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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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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果物语

作家：陈松叶

        作家孙犁先生说过，他像北京厂甸过节时吆喝着叫卖的糖葫芦，是最下面、最干瘪的红果。这自然是过谦的大家风范，我辈岂敢如此这般此喻。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大作家协会会员，更像是粒粒冰糖，经过熬制之后，紧紧地把红果包裹起来。千万别像砂糖，一盘散沙：更别学绵白糖，缠缠绵绵的，太腻味了。
        不论是哪一级的作家协会，对专业作家而言，是发工资、分房子的单位，是可以不坐班，却可以享受各种福利待遇，若有资历或什么作品得奖了，则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可能的地方。这样好的一块芳草地，普通老百姓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更多的业余作者也只是在奈何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看久了，如同面壁，终有所悟。搞文学创作如同许多人拥挤在独木桥上，推推搡搡跌跌撞撞挤过去了，加入了作家协会，原以为很风光很热闹，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子事儿。作家协会像一座城市，你是进城的打工者。作家协会是一栋老宅，砖瓦灰石，雕梁画栋，各就其位。说白了，作家协会更像是一列客车，有软卧硬卧、坐票站票，辛苦点也能到达目的地，只要你中途不下车。我更希望作家协会应该是茶舍而不是市井，品茗品人、养心修道，岂不快哉！即便是市井，能大隐隐于市的，则是大家。
        若不是一纸征文，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作协会员大抵想不起来北京作协已成立三十周年了，应该庆贺。如同人的生日，孩童时，是父母给过，再穷的家庭，也有母亲在灯下缝制的新衣穿；年轻时，喜欢和同龄人，尤其是和心仪的异性过。而今，北京作家协会三十年庆典，写一篇纪念文章，略表心意。
        我是一九七五年由湖北调到北京的，在一家建筑企业工作。因为喜欢文学，工作之余写点东西，我便抄了几首诗寄给了当时刚刚复刊的《北京文艺》，不久，也就是一周的时间，一个叫兰春荣的女编辑给我打电活，说寄来的诗准备发表，希望我继续努力，写出好作品。这个现在看来很平常的电活，却成了我人生路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几番风雨几多磨炼，“作家梦”是圆了，可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波澜，风起云涌，使我不寒而栗，很想“回头是岸”，可船到江心补漏迟，晚矣。在《北京文艺》又发表了两次作品后，在征得单位同意后，我便借调到《北京文艺》，做了一名业余编辑，与孙迅韬、姚欣、兰春荣，同一个编辑组。“业余”了一年多，单位不愿意了，我们发工资，你给人家干活，这怎么行？要么调走，要么回来。为生活计，我回到了单位。又过了一年多时间，北京作家协会成立了，我被接纳为会员，並参加了“文革”后北京文联的首次文代会。可惜，我至今未见到在人民大会堂的代表合影。我还记得，在会议期间，与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有过一次简短交谈，他说，写诗和演戏，是要用生命去体现的，要倾注心血的。时隔三十年了，我至今还用这位戏剧大师的话激励自己。同为北京人艺的另一位表演艺术家朱琳老师，只要是诗歌朗诵会或教学活动，都会朗诵我的诗作《雪花赋》，朱琳老师给我写信说，她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朗诵这首歌颂周总理的诗的，《雪花赋》是她的保留节目。
