，日本人进城了！从此，北平市的各族人民成了亡国奴。

炎热的7月，城市死一般地静。整个北平市到处都感到了日本兵的脚步声和卡车隆隆的马达声。打仗死的人多，那一年的苍蝇也特别多，绿豆蝇滚成蛋，爬在电线上挂成了串。在大得出奇的苍蝇嗡嗡声中，日本兵扛着枪满街乱蹿。隔壁关家老二出门没有回来，胡同口的索家老大被日本人扎伤了腿。到了10月，日本兵又在全城进行大搜捕，居民生活在极度恐怖之中。

一、旗营被拆

我家是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白旗人，祖居在北平西郊蓝靛厂外火器营。1938年2月，日军闯进了这北平著名的满蒙族聚居区，推倒了营房北面的围墙，拆除了北四旗正黄、镶黄、正红、正白的大部分营房，要修建军用西郊机场。我家的祖居正位于外火器营的北门内，首当其冲受到驱逐。面对侵略者的淫威，我的祖父（艺名常继刚）只好把家传的各种习武兵器深埋在地下，把“祖宗匣子”寄存在营房内的小庙里，与祖母进了城，和母亲同住在了一个院里。外火器营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3年），是一处带有营墙门楼的八旗兵驻地，与香山八旗和圆明园八旗一起，是清代拱卫京师的三大兵营之一。日本兵强行拆除营房，使居住在这里的近二百年的满蒙族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生命没有保障。外祖母家在正红旗，也属拆除之列，由于外祖父穆图龙阿早丧，我的外祖母带着年幼的舅舅无处可去，只好搬到南四旗中的镶蓝旗居住。

那时北平郊区饿死的、病死的、被日本兵打死的，到处均可以见到。有的人一早出外谋生，入晚就没了踪影，不知饿死在何方。我的二伯父赵秉义，营房中的祖居被拆后，只好跑到张家口去贩卖粮食，本想能以此养家糊口，谁想到未离开铁道就被日本兵发现了，一阵乱枪之后，他倒在了血泊中。我的二伯母身上还怀着孕，为了生活与二伯父夫妻二人一起去跑口外，二伯父中弹后正倒在她身旁。她紧紧抓着二伯父的手，不敢吭声不敢叫，只觉得这只熟悉的手慢慢变硬、变凉。她害怕极了，直到日本兵走远之后，才呼叫二伯父，但是，二伯父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回答她的，只有凄厉的风声。后来，二伯母来到了我的家，痴呆呆地说着他们跑口外的遭遇，吃完饭后，踉踉跄跄走回娘家去。

二伯母家也是满族人，家住朝阳门外南营房。自从二伯母从我家离去后，很久不见消息，爷爷不放心，就到二伯母家去探望。谁知刚到二伯母家，只听“哐”的一声，她的父亲竟用头撞破窗玻璃从屋内的炕上跳到了院里。二伯母的父亲倒在地上还手脚痉挛，乱踢乱打，二三个小伙子都按不住，一会儿没劲了，才不挣扎，歇了下来。爷爷被这场面惊呆了，等大家七手八脚把二伯母的父亲抬到屋内后，爷爷才向二伯母的母亲问：亲家，这是怎么了？二伯母的妈妈哭着说：自从秉义走后，丫头（指二伯母）也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孩儿他爸是个锯碗匠，一边挑着挑儿揽活，一边去找丫头的下落，谁知遇到了疯狗，躲闪不及，被狗咬了一口。回到家中就发烧，一旦发作起来，乱蹦乱跳，家中又没有钱看病，只好干熬着。那时北平市的胡同中有很多疯狗，谁要是不慎被咬着后，只有等死了。不久，二伯母仍是下落不明，她的父亲生生被狂犬病折磨死了。二伯母的母亲靠拾破烂为生，有一次误食了日本人扔到垃圾中的臭鱼头，一病不起也离开了人间。二伯母家没有其他儿女，爷爷、奶奶和妈妈先后两次到朝阳门外，料理了二位亲家的后事。

爷爷赵常秀，字继刚，是个说评书的艺人。七七事变前，他常到西城护国寺和蓝靛厂西顶庙广仁宫的庙会上说评书。他会唱单弦和八角鼓，有时也去跑堂会，平时则是在京西各村镇沿街卖唱，艺名常继刚，在海淀一带小有名气。奶奶（我们称为太太）娘家姓石，蒙古八旗苏尼特氏，是个大脚的旗人妇女。进城后，马上到城里老嬷子店挂上个号，有人雇佣时，她就给人家去干活；没人雇佣时，就在街头支个马扎给一些外地来京卖苦力的工人缝穷。妈妈家姓吴，是满洲八旗中蒙古乌新氏旗人。爷爷奶奶和妈妈凭着两手，在极贫的条件中勉强生活着。

