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之下作家的门槛

就题目所示，这个论题主要不是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努力去阐释一种关系。这个关系简括说来，就是文学、写作者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应具备的基本态度与方法。因此，首先需要的是对今天我们所处时代的理解；其次，在如此这般的一个时代里，作为一个写作者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1、“时代”之辨

时代是否有大小之分？进一步说，讨论它的大小究竟有什么意义？也许会有人觉得这个问题很空洞很庞杂，是难以捉摸甚至不值得关心的。但我想强调，理解并认知它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对于每个写作者而言，这是个非常重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古往今来，任何人都要生活在他的时代之中，我们凭什么来确定这个大小呢？一个事物，有它的过程；一个生命，有它的周期；一个朝代乃至一个民族，都会有它的兴衰际遇。在历史学的意义上，一般倾向于认为那些处在平稳期，因而缺少动荡和变化的时代属于“小时代”，它的可供研究的要素相对来说比较少。而“大时代”，则是那种变迁动荡、方兴未艾、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年代。当然，这个划分也是一种相对意义的划分，彼此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毫无疑问，我们都被卷入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动荡的时代。这样的大时代，提出了太多新颖的问题，孕育出太多的机会，制造了太多的困难，同时，也催生出太多的经验。就文学写作而言，上述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要向你的日常精神感受展开，进而要求你通过自己的文学经验加以处理。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性质和状况懵然无知，如果我们对自己身边和内心的复杂纠缠缺乏敏锐的感受体验，你会在时代面前举步维艰、进退失据，甚至摔得鼻青脸肿。需要指出的是，对时代大小的理解只是一个表层功夫。这个问题真正的困难在于对它进行判断。比如说，这样的大时代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文学写作对这个时代以及它的好与坏进行表达？

事实上，无论什么时代，对任何一个事物的价值判断都不会绝对一致。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每个人所看的，都是他自己的眼中之物。”换言之，每个人看到的现实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而每个人据以建立他的判断的根据，都可能是不完整的，在更多的时候，他的根据可能只是一个事物的不同层面。在现实中，会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大时代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是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向现代化推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壮举。这样的观点，是有大眼光大道理的。但同时，也会有人认为这是个相当糟糕的时代，贪渎腐败、物欲横流、人性沦丧、下岗、失业、拆迁、职场压力、道德失范、各种权利的被压缩甚至被侵犯等等，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如此看来，两种看法和判断是明显冲突的，而且它带来了非常致命的困扰。

2、门槛之说

有人可能会问，你扯这些干什么？我们都不是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这些东西我们有必要知道吗？或者，这与我们的文学有关吗？

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诚然不是哲学家和理论家，但对于一个在当下从事文学写作的人来说，在一个超越简单对错的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和判断上述的矛盾冲突，是一门必要的“功课”。对于一个文学写作者来说，在他的面前有诸多门槛，这是无需讨论的事情——不管什么人从事何种领域的工作，都有各自的门槛。一位作家，或者一位对文学事业有崇高信仰和饱满激情的人，自然会面对文学为他设置的门槛。首先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天赋”。关于天赋，以往人们对它有一种神秘主义的恐惧，认为“作家”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圣称谓。随着社会转型以及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作家的门槛又被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的地步。事实上，它既不神秘也不那么简单。文学写作最起码的门槛，是要求写作者拥有对生活的高度敏感，拥有对人性的细腻体察，同时，拥有相应的语言表现能力。当然也包括丰富的阅读积累。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必备的条件，这个门槛，是其他领域的专家过不去的。但是，若要写出优秀的好作品，在今天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面临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是我们处身期间每天都要面对都要承受的这样一个环境，它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与折磨。特别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面临着在种种错综复杂矛盾纠结中如何处理个人经验的空前挑战。

文学艺术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要与真理争论、是非辨析、社会批判、道德褒贬等理性活动相关，但是，文学艺术最初的动机以及它所面对和所处理的事物，是一种晦暗不明、充满可能性与多元性的领域，而不是那些斩钉截铁一清二白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学艺术主要不是对“真理”的确定性负责，而是对存在的丰富性负责。我们都熟知恩格斯在讨论巴尔扎克时所说过的话。尽管巴尔扎克被认为是表现了时代进步方向的现实主义大师，但是，他在“描写那些心爱的贵族的灭亡时，是充满同情的”；同样的例子是《红楼梦》，曹雪芹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关系即将土崩瓦解的大趋势，然而当他面对四大家族曾有的辉煌以及青年女性“红销香断”的悲惨结局，仍难掩痛苦和绝望之情。这是文学艺术特有的能力与魅力——文学总是能在历史巨变和争论的缝隙中保持某种客观的动人的力量。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情形，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比较习惯的方法论，就是喜欢用一种判断去反对另一种判断。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基础，是一种简陋的真理的二元论形式：坚信对立双方必有一方是错误的，而既然自己真理在握，那么对面一方就绝对是谬误和谎言。在文学方面，类似这样的真理观，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写作者没有很好解决的。其实仔细想一想就会知道，无论是这个复杂的世界，还是我们面对的大时代，都未必如真理那般简单得一清二白。就我们上述两种对立冲突的判断而言，很有可能双方都有其合理性。用宁肯所强调的“追求真实”来比照，应该说它们各有其理解历史切入现实的深度和无法回避的真实性。这个特别复杂多义、层次纠缠的问题，要求我们具备一种理解现实问题复杂性、多维度的思想能力。对于那些构成我们理解困难的事物，切忌用一种非此即彼、斧劈刀削、势不两立的“真理态度”或者道德态度去处理。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显而易见的门槛横亘在文学和它的写作者之间。

