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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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家》2009年试刊第二期
《北京作家》2009年试刊第一期
家在西城
作家：侯錱
我上小学以前，家住在宣武门外香炉营5条。每天早上六点多钟， “奶奶”（我母亲的养母）和保姆一起招呼我们兄妹3人起床、穿衣、洗漱。大约7点钟左右，我们会被同一辆儿童车接去上学。这种儿童车现在早就没有了，那是一种三个轮子上面驮着一个木头小房子的人力车，专门用来接送上小学或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之所以同车而行，是因为我们兄妹就读在宣武门里的同一所学校——石驸马二小。这所学校就在现在的新文化街，著名的北京女八中（鲁迅中学）西侧，是由北洋时期的总理大臣熊希龄（1870—1937）私人创建的。校址原是清代的克勤郡王府，据说是清顺治年间由明代的石驸马府扩建而成的，到了民国时期它已转手成为熊希龄先生的私产了。这所学校的特殊之处：前院儿是小学，后院儿是幼儿园。那时，我上幼儿园；我的两个哥哥——侯耀华、侯耀文上小学。在我们就读的20世纪50年代，学校的门口还保留着王府的规制，矗立着两个大石狮子和上马石，两扇红色油漆的大门上有拳头大小的铜质门钉，位置较低的那些，被我们这群出来进去喜欢用手抚摸它们的孩子摩挲得锃亮，多少显示出这座建筑的威严与神秘。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个用普通白布做的围嘴，围嘴是当时幼儿园的统一着装，领口处用红线绣着“石驸马幼稚园”几个字，右下角有个圆形小兜，是用来装手绢的，兜口处也用红线绣着字，那是我上幼儿园时的名字——侯真真。记忆中，幼儿园的设备十分完善，木质的地板、钢琴、各种大型积木、攀登架……应有尽有。师资力量也很雄厚，类似于现在的寄宿学校。我的老师（那里一律都叫老师，不叫阿姨）当中，一位李姓和一位熊姓的就住在学校东侧的跨院子里，她们二位都是熊希龄先生的亲戚。我成为牙科医生以后，还给熊老师看过一次牙，那时，她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
每天傍晚，大约五六点我们放学回家，大多数的时候，父亲都不在家，那是他出去工作—— 演出的时间。九点半左右， 大人就开始催促我们上床睡觉了。而父亲到家的时间总得在十点以后。这时，母亲就会为他准备好丰盛的晚餐。建国初期，我家常有来京学习的解放军战士， 他们有的在北京没有亲戚，就只能暂住在我家的西厢房里。父亲酒足饭饱之后， 夜课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家的这种作息时间，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文革”期间除外），我家搬到木樨地的楼房里。有一回，隔壁的邻居笑着对我说：“昨天夜里我起床上厕所，听见你们家炒勺还响呢！”
然而有一点，我父亲不论多忙多累，他都会抽空为我的三个哥哥去开家长会。不幸的是，家长会后发生的事，却让我的三个哥哥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先说我大哥——耀中，他自幼是一个活泼好动，偶尔还会和同学舞弄一下拳脚的孩子。听了学校的反映，父亲一想，不行！得把他送到部队的大熔炉去锻炼一下，都说百炼成钢么。就这么着，我大哥16岁就被父亲送到海南岛战线文工团当文艺兵去了，一去就是11年，文革中受父亲的牵连，被隔离关押整整三年，直到“四人帮”倒台才获平反。大哥刚入伍那会儿，简直就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父亲逢人便说：“我们家是军属！”再说我二哥——耀华，本来功课不错，胳膊上挎着两道杠（少先队中队长），自己努力，考上了北京八中。不巧，1960年，印尼排华，他所在的学校分来了一大批华侨子弟，用当时的话说，他们个个“奇装异服，生活资产阶级化”。父亲一看，也不行！得转学，不然孩子就学“坏”了。就这么着，我二哥被父亲强行送到一个远离市区，一周才能回家一次的黄土岗中学，和一群农民子弟成了同学。我偶尔也会想，他那种“叛逆”的个性是不是由此养成的？我三哥——耀文，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背着书包到处去听相声，他多才多艺，跳舞、打篮球、游泳、打冰球，摆弄各种乐器，画画、写字，无所不能，偏偏就是不爱念书。父亲去北京六中给他开家长会，回来后，我听见他悄悄对母亲说：“也难怪小阿弟（侯耀文的乳名）语文不好，他们老师是个华侨，自己的中国话都说不利索。”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听父亲说 “护犊子”的话。后来，父亲勉强同意我三哥辍学，进入铁路文工团学员班，或许，这也是一个因由吧？“文革”爆发以后，我三哥就读的学校成了“重灾区”，“武斗”很出名。一天，父亲拿着刚从街上买来的小报，边看边对我说：“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幸亏耀文离开了那所学校！”
