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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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家》2009年试刊第一期
雄踞之处，未必是巅（外一篇）
作家：凸 凹
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的一个小镇上。这是一块主要从事农业的小小的殖民地，人口稀少，文化稀薄——殖民地文化、亚洲移民文化及衍生的次文化，似有似无，还彼此隔绝，用奈保尔的话说，就像是一个“被移植来的非洲”。这里的人只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而且是以有限的本地方式，便感到，他的未来几乎就是一个“死胡同”。然而就这么一块不毛之地，居然有一个写诗的人，而且当他薄薄的一本诗集出版之后，还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认认真真评价一番。荒蛮之处，居然有“思想生活的守护者”，这让奈保尔惊异不已，一如沙海里见到了一小块绿洲，即便小到近乎无有，也给了他“向死而生”的希望。他觉得，文学是无路之处的路，与渺远的远方连着。
帕斯捷尔纳克也出生在一个小地方——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叫别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黄土漫漫，枯枝层层，林间空地上，马车好像自己在走，因为刻板而恒定的生活，让马车夫选择了昏睡——闭塞与小，剥夺了歧途。帕斯捷尔纳克捡来枯枝，面无表情地扔进壁炉。烧熟了的马铃薯起了多余的皱褶，他知道已到了剥食的时分，便从烟灰里“掏”出来。一如乡下的工匠，不紧不慢地干活，安安静静，而没有累的样子一样，他吃得也是那么安静、从容，似乎不是为了吃，而是咀嚼着一份安于现状、终老于斯的心情。
然而他的父亲在打理好庄园之后，还钟情于画画，后来居然还有机会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画插图，也因为这层关系，还结识了德国现代派诗人里尔克，以至于有了偕帕斯捷尔纳克到火车站为其送行的场景。这个场景改变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轨迹——他知道医治生命慵懒的方剂中，有一剂最让人心旌摇荡的良药：诗。诗能给枯槁之树萌发新芽生命的冲动，不仅“向死而生”，而且，不再能忍受生活的平庸。
我的出生地更是峡仄，四面大山顽强地纠结在一起，抻出了巴掌大的一小块平地，赶羊的人在那里歇歇脚，把一根枣木拐杖插在那里，走时遗忘了。第二年他又走到这里，发现拐杖居然发出新芽，便把一家老小带过来，安了家，便衍生出一个小小的村落。这就是我文字里经常出现的那个“小垭”。垭，一个状形的字体，喻大山匝着的一小块平地，与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相彷佛。小垭真是咫尺之地，村东有一爿石碾，村西有口山井，村里人在二者之间循环往复，从不知山外事，也不想知山外事，就这样自生自灭了。
然而当支书的父亲到山外开了一次会，居然还带回两本《房山文艺》，一切就不同了。那是县文化馆的一个人散发到会场上的，不少人都扔了，而父亲出于怜惜，随手装进他的干粮袋里。书册里的风光开了我的蒙昧，才知道山外的世界五彩缤纷、无奇不有。心中便生出大忧伤，感到如果一辈子活在小垭里，还不如不活。便生出一个向外飞翔的欲望，隐忍贫寒，潜心苦读，缓慢而真切地飞出山外。后来去拜访那个散刊物的人，看到那个人戴一顶米黄的鸭舌帽，面目黧黑，无灵光样相，但是，却在别人的心中播撒了灵光，感到文学真是一种类似羽翼的东西，轻，却可以致远。
奈保尔幸运的是，特立尼达那个地方不仅有写诗的，而他父亲居然就写小说。父亲努力把身边的事情都装进他所认为的“短篇小说”。但父亲的文学一辈子都在低地徘徊，影响从来没有跨过本地域的那排由庄稼编成的栅栏。日子的凡常，生活资源的稀薄，笔底生出波澜是很难的，便刻意地设置“巧妙的结尾”，终至让人感到虚假、可笑。但是，在奈保尔眼里，这是一种“伟大的悲壮”——因为父亲的努力，让他懂得了“何为文学”以及文学背后的艰辛，给了他足够的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他到“别处”去寻找生活，文学坐标也对应着特立尼达的生活，便避免了“轻浮”与“精神的漂泊”。
后来的奈保尔有了一重真实的感受——走出生地，云游四方，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是必须的，因为只有那样，才会有眼界、才会有心胸、才会有联想的能力。但是，在广阔的世界里游弋不止的人，也往往会迷失自我，走上一条不归路。他曾痴迷于毛姆和亨利·詹姆斯的文字，并试图用他们的方式写。但是，却总也找不到写作的自信和“如释重负”的感觉，写出的作品，也缺乏独特气韵，给人的印象是似是而非、似曾相识、似有实无，终不可取。他最后的成功，是因为找到了自己处理素材的方法——用他的特立尼达生活经验，比照他的英国生活经验、融汇他的印度生活经验——抬头看路，回到“原点”写。所以他说，“我”的素材与他人的素材之间差别太大，只能走自己的路，让自我“在场”——“这里根本就没有文学共和国！”