3、改造我们的学习

文变染乎世情。大家都知道李鸿章那句名言：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话已经被说滥了，几乎说到了麻木的程度。可是我们的文学是否真的理解了这句话的涵义？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无论怎样，在今天，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了，因为电脑改变了一切、互联网改变了一切、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了一切。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我们处理我们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的所有的那些词汇、那些概念、那些基本的逻辑，都发生了令人感到困难的深刻的变化。文学表达的有效性，也就因此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我经常举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在日常伦理的修辞表达上，我们如果想正面评价一个人时，我们总是会对他说：你真是一个好人。然后被评价的对方接收到了这个信息，他一般都会反馈说：谢谢，哪里，我做得还很不够，距离某某标准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应该说，这是一个我们都能理解并且都在遵循的有效的表达。但是随即我们发现，经过这三十年的社会转型以后，伴随着很多东西失效的同时，这个正面评价的表达也无效了。也就是说，当你认真地诚恳地说：你真是一个好人。他的反应完全可能会说：去你妈的，别忽悠，你才是好人呢！二十年前当王朔这么说的时候，人们还把它当成一种针对某种伪善的调侃，而在今天，人们无论在判断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普遍对“好人”保持着微妙的复杂的态度。这或许仅仅是一个不很恰当的例子，但我希望借此说明，在这些表面看来很微小、但实则关系重大的问题上，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不仅是一个物理的世界结构在变化，这个物理世界的变化已经在影响和改造着我们的主观的情感世界和认知世界。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观的基础正在发生动摇。如果你不能处理这个世界观，你不能处理这样的认知问题，不能处理你的情感逻辑和讲述逻辑，不能处理你的修辞逻辑，这个时候，你的文学表达的有效性很可能就要出问题。也就是说你非常用力地触及这个时代，但由于上述原因，结果是你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这是完全可能的。注意我想再次强调，我说的是有效性，而不是“真理”的正确性。

当某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成为了无效表达，文学写作的多元性丰富性，乃至它对存在负责的客观性就是一种解救之道。但正是这一点，对我们的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门槛和要求，而迈过这个门槛的必由之路，除了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之外，我看不到其他捷径。每一位写作者，都有一个基本的精神世界和知识世界。这个“世界”的构成，包括他的基本教育、道德教育、文学教育以及日常生活知识积累。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他生活在这个物理世界当中所依靠的基本知识。任何人离开这些东西都无法生存，更遑论文学写作。通过对这个精神世界和知识世界的运用，写作者得以尽其可能去观察体验，形成自己的文学经验，最后通过对这些东西的整合而形成一个文学文本。问题在于，个体的差异决定了每个人眼中的世界的差异，你的眼光有多大，这个世界就多大。另一方面，知识结构和精神世界一旦形成，就会再次形成某种控制甚至迷信，成为某种类似“先验”的不容置疑的东西。所谓先验世界，大致是指上帝、绝对真理等等不需要讨论的事物。然而，我们存身于其中的这个大时代，以及我们自身的知识判断，远不是一劳永逸绝对正确的，它们都是需要予以反思需要不断讨论的。所谓“改造我们的学习”，首先就要求我们拥有一种勇气，将那些“先验”之物置于一种被反思的的位置上。换言之，学习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先验之物的克服过程。尼采当年最初提出“重估一切价值”，人们对它的服膺与享用，比较多是沉溺于“推倒重来”的破坏性快感，而绝少想到知识主体在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个责任，包含着写作主体对自身历史观与世界观的克服与重建。经由这个过程，我们有可能获得更大的知识背景和更广阔的世界，我们的文学经验和文学表达也会因此变得非常不同。以当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为例，须知中国的社会转型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无论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改革，还是我们偏远农村的土地改革，还是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劳动力结构的转型，都与这个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过去说得很俗很滥的“地球村”曾经很遥远，而在今天，我们不经意间就发现已经确实如此了。但令人忧虑的是，我们看到很多写中国改革进程的作品，它的世界就那么狭窄，局限在写作者自己的小视野中，对各种社会现象、道德冲突的描写和解答大致都是因循旧说，非此即彼，甚至陈词滥调得可厌。这个意思是说，当一个写作者在运用自己的知识处理文学题材时，除了文学内部的知识以外，其实他的背景应该尽可能拓宽扩大，他需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问题，他应该努力去探究，他的文学题材与这个世界之间还有哪些或者显明或者隐秘的关联。譬如人们常说的“蝴蝶效应”，加勒比海一只蝴蝶扇动着翅膀，完全可能在太平洋东岸掀起风暴。我觉得我们应该具备这样看待问题的思想方法。比如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南海不断发生争端，其实可以预见到，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南海可能就是今天的波斯湾，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就现在整个的世界战略格局而言，中国的南海问题将来很可能会国际化。我们还应该知道，给目前中国带来严重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口政策，是中国以自己的牺牲对人类所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可是在西方，却是一再遭到两面攻击的：一方面，自私的西方人对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心存难言之隐，不断地鼓噪“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话题；另一面，当中国制定和严格执行人口计生政策后，他们又在报告里说计生政策侵犯人权。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有太多太多，我绝非主张作家都去写这个，事实上我们的文学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处理这种题材。我只是想说，这些知识也应该是我们作家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一个写作者，如果你的世界仅仅是你所理解的、你眼中所看到的这点东西，那么非常遗憾，我相信你写不好。

怎么办？我没有药方，也不敢乱开。我想，我们只有怀着一颗谦逊之心，克服先验之物，改造我们的学习，认真地向生活和这个世界学习。由此，我们的文学可能会付出失掉某些确定性的代价，但是，我们将赢得丰富性。从而，我们的文学有可能为我们的时代和灵魂保留下真实的有生命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