正在家庭生活日益艰难的时候，爷爷的四弟赵品清从外地回到了北平，他和五爷爷赵洁清均是清朝末年被送到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四爷爷由于会日语，日本人让他当了东郊区公署的干事，住在朝阳门外舍孤堂。他见到我的父亲不在北平，就对爷爷说：现在电台缺少单弦节目，您到匣子里唱上几段，家中生活也就没有问题了。爷爷听后，沉吟了许久说：秉义刚死，他媳妇又没有下落，我心情不好，实在唱不出来。再说，电台里说话全城都听得见，说错了话，日本人会要咱的命；要替日本人宣传，国人又会说我是汉奸。这事，以后再说吧。日本人知道有个会唱单弦的常继刚，几次来纠缠。爷爷推说身体不好，无法演唱。可是从此他再也不敢去赶庙会和出堂会了。一个天天以八角鼓为伴，曲不离口的民间艺人不能唱单弦了，十分别扭。为了排除寂寞和郁闷，爷爷信上了天主教，成了八面槽街若瑟堂的教徒。他每天早晨去望弥撒，和信徒们一同唱经，以此摆脱心灵上的苦闷。爷爷不出去唱曲子挣钱，家中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到了奶奶和妈妈这两个有蒙古族血统的女人身上了。

二、孤雁归来

1938年春末，一直没有音讯的父亲从南方逃回到了北平，一家老幼均在东罗圈这个小院里得到团聚。父亲名叫赵允璋，在南京一个名叫吴包一的资本家开的三友印刷局中当业务经理。为了出门在外有个照应，他从北平走时还带去了我的一位堂叔，名叫赵秉厚；一位表叔，名叫刘宝林。赵秉厚是四爷爷的独生子，刘宝森是奶奶的外甥。听说父亲回来了，四奶奶和姨奶奶都赶到家中来询问自家孩子的情况，她们已经一年多没听到孩子的信息了。父亲见我们的两个叔叔没有回来，十分惊愕，因为他以为两个兄弟已先于他回北平了。1937年冬，日本人要攻打南京，三友印刷局的老板怕打起仗来财产受损失，让父亲先去武汉，在汉口设一个三友印书局分店，为南京三友印刷局总部准备退路。当时日本人已用飞机对南京进行轰炸，三友印书局所在的珠江路也受到了炸弹的轰击。两枚炸弹落地后，人的血肉漫天横飞，连电线杆上都挂上了人的肠子。刚才还在一起干活的工友，一次空袭后，就成了找不到全尸的死鬼，人们十分恐怖。当时人们常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战争的乌云笼罩了当时的南京。就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刻，父亲要离开南京去武汉，两个叔叔不放心，要求陪同前往。老板吴包一不同意，说去汉口是为了开辟业务，南京这个摊儿也要有人守，业务也非常重要。当时传说要由唐生智保卫南京，唐生智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委兼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人称唐二虎，最能打保卫战。有唐二虎保南京，还怕日本人吗？！父亲认为去武汉是危险的事，而留在南京的人反而是安全的。他认为日本人占领北平时一般城市居民损失不大，南京是中国首都，居民也会安全的，所以也没有同意两个弟弟一同前往。父亲当年32岁，秉厚叔叔21岁，宝森叔叔还不满20岁。父亲只身去武汉，觉得不安全，就把在南京的全部财产交秉厚叔叔保存，一旦南京不安全或者本人出了事，就让秉厚叔叔赶回北平，把这些钱交给妈妈，以养一家老小。他离开南京时身上什么贵重的东西也没带，临行时还把身上的怀表交秉厚叔叔保存。

父亲千辛万苦刚到达武汉，传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的消息。过了几天，老板吴包一从南京赶到武汉，检查武汉三友印刷局开办的情况。父亲一见两个弟弟没有跟出来，一下就急了。吴包一说：国民党政府虽然迁都，可特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区司令长官，将来把日本打退了，所有留守南京的人均是功臣！父亲说：战局这么紧，人命大如天，你不把三友印书局的工人撤出来，我就不给你当这个经理！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吴包一下达了通知，三友印书局工人可以来武汉，也可以各奔前程。这个通知太晚了，12月12日日军冲入了南京城内，13日占领了南京，武汉全城震动。