对于家庭教育，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夸耀的：我们家所有的孩子，无论男孩女孩，个个都会使用缝纫机，个个都会做饭。在我们那个年代，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技能。我插队的时候，这种说法，得到了充分验证。这种教育方式，可能和我父母都是孤儿的背景有关，他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尽早的独立。
再说说“三年困难时期”吧。坦白地说，到现在我都没弄懂，那几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好在已经过去很久了。平心而论，在全国人民都饿肚子的年代，我不记得我家里曾经有过断粮的时候。只是我的妹妹——咪咪，因为得了肾炎，搞不到足够的抗生素，吃中药所需的茯苓之类，也都是短缺货，最终不治夭折了，那是1962年，咪咪8岁。
那年，我们家也学着别人养了两只兔子，因为可喂的东西不多（粮食蔬菜人吃还不够呢），父亲就想出一个办法：用他喝过的废茶叶喂兔子。那时，我们已经搬到复兴门外的机关宿舍去住了。父亲上班的地方离家不远，他用一个装水果罐头的玻璃瓶当茶杯，每天下班他就顺手把喝过的茶叶倒在兔窝里。久而久之，每到父亲快下班的时候，兔子就到大门口等着，还显得有点期待的样子。父亲有时高兴，就用手拿着茶叶逗兔子，兔子吃不着着急，就会用两只后腿儿支撑着站起来，眼睛紧盯着父亲手里的茶叶，一副既可爱又可怜的样子。母亲说：准是兔子对茶叶上了瘾，产生了依赖性。
大年三十，母亲让人把兔子宰了，和凭票供应的猪肉一起炖了一大锅。到了晚饭时，孩子们都高兴得迫不及待，盼着炖肉早点儿上桌。父亲却一口都没吃，甚至一眼都没看。
那几年，尽管生活艰苦，但对于儿时的记忆，大都还是美好的，哪怕是兄弟姐妹间的打打闹闹、相互指责、到家长面前去告刁状，偶尔撒个小谎，给彼此使个小坏什么的。到现在，都成了记忆里的美丽“童话”。记得那时，我时常被我三哥耀文捉弄。譬如：有一年，过元宵节，他放学回来，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么？我们老师说，我们中国人很了不起，就说这元宵吧……有几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发现元宵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但就是不知道元宵的馅儿是怎么弄进去的。于是，他们买了很多带回去研究，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显微镜，还是找不到外皮有被打开过的痕迹。”那时，我刚上小学，听他讲得头头是道，于是，“元宵之谜”困扰了我很多天。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学会了游泳。一开始，我母亲很支持我。暑假时，给我买了游泳衣和公交月票，允许我和同学们一起去游泳池游泳。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由于妹妹病逝，母亲的性情大变，似乎是害怕再失去我。因此，不再让我去游泳，还把我的游泳衣藏起来。我就穿着裤衩背心偷偷地去学校附近的护城河里游。回家时，母亲总要审我：“又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不是下河游泳去了？”“没有，真的没有！”我和母亲撒谎。这时，我三哥出现了，站在母亲一边，给母亲出主意：“您只要在她胳膊上用指甲划一道，如果是白色的，和周围皮肤颜色不一样，那就证明她准是游过泳了。”亲爱的读者，您大概能想象得出来，我当时，咬他一口的心都有。最可气的是，1964年，我上小学6年级。报纸上开始批判作家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故事中资本家的女儿也叫珍珍，和我上小学时用的名字同音同字。有一天，他回家时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一本正经地说：你最近在学校表现很不好，你们老师已经把你的问题登到报纸上去了。一边说，一边故意让我看到报纸上的“ 珍珍”两个字。我当时吓得差点哭出来。