        加入北京作家协会后，参加过一些活动，有些活动至今还有印象，感觉很温馨，如北戴河的疗养、游古北口长城，十三陵水库的作品研讨会等，作协的初衷无非是让会员们有一个彼此交流技艺和增进了解的机会，有一个放松心情，整理思绪，提高写作水平的条件。那个时候的会员们不论写诗的、写小说散文的，写评论的，没有高低厚薄之分，没有大腕与小辈之分，互不相轻，其乐融融。现在，各个体裁的专业委员会有了，会员多了，反而活动少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当年会员一百多人，如今一千多会员，没法比。
        由于我写的《雪花赋》、《梦九泉》经过朗诵和广播，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北京作协的副秘书长郑云鹭同志鼓励我报考刚刚恢复的文学讲习所，终因实力不够，或因为是“写诗的”，落得个与“范进”一样下场。初战失利，可单位签字同意我上学的两年时间却很难得，郑云鹭在征得文联领导同意后，将我借调到作协工作，主要是联系业余作者，组织一些文学座谈、讲座之类的活动。记得当时的工作人员有李青、萧耘、李耘、熊潮，大家相处得不错。我在北京作协呆了近两年的时间，不论后来的结局怎样，我始终感激郑云鹭同志的知遇之恩。细细一想，命运之神挺青我的，北京亦是我文学创作的福地，第一次投稿很快就发表了，二次借调到与文学有直接关系的“风水宝地”，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呵，可惜，只是开花却未能结果。究其原因，乃性格所至。我这个人，一不安分守纪，二不拘小节，对于机关坐班很是别扭，到点上班到点下班实在是很痛苦的事。几年前，一家文化公司高薪聘我替他们审读书稿，我婉拒了，拒就拒在坐班上。哲学家讲性格决定命运，此言不谬。
        我借调到北京作协的时期，是北京作协的鼎盛时期，许多在反右和文革时受到不公正待遇与迫害的作家得以纠正和平反，纷纷复出，重新拿起笔，一展雄姿。像萧军、王蒙、刘绍棠、骆宾基等；一批驻会作家也开始发表作品或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如雷加、草明、杨沫、李学鳌、端木蕻良、浩然、管桦、林斤澜等。这可观的作家群，加上一批获奖有实力的作家加盟，如谌容、张洁、陈祖芬、陈建功、理由、李陀等，再加上后来调入的阮章竞、张志民等，如果算上不驻会的吴祖缃、谢冕、汪曾祺、中杰英、郑万隆等，北京作家协会的作家团队，仿佛是文学海洋上的“航空母舰”，傲视群雄。记得当年有人开玩笑地说，这简直是“北京作家协会中国分会”。我同这些作家在作协办公室大多见过面，有的也交谈过，有的成了朋友或忘年交。记得我曾经应《健康报》约请，采访过谌容。与李学鳌就诗歌创作进行过多次交谈。张志民算得上是我的老师，他对我的创作很关心，要求我的作品都要给他看，看完之后，就以他的作品为例，讲立意和构思，讲生活与提高。刘绍棠住处离作协很近，他到作协取信件或办事，都要到作协办公室坐一会儿，聊一会儿天，他只留下笑声，不扔下怨言。我与他算得半个酒友，因为这酒多是在他家中畅饮，怕我破费而不愿去酒馆。杯起杯落中，我既品酒，也细细品味我从学生时代就敬佩的这位“神童”作家，这位大运河的儿子，在豆棚瓜架下，讲述《水边人家的哀乐故事》，让多少读者为之动容。如今，他驾一叶小舟，从北运河的蒲柳树下出发，孤帆远影碧空尽，惟有思念天际流……