帕斯捷尔纳克也有自己的幸运。他藉藉无名时，正巧遇到了鼎鼎大名的马雅可夫斯基。后者的意气风发、激情四射以及《列宁》、《穿裤子的云》发表后，莫斯科街头争相传颂、群情激奋的情景，让他感受到了文学的崇高及伟大——“文学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甚至是社会生活。”所以他坚定了“为文学而活”的信念。马雅可夫斯基的高蹈与躁厉，导致了最终的毁灭，让他感到，文学人生其实是很脆弱的。但是，在刺痛和阴影中，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文学理性：文学是“冷的”，是“向下”的，莫斯科只能制造“传声筒”，而不会创造出纯粹的文学。
他又回到了那个叫别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在燕麦田埂上，在瑟瑟的桦木林中，在深陷而坚硬的车辙里寻找“实生活”的意象，忠实地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潜心于他的“最高准确性”的文学追求。到了后来，苦难与岁月，终于兑现了对他长期的忍耐理所当然的奖励。他给人的启示与奈保尔是一样的，在别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的价值实现，离不开他的莫斯科“出走”。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虽然“只有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才能写得好”，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他们都拥有“俄罗斯本土以外的生活”。面粉自身本无酶，酶是人加进去的——“别处的生活”是酶，拿到本土来发酵，才有独异的思想植株借势而长。这或许就是评论家笔下的所谓“二律背反”。
最后，自然要谈谈我的幸运。
我的幸运在于，在我本能地亲和文学的时候，我身边的那几位一直被城里人小觑的农民出身的作者，在发表单篇作品都很艰难的情形下，居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这提升了我的信念，甚至诱发了我的野心，所以，我能走到今天，文学的动力是家乡人所予。但是，他们的步伐虽然一刻也没有停顿，至今却只有半只脚迈进了京城。因为他们虽然拥有沃土，但在任何时候，都不曾主动接触外界的世界，他们信奉的是，自己的世界就已经足够了。因而便缺失了联想和想象的能力。同时也没有建立主观批判的立场——有魅力的事物，未必合乎道德；文明的存在，常常缺乏趣味。他们总是非白即黑，非彼即此，不敢想象，事物的真相，往往在不黑不白、不此不彼之间。乡党所失，正是我之所得，他们给了我不早不迟的警醒，使我以“急迫的姿态”向自己世界之外的世界进身。
不仅是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让我胸廓大开，而且包括有机会接触到的所有作家、评论家和学者，也让我感到己身甚小。为了阔与大，甚至一度还想“连根拔起”去到城里工作、学习、生活。所以还生活在本土，是因为：一、自己所珍视的那些人一旦走近了，会有许多负面发现，不仅是做人，更包括作文。一如奈保尔所说：“友谊之所以保持得久，也许就是因为我不曾细读过他的作品。”文坛的许多同志，远看是花，近看是绢。二、外界世界存有成见，并不真心接纳你。那些尊重你学识和写作的人，往往并不会读或认真地读你的作品，在他们眼里，尊重就够了。这种尊重近乎于漠视、蔑视，让你无法承受。三、便是奈保尔和帕斯捷尔纳克式的启示：雄踞之处，未必是巅。大作家，往往都是在小地方写作的。
但是，要想突破局限，必须要有超越本土的眼界，要有“别处生活”的经验。如何获得？唯有读书一途。
古人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如何知道？读来的。
从蒙田那里也得到了一个会心的意象，即：坐行者。读书人，也是行者。以“坐”的姿态，纵览历史，游历天下，阅尽万物，饱识人生况味，就是拥有了大生活了。原本是心虚的，还标榜“在乡土上嫁接文化”以雅身份，读过了能够读到的古今中外的世界名著之后，气运丹田，胸装万象，便不再以农民的出身为鄙，也不再以用这种方式接触外界世界为非，且心中有了一种盈满的自信与豪迈——峰巅如何，不过是大地的皱褶而已。
验 证
一直以为，阅读是为了获取经历之外的经历、经验之外的经验，因而拓展生命的维度，让人生超越局限，更广阔地伸展的。但阅读的实际感受，特别是“过量阅读”之后，发现，在超出我们自己人生体验的经验面前，我们常常不敢确认，久久不能融入我们自身的情感世界，而是一直停留在“知道”的界面，难以化成“我”。
譬如，我父亲身材挺拔，而且是个猎人，枪法很准，猎物在他面前，很难逃过。但他在人面前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刚烈性格，邻人欺负他，在门外叫骂、扔石块，明明枪就挂在墙上，他也不摘下来，伸展出去以振声威，而只是低头蹲在屋里傻笑。所以，他虽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枪客， 却一辈子活得低声下气。最初的阅读，我很喜欢海明威和杰克·伦敦的作品，那些硬汉形象能让我摆脱父亲的阴影，感到扬眉吐气。但一接触到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我立刻就陷入一种爱情一般的痴迷，再读海明威的时候，我居然感到他很做作，很不真实，甚至有些隔膜，便兴味大减。为什么？还是父亲在起作用。父亲身上那种温厚、隐忍的东西，经常出现在后几位的文字里，让我回到生活的原点与来路，感到遗传性情的种种，因而大感亲切，本能地与之亲和。