我对我三哥的记忆，多数都是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因为他16岁考上铁路文工团以后，就搬到单位宿舍去住了。那时，我才只有12岁。在家里，因为我们俩是“挨肩儿”的，所以，一块儿玩的时候就会多一点儿。他既聪明又很淘气，记性好，书背得很快，但就是不好好背。譬如他背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明明是：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可他偏说：一条破布挂前川。背《木兰诗》应该是：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他却说：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母狼。小时候，常听他在家里摇头晃脑地背书，那样子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待到我学这一段的时候，先入为主。在课堂上闹出笑话的事，不说，您也能想得出来吧。另一方面，我又很感激他，“文革”以后，父亲的工资被扣发了。全家只有80元生活费，有时候，到了月底，家里的日子接不上了，母亲就会给他打电话，他就会退了食堂的饭票，把钱给母亲送回来，接济家用。自己一顿饭只吃半份菜。很有点儿“为人子，敢担当”的样子。这事发生在我插队的日子里，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从此，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文革”中后期，父亲虽然从河南的“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但，据说是被“内部控制使用”，说白了，就是“挂着你”，要么就是美其名曰：“下基层。”工厂、矿山、鱼岛、东北林区、大庆油田哪儿都去。一句话，反正就是不用你，不让你上台，不让你说相声。自然，他留在家里的时间也就多了。可我们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还是聚少离多。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厂桥的“麻花电台”宿舍了。1967年，我们全家祖孙三代，从复兴门外真武庙的四居室单元楼中，被“请”到了德内大街285号的这所大杂院中的三间总共只有20平米的小屋。这里一共有二百多家住户，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清代，这里原是个贝勒府；抗日时期，贝勒府被日本人改作电台使用；1949年3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接收了这个大院子，作为电台的“大修队”。因此，这院里住的大都是“蓝领”。“文革”初期，广播局“有问题”的人，也就是俗称“黑帮”的一类人和家属都被“下放”到这里，如：邓拓家、梅益家、温济泽家、侯宝林家、刘宝瑞家等等。我家住的三间小屋据说是日本人洗澡的地方，门和窗都是推拉式的，还有放衣服的壁橱。由于家里人多，除了必要的床、桌子和木箱，其余的东西就都变卖了。1971年，父亲从河南“五七”干校回京探亲的时候，曾经一块一块地捡些废砖头合着凉席、塑料布什么的，亲手为家里盖了一间小厨房。这样，母亲就不至于在数伏天也得站在屋檐下暴晒着做饭了。那些年，我们全家“四分五裂”，上山下乡，就连母亲和祖母也差一点儿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时候，被送到乡下去。只因母亲是个孤儿，找不到原籍，没有地方送，才留在了北京。老实说，我家虽然是“黑帮”，但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歧视，院里的工人和家属对我们还算客气，尤其是到后来，大家都熟悉了，偶尔也有邻居家做好吃的，端一碗送过来的时候。每当此刻，母亲都会感激涕零，深深领会着工人阶级的纯朴、憨厚。
父母去世以后，我整理家中的旧照片，发现全家人竟然连一张像样的“全家福”都没照过。1969年，一家人即将各奔东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团聚，才在分手前，去离家最近的护国寺照相馆合影。那张照片中缺少了我大哥耀中，那时，为了父亲的事，他正在海南岛挨整呢。
1991年11月29日，我们在木樨地24号楼家里给父亲过最后一个生日，来了一百多位客人，家人也总算凑齐了。大伙心知肚明，都知道这一天的重要意义，纷纷合影留念。我们全家挤在父亲的卧室里，有的坐床上，有的坐地上，抢拍了一张合影。说来也怪，这么难得的机会，闪光灯却偏偏出了问题，严重地曝光不足，黑乎乎地看不清楚。每每看见它，我就唏嘘不止。后来，多亏有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感谢电脑软件的不断开发，终于将照片修复了。那就是您现在看到的，《七嘴八舌侯家事儿》封面上的那张合影，不然，真成了我们终生的遗憾了！
1983年，是很幸福的一年。那时，父亲告别舞台改行研究学术，也已经与人合作出了几本书，算是小有成就。又因为落实政策，在木樨地分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过新年的时候，大伙儿商量怎么让“老爷子”开心。有人建议开个“笑话晚会”。于是，我和父亲的几个学生、还有邻居，共同策划如何布置客厅，分工购买年货，制定说笑话的规则。大伙儿一致认为“笑话”必须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自编的才行。现在，我能记得起的就只剩下两段了，还都跟交警有关。