        一个作家协会总是要不断发展新会员的。八十年代“朦胧诗”派的崛起，对北京作家协会而言，既是惊喜又是挑战，尽管社会上争论得沸沸扬扬，作协还是果断地把杨炼、江河、顾城等吸收为会员。他们的加入，无疑给北京诗坛增添了活力，为中国的新诗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当年以晏明为主任的诗歌创作委员会经常举办讲座、讨论会、采风等话动，新老诗人互不歧视，相处得十分和谐。这种情景十分难得，这显示了北京作协的开明，也彰显了北京诗坛的宽容。我不敢说我在其间起了什么作用（我当时是诗歌委员会的委员），但以我的年龄优势，在新老诗人之间充当了协调员的角色，我既可以与韩忆萍、赵日升、王恩宇、王振荣、顾绍康等老诗人切磋诗艺，又可以与王家新、高伐林、杨炼、江河、顾城等现代派诗人饮酒唱和。我曾多次去江河家中聊天，对他的藏书之丰富惊羡不巳，又对他的女友蝌蚪之死十分惋惜。我也应约去过顾城家，对他的创作状态有所了解，顾城写诗很奇特，躺在床上犹如天马行空，穿梭于白日梦与童话之间，把朦朦胧胧的感觉写满贴在墙壁的纸上，有的还配以图画。顾城在一封信中称我为“酋长”，我想这是开的童话式的玩笑，也说明我和朦胧派的诗人关系不错。二十几年后，巳故的何玉锁和健在的任洪渊两位老诗人说我是“老年现代派”，印证了我得益于当年北京诗坛和谐兼容的良好氛围。如今，顾城与他的妻子谢烨长眠在异国他乡，我这个“酋长”除了写诗悼念外，还能做什么？呜乎！杨炼与我多次“煮酒”论诗，他跟我聊卡夫卡、惠特曼、聂鲁达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和经历，又讲自己写《大雁塔》、《诺日朗》的心路历程，杨练的写作如同巴赫的《赋格的艺术》。历史是几代人正在忘却的，历史如雾中突现的风景（米兰.昆德拉语），诗人让这些风景流出笔端，寓意虽像雾一般朦朦胧胧，情愫却像蓝天白云一样清纯。
        北京作协的诗歌队伍是可观的，创作水平参差不齐，这倒不要紧，好在诗歌创作纯属个体劳动，酒逢知己的可以结社，诗风相近的可以结盟，但拉帮结派、划地为牢就不可取了。我离开作协后，这种现象已见端倪。有一位比我年长的某报诗歌编辑对我说，要想在北京诗坛混，你必须加入我们这个“圈子”。我自然不会被人左右，我写我的诗，要“圈子”何用？果不其然，“圈子”真的对我还以颜色，一些活动不让我参加了，他们经营的刊物对我予以封杀，他们像一群“地下工作者”，神神兮兮的，令人哭笑不得。诗人靠作品说话，别的都是瞎掰。我惹不起躲得起，“下海”远离北京了，在广卅、上海、武汉游荡了十年左右，也就是说我十年没有与北京作协联系了。这在政党内是要受到“脱党”处分的，但北京作协却没有抛弃我，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啦，何况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会员。
        也许是经历了“浮沉”之艰辛，也许是领教了商场之险恶，我“浮”上岸来，开始创作，单位也乐意养我这个“作家”。我的作品得到了社会的肯定，连续三次获得北京市文学艺术优秀作品奖；我的诗集《逝者如斯夫——文学大师与先贤们》经北京作协推荐，成为中国作协2008年度重点扶持的文学作品；今年，我又被北京作协批准为选题签约作家。我巳六十五岁了，写作状态尚佳，身体亦无大碍，但这种尚佳能佳到什么时候，很难说，故我戏言：这是“最后的挣扎”。北京作协对我创作上的支持，公平和激励兼而有之，最好的感谢就是写出好作品。
        近年来，网络媒体时有各地作协乃至中国作协的风波和花絮，我辈俗人，故且当作茶余饭后的聊资罢了，不便掺和。倘若按这些“斗士”们的设想，作协改成了什么“编剧同盟”“作家工会”，又会怎样，我想，那依然是少数大腕或名人的俱乐部和沙龙，与广大作协会员何干？恐怕“同盟”的盟主依然还是副部级，“工会”的主席也还是正部级，信不信？反正我信。国情如此，岂可乱改，稳定压倒一切。目前这种体制虽有某些弊端，广大作协会员尚能得到一些关怀与眷顾，如果真把这种体制取消了，其后果实难想象。
        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故作家应有“上善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文学界欢迎争呜，作家之间可以竞争，但切不可搞人的斗争。让我们为文学的繁荣勤奋写作，无愧于作协会员这一称号。正是：红果生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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