父亲只身一人在武汉，望家乡，北平已沦陷；看南京，日军暴行不断传来。由于老板顾钱不顾人，使兄弟分离，下落不明。他不顾吴包一老板的一再挽留的要求，毅然辞职而走。当时真是有家难奔、有国难回，出了武汉，到处都是日本人破坏的痕迹。既然南京、北平都让日本人占领了，那就回北平去。长江流着血水、尸体漫江漂流，断墙残壁，一路哭声。到处是人的尸体，不知何时自己也倒在田头，他下决心回家！只要活着就得回家！有时卧在死人堆里躲避枪击，有时爬上运煤的火车偷渡，有时攀在树顶上过夜，有时躺在已有冰渣的河沟里藏身。多少人在他的身边倒下，多少人为了逃命反而过早丧生，而我的父亲，一个印刷徒出身的满族人，居然经湖北、进安徽、穿淮河，经过难以想象的艰险，奇迹般地到了山东省的青岛市。船要开，人要上，搂着缆绳向下滑，许多人因手被磨翻肉而没攥住绳子掉在海里丧生，而他，因为手上一副皮手套而沿着缆绳滑到了甲板上。随着逃难的人群，经过天津回到了北平。

父亲回来了，大家高兴。而那两位叔叔呢？尤其是赵秉厚，是我父亲这一辈人中最年轻、最英俊、最能干的一个。他爱说爱笑，手又很巧，他编的蝈蝈笼子，让卖蝈蝈的看了都叫好。他当印刷工，有时报上或书上有个小面积空白，他能随手画个花儿朵的补上。甥侄一辈人均喜欢他，姐姐们昵称他为：臭爸爸。可是，他和宝森叔叔们都哪儿去了呢？盼哪、盼哪，盼到了1938年底，消息传来了，日本人占领南京时杀死了不少人。再盼，没有消息，还是没有消息，所有从北平去南京三友印刷局的人都没有消息。他们可能死了，可能是在日本占领南京时被打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因为整个留在南京珠江路三友印书局的人均生死不明。四十多个人就这样从生活中消失了，可是家属还在，他们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战争是要死人，可是轮到谁家头上，还是接受不了。

四奶奶和姨奶奶天天来家向父亲要儿子，因为是父亲把两位叔叔带到南京去的。家中存有秉厚叔叔许多照片，四奶奶拿着这些照片又是哭，又是笑，不分场合，不管不顾地开口大骂。四爷爷家就在东郊区署旁边，四奶奶这么闹引起了日本人的反感。尽管四爷爷日语流利，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当教官，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等的任课教师，又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日本人还是坚决地把他开除了。四爷爷没有了生活来源，只好到我家蛰居。四奶奶由于悲痛过度，不久饮恨而亡，临死时还看着她那宝贝儿子的照片。姨奶奶来到家中，见到家中凄惨的样子，没再向父亲要儿子，只是说：这年头，人命不值钱呀！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来。

三、艰难岁月

1939年的冬天来了，那一年北平的冬天分外的寒冷，地上冻裂了口子，房檐上吊着很长的冰溜子。传说有一个洋车夫，耳朵被冻僵了，日本人说什么他不知道，那个日本人急了，上去打他一个耳光，这个洋车夫的耳朵就被打掉了。滴水成冰，街上经常有被冻死的人。家中来了人，不是说看见几个冻死在街头的倒卧，而是说看到了几个“一笑而亡”的，因为被冻死的人都是龇牙咧嘴，如同怪笑。这些无名死者的僵尸被席头一卷，砖头一压，往城外一抬，拉到东大桥火丧场一烧了事。

日本人来到北平后，把年龄大的警察一律辞掉。姨爷爷是清代北京城内巡逻的护兵，辛亥革命后这些兵没随徐树铮去外蒙古靖边，转成了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叫巡警。五十多岁的人没有了职业，只好天天早晨到禄米仓胡同里的粥场去打粥。最初，妈妈在打粥的人群中还能看见姨爷爷和姨奶奶老两口，后来看不到了，跑到贤孝碑胡同17号姨奶奶家一看，人去屋空，不见了踪影。妈妈的二叔叫吴力吉，也是个老巡警，是个识文断字能写会画的老旗人，一生很要强，也被日本人辞掉了。有一次他来到家中说：好像见到了姨爷爷。大家都很关心，问姨爷爷和姨奶奶在什么地方？他非常凄凉地说：“一笑而亡”了。大家听后都没有吭声，这位二外祖父一声不响地在家默默地吃了一顿饭，临行前拉着父亲的手说：允璋，好人啊！能人哪！生不逢时啊！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第二天，西直门外高亮桥西长河边柳树上吊死了一个人，那就是耿直一生、人缘颇好的八旗老人吴力吉。

