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96年底或1997年初，北京京剧院的新编《白蛇传奇》在长安大戏院上演。邻居送了我两张票，因为我们住小羊宜宾胡同，离戏园子也就几分种的路程，便去看了。看时颇有些感想，回来就写了一则短文，发表在《北京晚报》上。后来有一天中午饭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当天下午就要在长安大戏院二楼某室召开《白蛇传奇》座谈会，希望我参加。我虽然毫无思想准备，也无熟人，但还是因为住得近，自己对京剧改革也有些看法，连衣裳都没来得及换，便又去了。
        主持会议的是长安大戏院的经理。到会的有北京市文化局局长、京剧研究者和宝堂、北京京剧团团长王玉珍、著名演员孙毓敏、《白蛇传奇》的几位主要演员，还有几位观众代表。会前大家互相介绍寒暄。忽然有两位青年来到我面前，说道：“您是首都师大王老师吧，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想访问您关于京剧改革的看法，做一个电视节目。”我说我是临时匆匆赶来的，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连衣裳都没有换……但婉拒无效，被热情请到室外走上，以粉墙为背景，摄像机已摆好，嘱我不要紧张，对着镜头讲就可。我心想，咳，这才是赶鸭子上架呢！
        幸而我有几十年的教书经验，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居然侃侃而谈，大意是：时代变了，古老的京剧为适应新社会和新观众，势必要有所改革。但京剧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程式特色，不少脚本经过几代人的锤炼，要做重大变动，必须慎重。或者干脆不如新编，编新工作和保古工作可以两条腿走路。编演新京剧，不妨大胆尝试，保存老京剧最好力求原汁原味。
        这个意思我在座谈会上也说了。会上我还举了几个关于唱词改或不改的例子。譬如《女起解》里苏三有两句词，我记得原为“想当年在院中缠头似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后来有的演出改为“想当初在院中凌辱（一作“艰苦”）受尽，到如今又落得罪衣罪裙。”这种改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和《会审》里玉堂春的几处供词发生矛盾了。妓女玉堂春即苏三的供词是：嫖客王三公子“初见面银子三百两，吃一杯香茶就动身。”“公子二次把院进，随带三万六千银。”“先买金杯和玉盏，又买翠盘与翠瓶。”“南楼北楼公子造，又造一座百花亭。”这些银子当然都是为苏三花的，供苏三享用的。旧时有些妓女是妓院老板的摇钱树，很受优待，苏三大概就是这样，过的并不是受尽凌辱的艰苦生活。我认为这是不应改的地方，却改了。又如《锁麟囊》薛湘灵春秋亭里有几句词也是自相矛盾：“我正不足她正少，她为饥寒我为娇；分我一枝珊瑚宝，安她半世凤凰巢。”贫女赵守贞没有什么嫁妆，“她正少”是事实。薛湘灵的嫁妆“不下百万”，单是赠给赵女的小小锁麟囊里，据后来她自己回忆就“有金珠和珍宝光华灿烂，红珊瑚碧翡翠样样俱全。还有那夜明珠粒粒成串，还有那赤金链、紫瑛簪、白玉环、双凤錾、八宝钗钏，一个个宝蕴光含。这囊儿虽非是千古罕见，换衣食也够她生活几年。”薛家如此富有，薛小姐还有什么“不足”呢？“我正不足她正少”，我想“不足”也许是口口相传“富足”之误吧。我以为这是应该改的地方，却未改。
        会开完了，临别我还收到长安大戏院经理赠送的一份礼物，包括一块手表，上面绘有一个花脸脸谱，是纪念品。经理还特别给我说，要看戏，随时找他。后来我没有找过他，不好意思。
        不过北京电视台专访我的那一段录像，确实在“北京新闻”节目里播放了，是一位要好的朋友事后告诉我的，说是看见我在一面粉墙前头胡说八道，东拉西扯，下面还有一行大字，是：京剧爱好者首都师范大学王景山教授。



                                                                    二

        “京剧爱好者”，这可是我的新头衔了。实话实说，我的头衔过去已经不少，好听的有优秀教师、优秀党员，难听的有漏网右派、牛鬼蛇神，不过多半头小帽大，名不副实。倒是“京剧爱好者”这个头衔么，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如此，这般，我就笑纳了。啊？哈哈哈……
        我爱好京剧，是从儿时开始的。大概才五六岁吧，家里有一个话匣子，就是留声机， 还有一摞唱片， 百代公司的、高亭公司的、胜利公司的、蓓开公司的，都有。那时家里的男女老少都喜欢听《洋人大笑》，热闹，引得大家前仰后合，人人捧腹。我却特爱听大戏，即京剧。梅兰芳老板的《霸王别姬》，荀慧生老板的《钗头凤》，金少山老板的《牧虎关》， 谭鑫培老板的《定军山》，马富禄老板的《花子拾金》，当年我都是耳熟能详的。
        到戏园子看大戏，就是大事了。我出生和度过儿时及童年的地方，是山东枣庄，原中兴煤矿公司所在地。枣庄原先大概只是个小村庄，因产优质煤，进行开发，便逐渐形成了一个颇有些现代化的小城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车一走，拉狗拉狗！”应有尽有。可是却没有正儿八经的电影院子戏园子，外地戏班子来，都在席棚下头木板台子上演出。戏台虽是因陋就简，演出却是一丝不苟。生旦净末丑，神仙龙虎狗，手眼身法步，唱做念打舞；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宁穿破，不穿错；一棵菜。别看没有名角大腕，人家那敬业精神可是没得说。记得看过一出《九更天》，演员赤膊俯身紧贴在一块钉满钢钉的木板上，在台上滚来滚去，叫做“滚钉板”，没有点儿气功底子，恐怕是做不来这个动作的。演出海报上还经常出现“真刀真枪，文武带打，当场出彩”之类的字样。记得看过一次武打戏《铁公鸡》，满台是带辫子和不带辫子的赤膊汉子，单打独斗的，打群架的，真刀真枪，一点不假，玩儿了命了。是不是那个外号铁公鸡的，在满台火彩时，还挤眉弄眼说了一句“老帅送我小白鸡儿，烧死它的娘卖儿！”全场哄然。
