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
故乡的老屋
黄土塘原来是个镇，后来衰落成村了。在富裕的苏南，这里仿佛一个“穷乡僻壤”。
黄土塘新修的公园立了一块刻石“千年古村”。这“千年”的由来，我没地方查考。但黄土塘确实是个古村。家谱记载，我们这一支的先祖，就是明代末年由皖南迁徙而来，在这片荒芜的塘边落脚生根，造屋修路，繁衍生息的。以后的世代，好歹大多有点小的功名，但没有出过什么大官，在这苏南鱼米之乡的小镇上，安逸地过着耕读传家的生活。
黄土塘是个码头，地方虽然不大，生意倒是蛮红火。在码头往东一条略带弯曲的石板路老街上，布店、南货店、饭店、百货店、米行、银器店一家挨一家排过去，光是唱评弹的书场，就有四家之多。镇上有小学，也有中学。民国年间的无锡，由于发达的民族工商业被誉为“小上海”，处在锡北地区的黄土塘，则被称为“小无锡”。
我的爷爷，大概是不满足于清苦的农耕生活，在老街西段通往码头的岔路口，开了一爿“合大米行”。看样子爷爷颇有经营头脑，加上他的精打细算，米行生意越做越好，成为镇上数得上的店铺。爷爷的算计，现在看来近乎抠门儿，一个铜板几乎要当两个用，从不到外面吃饭摆排场；家里节省得连肥皂都不舍得买，奶奶洗衣服，用桑树枝烧的灰，灰里含有碱性，有去污作用。有一回，奶奶终于从他的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块银洋，拿去买了家用，一年以后，爷爷突然摸着口袋问：“我这袋里的一块银洋呢？”一爿小店养着一大家子人，他的这种省吃俭用被视为一种美德，当地土话称为“做人家”，就是会过日子。
爷爷不白辛苦，也不白抠门儿，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老街东首步步高升的台基上，造起一座三开间的两层木楼。在乡间，新房子上梁是极隆重的活动，亲戚从各处挑来装得冒尖的抛梁点心，足有十来担，鞭炮声中，主事的木匠师傅从梁上朝四方抛撒点心馒头和糖果，乡邻的孩子大人争相去抢，热闹异常；梁上还要抛下一块大方红绢头，主人夫妇一人抓住两只角共同接住，然后放到稻草编的米囤上，叫做“接宝”。当时，我的奶奶接住了，而爷爷一脱手，一只绢头角落在地上。但无论如何，那时节这座楼是镇上最好的房子。黄土塘还没有一两家盖楼的。家人从斜桥里的平房，搬到了街上的新楼。在新楼前，又开了一爿店，由大伯父经营。
爷爷到底是个生意人，就主张像他这样辛辛苦苦实实在在做生意赚钱，不支持子女念书，尤其反对女孩子念书。他的一句名言叫做“学堂，学堂，学懒堂”。小姑妈至今还记得，每次找父亲要学费是多么艰难，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苦苦哀求。他却叼着烟斗，闭着眼睛，一言不发，一副冷酷的表情。
可小镇上文风很盛，家里的子女，也一个赛一个地争气。除了长女出嫁，长子继承家业经营米行，次子中学就到外省读书，获得全省会考第一名，毕业后考取七所大学（那时是各校分别招考），同时被保送唐山交通大学，后又留学英国伯明翰；幼子考取了五所大学，上了北京的清华；幼女也上了北大，后赴苏联留学。黄土塘老屋里，出了一代学者。
爷爷享用他造的楼房一年多就去世了，人们不由得把这同他上梁时“接宝”没有接好，绢头角落地联系起来，认为那是不吉利的。
解放后，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米行关门。大伯父父子先后进了城里的工厂，老屋被集体拿去，后来一度成为村里的老年活动室。街上的私营店面，也一家接一家被迫关闭，小镇上的商气顿时冷落，生气也衰减下来。
同样在老屋居住时间不长的二伯父，却改变了老屋的命运。作为共和国第一代参与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他在1999年被追授了功勋奖章，获得了国家的最高荣誉。人们唏嘘他在“文革”中惨遭杀害的境遇，敬佩他苦读成材、严谨治学、为国争光的精神，家乡人当然更自豪于他带来的荣耀，于是地方政府决定，把老屋以他的故居的名义征为国有，给退休还乡的堂哥置换了一楼一底的新房子。几年以后，故居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还挂上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
老屋旧了，但依然结实漂亮。而老屋的性质，从此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