再譬如，四十岁以前最爱读的文学品种是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那种天马行空式的想象，让我在生活的苍白和单调之外，感到一种悠远和宏富的东西，让我激动不已。过了四十岁，因为经历了足量数的沧桑与变幻，知道了平凡的生活才是硬道理，美梦十有八九不会成真，便羞于在想象中迷醉，耻于一大把年纪还春梦不醒。一如喧哗之后必定是平静、绚烂之后必定是质朴一样，我突然喜欢阅读一些朴素的东西，即散文与随笔。蒙田说：人到了二十岁，到了生命的顶峰，以后就走下坡路了。四十岁已进入老年，应该过退隐的生活了。三十八岁那年，他称自己已到了年，辞去波尔多法院推事的职务，躲进蒙田城堡的一座塔楼，不问世事，也不问家事，一心读书、思考、写作，一“隐”就是十年，写出了著名的《蒙田随笔》第一、第二卷。就是说，人一过四十岁，即进入随笔年华，写随笔、读随笔，才是自知知人的状态。
多年的随笔阅读，让我不平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甚至进入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从容之境。因为随笔文字所记述的都是一些朴实的人类经验，属于“实”生活和常态生活，能给阅读者的人生感受予以切实的验证，让人感到，天地空蒙，岁月不经，然而“我”（基本人性）还是在的。
譬如读富兰克林的《致富之道》，就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增广贤文》，感到，古今与东西，在人生的基本经验上是一致的。他说：
啮啃久了，老鼠也能咬断粗缆；斧斤不停，力小也能伐倒巨木。
这不禁让人想到中国的“水滴穿石”和“积跬步以至千里”。
富兰克林是美国的大政治家，但在随笔中所阐发的却是平民哲学。小民无帝力可依，所依靠的无非是时光中的坚忍。所以，他的文字见人见性，读着舒服，让人感到，生活中的人是无贵贱之分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还有华盛顿的《谕侄书》。其中“真正的友谊乃是迟开之花迟发之树，只有经受得住风雨洗礼才无愧于这一美誉”一句，也是草根精神的底色。直让人感到，随笔面前人人平等，尺牍之小，是不让《独立宣言》之大的。
其实，人一过了四十岁，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基本定型了，具有了旁观者的心态，有定见地看待周围的一切。所以， 他人的议论， 无论多么精彩，也很难让人乱性乱魂，做盲目的遵从。阅读的时候，也往往不是为了获取“新知”，而是捕捉适合自己的口味。换言之， 不是为了增益， 而是为了验证。这时的阅读， 基本上是一个寻找“同路者”的过程——趣味稍合，见解略同，就心中大悦，感到那人的著作写得真是好，是可做枕边书的。
譬如威廉·库伦·布赖安特在美国作家中并没有杰出的地位，其文字基本是不被人关注的，然而读了他的《论诗歌和时代与国家的关系》，就突然觉得他要比海明威高明得多。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认为，民俗、神话、传说、谣曲乃是诗歌（文学）之源，“隐秘难明的事物当中往往具有某种激越神思与慑服心灵的强大力量”，而理性、科学乃至现代化、信息化过于发达的社会，往往缺少有质地的文学。他的观点正吻合了我的创作经历和创作理念，让我兴奋不已，自然就比海明威更令我敬重——我的创作，植根于京西的民俗、风情、传奇和物事，没有地域文化的底蕴，我的文学气象肯定就被湮没了。而且我一直认为，没有陕西的偏僻、原始、神秘、厚朴，就不会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
这种情状，爱默生有透辟的说法：一起思想与行动的是非评断，都是以个人的认识为依归的。在《谈美》一文中，他认为，所谓美，首先是那个自然的存在给了我们直觉上的愉悦；其次是引起了心灵的冲动，即人的个人意志以主动的姿态介入其中；最后是客观事物被人视为智力对象，作主观的考量。通俗地说，美是一种精神现象，它源于自然，但它的充分发展则有赖于人的意志的干预和参加，即必须与真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由原来的自然美上升为人类的艺术美，这样才完成了审美的全部历程。窃以为，这个“真”字，就是源于个人经历的切身体验，经验被验证之后，美才有了情感温度，才作用于心，让人弘毅而安妥。
最后我要说的是， 常年的阅读，“我”被反复验证之后，就会生出一种心灵豪迈和人生自信——已是骏马，何必再肥？便不被倚重，也能心安。
既然河山广阔，大地无垠，这个世界一定会有我的一个位置。便不必用他人的价值尺度衡量自己的存在。
再傲岸的山峰，也无非是大地的皱褶。便身份低微，也能承重，自足于隐忍之中。就理解了父亲——外在的懦弱，恰恰证明了他内心的强健，他心中的猎枪一直是在的，以悲悯为准星，以本分为依托，始终瞄准着最值得猎取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