死在街头的岂止是这些丢了工作的老旗人、老警察，也有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奶奶的三弟是个又懂满语又通蒙文、汉文的笔帖式，在清代是专为外火器营翼长起草满汉文件的人。他的汉文毛笔字写得庄重而潇洒，是擅长写对联的好手。辛亥革命后，他到外蒙古去当教师，不知什么原因，1938年后他回到了北平。当时大家均是生活无着，很难照顾到。奶奶对他说：老三啊老三，你不能天天躺在炕上数房梁啊，什么事都是人干的，好小子不怕丢人不怕苦，打小工拉排子车都能养活人。他会满文，没人理；他会蒙语，没人学；他会写毛笔字，那个年头用不上。年龄大了，拉洋车没力气，打小工没人要。旗人有个毛病就是好面子，明明没有吃饭，到我家来还说在外面已吃了一点。每次来家，妈妈均让吃饱饭；奶奶总是劝他找活干。他红着脸，一声不吭把饭吃完。如果有炒菜，还用热水把菜汤沏了，喝得盆干碗净。他知道，我们家的饭菜是不容易挣来的，是奶奶、妈妈和姐姐一针一线换来的。

四、祖母逝世

祖母由于劳累过度，终于得了病。但是，她是一个不知休息的人，只要能动，她就不肯放下手中的活计。为了生活，她拾过破烂儿、摆过小摊儿、当过女佣人，又去街头缝穷……为了不生孩子，很早就和爷爷分床居住；为了摆脱家中世代低贱的地位，她硬是用双手挑补绣花和缝穷来挣钱把父亲供到小学毕业。如今她病了，在能吃上混合面就不错的日子里，没钱看病，只能硬撑着，临死前一天，还给人家洗了一大盆衣裳。由于受萨满教和佛教的影响，古代满族人并不把死看得可怕，而当做一种归宿。奶奶临终，头脑很清醒，她对爷爷说：自己不行了，家里很穷，后事不要铺张。祖父和父亲本想简单了事，可是从外蒙古回来的舅爷爷坚决不同意，他说不想席头一卷了事，我们石家、你们赵家还没有死光呢，说什么也得按规矩办！

根据满族人不准在西炕和北炕死人的习俗，家里把街门的门板卸下来，用两条板凳搭在中间屋里当“吉祥板”把奶奶抬到了上面。奶奶平静地咽了气，爷爷和父亲忍痛为她更换上了寿衣。所谓寿衣，按满族人习惯，不论是什么季节死的人，都穿棉袄、棉裤、棉长袍。下面铺一个黄布单，上面盖一个白布单，也算是“铺金盖银”了。棺材怎么办呢？舅爷爷说由他和四爷爷去想办法。舅爷爷有一块家传的玉佩，长方型，约有二寸半长。这块玉呈淡紫色，四周雕有花边，中间的字只有蚕豆般大小，可是笔划全是凸出来的，十分名贵。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但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人们的命尚且保不住，谁还去买玉呢？货到识者手里方有价，必须找到识货的有钱的买主才能卖出好价钱。

四爷爷在日本上学时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听说有的在侵华日军中当了大官。四爷爷的围棋下得不错，这几个日本同学均不是他的对手。有时四爷爷高兴了，就说自己年轻时在日本如何技压群雄，在学校中棋艺如何出众。讲者无心，听者有意，舅爷爷这时非让四爷爷拉下脸来去找一下在侵华日军中的同学，把这块玉让出去。自从秉厚叔叔在南京失踪的消息传来和四奶奶去世后，四爷爷对日本人已没了兴趣，从不和日本人打连联。听了舅爷爷的要求，四爷爷说：二嫂是个有骨气的人，丧事应该不草率，但用日本人的钱给她办事，她如果有在天之灵，一定会不高兴的。舅爷爷觉得四爷爷的话有道理，也就不催他了，自己到东四九条找了一位名叫桂月汀的满族人，说了自家的难处。桂三爷是著名的古玩收藏家，又是京剧唱小花脸的名票，听了舅爷爷的话二话没说，当时付给了舅爷爷一笔钱，收下了那块宝玉。奶奶的丧事用钱总算有了着落。