        当年枣庄矿上有俱乐部之设，爱好京剧的职工组织起来不定期地粉墨登场，我记得最常演的是《法门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大太监刘瑾出场的引子、定场诗和自报家门，小太监贾桂念的状子，“郿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那一个经典唱段，都是儿时看戏的成绩。
        我的弟兄姊妹多，前面四个都是男孩，够闹的。家里给买了演戏用的刀枪剑戟、锣鼓家什，敲打起来，哐哐哐哐，刀对刀来枪对枪，连打出手都练过。拿大顶，翻跟头，打旋子，更是我们山东孩子的拿手好戏。
        1937年，抗战开始了。全家逃难到汉口，1938年夏又逃到重庆。当时有一个京剧班子“厉家班”在重庆演出，演员都是班主厉家的十来岁的孩子，厉慧良，厉慧兰，厉惠敏，厉慧斌，厉慧森，生旦净丑全了。我们常去看他们的演出，孩子看孩子演，格外有趣。到1939年，五三、五四两天重庆遭受了日寇的大轰炸，我们家从城里搬到郊外，就不可能专门进城看戏了。后来到贵阳读高中，到昆明读大学，好像就再没有看过京剧。
        解放初期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重要的演出和汇演都能分到好票。梅兰芳、韩世昌、白云生三位花甲之年的老演员合演昆曲《游园惊梦》里的俊男靓女，成为菊坛佳话；侯喜瑞老先生在中山公园演《马踏青苗》，整个一个活曹操， 上下场门挤满了人， 一是为了就近观摩，二是准备万一老前辈有什么闪失。总而言之，许多老戏好戏都有机会看了，真是大饱耳福和眼福。
        不过也有让我到现在仍然感到非常遗憾的事，就是看戏的机会太多，难免时间发生冲突。有一次拿到的两张票时间冲突了，一张是看经典老戏《群英会》，萧长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叶盛兰……闪亮登场，不折不扣的群英演群英；一张是看李伯钊同志的新作歌剧《长征》，据说其中有于是之扮演的毛主席出现。考虑再三，政治标准第一，选择了后者，放弃了前者。后者后来再也没有演第二次，前者那样规模的《群英会》也没有第二次了。
        说话到了1957年，我有幸亲历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因几篇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杂文获咎，最后从宽处理，未戴右派桂冠，只开除了党籍。从此夹起尾巴做人，老老实实教书，也不敢再去看戏什么的找乐子了。
        此后，阶级斗争的弦儿越绷越紧，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钢铁元帅升帐，土高炉遍地开花；打麻雀，除四害；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眼看到了共产主义。忽然听说外地饿死人了，北京城也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脚脖子上一摁一个坑儿。于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说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阶级斗争的弦儿，好像也有所松动。1961、1962年间，我的日记里也就又有了看京剧的记载。一些原来禁演的老戏也能演出了，钱浩梁的《伐子都》就是在二七剧场看的，从摞在一起的三张桌子上云里翻下来，惊心动魄，真功夫！忽然出溜到桌子底下，又出溜出来时，脸变灰了，子都阴谋害人那种做了亏心事大白天见鬼的精神状态，被演绎得活灵活现。刘长瑜的《卖水》，也是那一时期看的。还谣传过这样的笑话，说是当年某大学教师中，颇多刘长瑜的“粉丝”，有一次请刘去做报告，刘长瑜进了教室，四顾无人，正纳闷，定睛一看，才发现一些老先生都十分虔诚地匍匐在桌椅旁的地板上，“五体投地”着呢！
        不过好景不长，阶级斗争还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老戏又都不演了，接着隆重登场的是革命样板戏。钱浩梁不演帅哥子都了，出演《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刘长瑜不演漂亮丫鬟《卖水》了，出演同剧里的李铁梅，还有高玉倩饰李奶奶，袁世海饰鸠山，把一段抗日主题的革命故事表演得淋漓尽致。实话实说，我当年看了此戏的确是深受感动的，四位主角的主要唱段和对白，我几乎全能克隆出来，包括“磨剪子来——戗菜刀”那一声吆喝，我也能喊一嗓子。《沙家浜》里赵燕侠、马长礼、周和桐的“三茶馆”，我能“一赶三”包下来。《杜鹃山》杨春霞的著名唱段“家住安源”，我也能哼上一哼。现在呢，样板戏我还是张嘴就来：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可是老伴不干了，说是我一唱，她受影响，找不着调了！呜呼呀！我嘿，不能再提当年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