一段是贾冀光师哥讲的“大闸皮”的故事，是他在马路上亲眼所见：“一位农民大哥骑着一辆自制的脚踏车，这种车是用自来水管子焊接而成的，不带挡泥板，也根本就没有刹车，想停下来时，就用脚踩前轮，借用摩擦力，使车慢慢地停下。这位大哥后面还带着一位妇女，行驶到复兴门，被交警逮了个正着。交警喊话要他停车，并告诉他骑车不许带人。他犹豫了一下，想停住，就用穿着解放鞋的右脚去踩‘刹车’。回头一看，交警正朝他走过来，误以为要罚款，登起车就跑，匆忙中掉落了一只鞋。交警又气又笑，朝着他的背影喊：‘老乡，你的大闸皮掉啦！’”
另一段，是我讲的：“有一天，我打车经过钓鱼台国宾馆东门，看见一位农民老大爷赶着一辆小驴车，沿着三里河路自东向西而来，被交警拦在路的拐角处。正在这时，坐在我身边的计程车司机摇下车窗对着交警喊话：‘哥们儿，你要是扣他的车，你还得给他喂驴！’”
那天，大家都特别开心，像我这样从来没有什么“表现欲”的，也过了一把表演瘾。不同的是，那天父亲和我们对换了角色，他是听众，我们是演员。他自始至终微笑着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用一种欣赏的眼光注视着我们的一招一式 。
我和父亲相处最多的日子，是父亲被确诊患胃癌、手术后的日子，也就是他去世前最后的一年零十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有时甚至是24或者36小时不离他的左右。这回，改变命运的事终于轮到我了。
1991年3月，两会期间，父亲作为人大主席团成员住在北京饭店。由驻会的协和医院大夫查出患有胃癌，必须立即手术。父亲到我当时工作的医院找我商量，我不在。那时，我正在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北京分院突击德语口语，做去奥地利学习前的准备。在得知父亲的情况后，我明白，我4年的准备该结束了。这一天，对所有做儿女的人来说，是必然的，可我还是觉得它来得太早，我还没有什么心理准备。
随后，六百多天的时间，每一天都是那么漫长，看着父亲平日健硕的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最后仅剩下区区30公斤。父亲最后的五个月，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南楼度过的，赖以维持生命的除了点滴药物，就是他难以割舍的相声事业。他还想创建一个“笑的艺术研究会”，编一本《相声艺术大辞典》、续写“自传”的下半部分、回顾他一生说过的“段子”，再去给帮助过他的恩人们拜年…… 总之，他还有许许多多想要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他还没到该走的时候。
每天，我从木樨地的家中出来，眼泪就忍不住夺眶而出。走出五棵松地铁站的时候，我会擦干泪水，我不能让父亲看到我的绝望。其实，把父亲从中国康复中心转到301医院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要以“天”为单位计算了。傍晚，我把父亲交给大哥，一人独自离开病房，我会备感孤独和恐慌。但走出木樨地地铁站的时候，我又会从新打起精神，我不能让父亲的病情写在自己的脸上。因为，母亲太敏感了。
父亲住院时，最大的乐趣是和我们打扑克，打到高兴时还会说上一两句笑话调节一下气氛。遇到领导和同行来，谈话的内容依然离不开相声。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我会给父亲按摩、读报纸，告诉他我在来医院的路上遇到的新鲜事儿。有时，他不说话，用眼睛看着天花板，我就知道，他还是放不下相声。我就说：“您有什么心事就跟我说吧。”父亲叹口气：“唉！您又不是说相声的，跟你说也没用。”有一次，又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安慰父亲：“任何一项事业，都不是一代人做得成的，至少需要几代人接力才能完成。”父亲不语。
快过年了，父亲说：“今后再不能给马三姐和晁师傅家拜年了。”我就说：“您放心！以后每年我替您去。”父亲走后，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还去天津看望了父亲的老观众——贾四爷，1940年正是他和“燕乐戏园”的老板来北京邀角，使得父亲有机会从此走上了成功的道路。几十年来，他一直都是父亲忠实的“粉丝”。还有一位孙先生，“文革”时期，外调人员硬是逼迫他，让他揭发父亲是日本汉奸，可他宁死不肯栽赃陷害，才保全了我父亲，也保全了我们全家人。他们都是我们的恩人呀！
父亲去世后，我放弃了从事多年的牙医职业，改行整理研究和父亲有关的资料。为了一个承诺，也为了一种责任，因为父亲说：“你们从小吃的、穿的，连一块尿布，都是我说相声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