满族人的家中死了人，门口要竖红心黑边的幡，死者是男性的幡插在右首。幡插在专门的木支架上，这一切均要到杠房去租赁。棺材的形状也与汉族不同，正面是六角，体积也比一般寿材大，棺材头前脸还要插一个扁型的葫芦。为了办奶奶的丧事，家中的东西能当的当，能卖的卖，四爷爷把自己使用多年的一支派克笔也卖掉了，七拼八凑总算凑够了买一具六棱型“狗碰头”的棺材钱。狗碰头的棺材是最便宜的寿材了，因为这种棺材连狗都能碰破。前面的葫芦一定是要插上的，有了这个向前探的葫芦就可称为“葫芦材”，子孙后代才能吉祥。遗体入棺后，寿材只能从窗户中抬出，不能走屋门，否则不吉利。

出殡的那一天父亲在前面打幡引路，舅爷爷和四爷爷都跟着送葬。爷爷非常悲痛，泣不成声。舅爷爷不哭，一声不吭地跟着走。满族人的孝服很简单，父亲只戴着一顶青布白疙瘩的帽头，腰上系条白带子就算戴孝了。根据舅爷爷的要求，祖母的棺材虽是薄皮寿材，但不能用4人抬的穿心杠，要用16人的大杠。爷爷答应了这个要求，为此，爷爷把祖传拉弓射箭用的翡翠扳指送到了高丽人开的小押店。舅爷爷要求出殡要走铁狮子胡同，爷爷觉得这胡同中间是日军司令部，太危险，没有同意，而是经铁狮子胡同东口，走北新桥，再过鼓楼后奔西直门出城。一路上，舅爷爷亲自撒纸钱，他扔的纸钱又高、又飘，一团纸钱扔上去，好像菊花一样在天上散开，然后纷纷扬扬飘向四方，引来许多过路行人的喝彩。

我家的坟地在海淀区黄庄，出西直门后还要走许多土路方能到达。棺材入土后，父亲叩完头，把孝带子搭到肩上，表示亡人已入土为安，送葬的人可以走了。舅爷爷不愿走，他说你们给我姐姐办的是光头三，出殡回去不放焰口自己心中不好受。再说坟地离着老家外火器营近，今晚不回城了，愿和自己的姐姐多呆一会儿，守一会儿坟。黄庄距西直门还有十几里路，回去晚了怕鬼子关城门，进不了城。爷爷和父亲见舅爷爷说得如此坚决，也就没有勉强他和大家一块回城。爷爷是天主教徒，本来不主张三天办接三、五天才出殡的，也不想请和尚与喇嘛念经，为了迁就舅爷爷只好按满族传统习俗办事。人已入土，回家还要请和尚念经，实在没这笔钱，爷爷坚决给免掉了，而舅爷爷认为是光头三，不圆满。爷爷和父亲与舅爷爷坟地分别，以后再也没见过面。有人说他跳河自尽了，有人说他又回外蒙古了。一个孤独无靠的老笔帖式，在竭尽全力办完我的祖母丧事后，不知道魂归何处了。

五、向往光明

在北平沦陷后的前二年，不明不白死去的人很多。父亲的徒弟金子升，是个祖上系黄带子的满族英文排字工人，工厂没事干，失业后拉洋车，遭日本人毒打后吐血而亡。妈妈的表弟关介平，在景泰蓝作坊里当掐丝工，日本人打仗需要铜，甭说制景泰蓝铜胎用铜，就是满族人各家祖传的铜脸盆也都让“捐献”了。没有铜造不了景泰蓝，作坊倒闭了，工人失业了。关介平为生活所迫，没有办法只好冒险去倒卖大油（青霉素），有一次出去跑买卖，几个人都没能回来，听说是被日本人抓去当了劳工，从此也没有了下落。西城燕京造纸厂有个工人叫金毓增，父亲是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同辈的宗室旗人，也被日本人抓走当了劳工。北平的满族人民饱受亡国之苦，不少人因为吃由麸皮、米糠、橡子等磨合混成的混合面充饥而得病，不少人因莫名其妙的原因而遭逮捕受尽酷刑而死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父亲回到北平后，经过多方努力，才在英文报馆中谋了个零售部主任的差事。为了安全，减少日本人对家庭的骚扰，我家从东罗圈搬到了北新桥的褡裢炕胡同40号。这个胡同位于北新桥的东南角，又深又小又曲曲弯弯，是个很不为人注意的地方。1942年2月，妈妈在这个胡同里生下了我。那是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是一般人家朝不保夕的年月。我家住得虽然很偏僻，但是也经常有日伪军前来查户口。姐姐说：你能平安活到今天，还多亏老佛爷保佑呢。我问怎么回事，她说：有一次进行防空演习，家中均要用内红外黑的窗帘挡窗户，屋内也要用同样的布把灯罩上。在我未满月时，遇到了一次防空演习，我的哭声引起了日本兵的注意，妈妈在月子里也没能把灯遮得很严，这就引起了日本兵的愤怒，闯进屋来对着妈妈大喊大叫。正当日本兵对我和妈妈要大打出手时，忽然发现我家屋内挂满了佛像。我家的佛像有一面墙那么大，叫全堂佛像。父亲供职的老板姓裕，是个信佛的满族人。知道我出生，裕老板坚持要到家中来看望母亲和我。为了和老板套近乎，父亲特意从东四牌楼的街头买来这特大佛像装饰在我出生的房间，以表示自己也信佛。没想到这本想取悦老板的佛像没先让老板看到，先让闯进产妇屋的日本兵见到了，他们立即肃然，不再吭声了。在众位画像上佛爷们的眼光注视下，日本兵把一床小被子拿起来，卷成个筒把灯罩上，然后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刚才，是不行的，要透光的。这样，这样才行的。日本人突然闯进自己的家，把全家人吓了一跳。幸亏有这全堂佛像在屋，日本兵才没有撒野。防空演习不许锁门，家家成了无防的居室，日本人来去无阻。

1944年，北平的物资更加匮乏，由于纸张不足，父亲所在的英文报馆也经常停工。物价飞涨，一张500元的伪币，只能当一元使用。500元伪币上的图案是天坛和孔子像，人们说：孔子拜天坛，伍佰当一元。吃着混合面，抽着杂牌烟。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报馆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以养家糊口。父亲是工人出身，体谅工人的难处，如实反映了工人的要求。这一下引起了老板的不满，也引起了潜藏在报馆中的日伪特务的注意，说是英文报馆中有了共产党。幸好英文报馆的工人团结，又都是多年在一起的父老兄弟。老板虽然对父亲不满，但由于同是满族人也对他进行了担保，在工人们的共同保护下，父亲被日本顾问叫去训了一顿，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事态平息后，有一位叫宋永安的人来家拜访了父亲，对他敢为工人说话表示赞赏，告诉他，日本人的日子不会很长。很快，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成了莫逆之交。宋永安对我父亲的情况和人品有了进一步了解，有一天，终于对父亲坦率地说，自己是八路军，是抗日队伍的地下工作者。父亲听了也很激动，表示自己是中国人，只要是抗日，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如果需要钱，砸锅卖铁可以捐献；如果需要命，现在就可以提枪上阵赴前线。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一个老北京的满族人，成为了党的事业的基本群众。尽管当时他对共产党认识还不清楚，但对抗日是百分之百拥护的。以后他利用自己的工作身份，在支持八路军抗日方面、支持爱国组织活动方面，不怕危险，不惜钱财，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切实有效的实际工作。在新中国成立时，他成了接收国民党印刷业我们人民政府干部队伍中的一员。我家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也是很普通的一名满族人，但是，他们和全市人民一样，不愿做亡国奴，一旦有了抗日的机会，都会奋不顾身地投入到爱国者的行列中去。

八年抗战，抗战八年。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把北京改成了北平。1938年，日本人操纵的伪“临时政府”又决定改北平为北京，但北京人民仍称北京为北平，以表示自己对敌伪的否定。北平沦陷了八年，几乎每个家庭均失去了亲人，但是，八年中，北平各族人民受到了磨炼，他们不会忘却这段历史。每当我想起祖父对我说的“宁当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人命如荒草，来去了无痕”这句话时，都觉得我们今天的生活特别珍贵，也特别希望能用自己的笔把一些普通满族人的遭遇记下来，让他们也在历史上留个痕迹。因为，中国人不会再当亡国奴了，我们中华民族需要振兴，奋起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