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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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家》2009年试刊第二期
《北京作家》2009年试刊第一期
他啥都没忘记
作家：甘铁生
我的老校友、老文友、老哥们儿史铁生走了。我和他同是在清华附中读过书，不过我读高三，他读初二，年长他几岁，但是有几十年的交情了。他的过世，对我来说，是很沉痛的损失。
他走得挺辉煌。并不是那种癞癞叽叽地磨蹭、死磨活泡最终也是得撒手人寰的那种。这点就表现了他的不凡。他生前说过，若是脑溢血或是心肌梗，千万别抢救……我们的朋友姚永正说：“铁生，活得明白呀！”
在北京798时态空间“与铁生最后的聚会”的追思会上，岳建一跟我们谈到铁生时说：“他是整个中国最难得的杰出作家。”我非常赞同他这个观点。我甚至认为，即使在全世界，铁生也是难得的杰出作家。因为除了作品，他还将自己的身体也奉献了出去。据当时在场的医生介绍，他的肝脏已经移植给了一位患者，我当时就想，这位患者太有福了，他换了一颗多么了不起的器官呀！
那天，活动完毕回家的一路上，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史铁生。
记得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都是工人。他在一家街道工厂里当工人，我呢，在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里看大门烧锅炉。但我们都喜欢读书，喜欢交往，喜欢胡乱涂鸦。最初，我们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如他的《午餐半小时》和我的短篇小说《聚会》都是发表在民间刊物《今天》上。那时他住在雍和宫西门南侧。在他家，我结识了徐晓及她老公，再就是熟知了一位叫曹一凡的人物。我们那个小圈子里还有刘树生、陈放，有时候李克灵、李功达、晓建等也去。不久，我们又都加入了北京作协。
跟他在一起，我总觉得我从他那里收获到更多的东西。但他却不以为然，他似乎总是会说我蹬着自行车推着他到哪里哪里的事儿。实话说，这些情景我大多已记忆模糊。但他还是记着。三年前我们一起去大连。是在海边，他跟我说，又见到大海了，二十多年前，你推着我的车，从北戴河火车站到海边……我笑了：还记着呢！他说，那是他插队返京后第一次看到大海，所以印象很深。于是我们俩就在海边粗略地回忆了一下——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前夜，思想解放的大潮汹涌澎湃。作协的活动很多。王蒙、刘绍棠、中杰英等这些右派老大哥们也纷纷解放出山。大家聚在一起很是开心长见识。那次，是郑云鹭大姐带队去北戴河。她将我们这些处境困难的小兄弟全拉去了。还是有这个活动之初，郑云鹭大姐便跟我说，史铁生出行不便，到北戴河距离海边的驻地还有段距离……我说，这简单，我将自行车随火车托运，下来后蹬着自行车推着他到驻地呗。这事过去后我确实忘记了，究竟是我独自推他呢还是另有他人，比如刘树生等哥们儿？我一个人能成吗？确实我忘了。我只记得，我们上火车时，因他的残疾车进不了旅客车厢，只好进了火车的邮件车箱。这样，我们几个又跟他在邮件车厢里说说笑笑着到了北戴河。因为我们两个最熟悉，所以就安排我们俩一个房间了。
也正是这次北戴河之行，我才更多地了解了他的胸襟。
我们没彻夜长谈过。因为他必须好好休息。但他显然休息不好。每天夜晚，我都会被他恐怖的吼叫惊醒几次。幸亏我神经很健全，看看他并无异状，而是继续睡去，我也便倒头睡去了。只是第二天，他会带着他特有的微笑问我：“被我夜里的惊叫吵醒了吧？”我问：“你每天睡得都很不踏实吧？”他说，他常常整夜地做噩梦，特别吓人的梦。我说，是不是就是那种总是被人追赶，上天入地地跑，总是险象环生那种梦？我就老做这种梦。他说，也有这种梦，但更多的比这还吓人，是上刀山下火海那种梦，乱七八糟的那种梦。由此我知道，我们一般人都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很多梦都是社会生活常态在脑海中的反映，而他，却比我们多一个内容，那就是他的病体，带给他更多的精神反映。这于是使他比我们多了一层人生的思考，特别是关于生与死的思考。
史铁生很认同我的看法。他那时就跟我说了，他的终身职业其实就是养病，其他都是业余的。他还跟我谈到他母亲、父亲以及妹妹史岚。当然也会谈到文学。我评价他说，你总体是现实主义的思路，应该属于纯真现实主义，纯文学、真实的现实主义，如今伪现实主义过于充斥了。我呢则更喜欢现代派小说。他说，中国大量的读者还是受所谓现实主义教育出来的，他们的审美情趣大都停留在这个水平，玩现代就得耐得住寂寞。我说是呀，我试着趟趟吧。他还谈到他插队时的人和事，非常有感情。后来那些人和事儿都出现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了。
我还记得在一次朋友们聚会时，是谁说：两个铁生，你是史铁生，他是甘铁生，一个湿，一个干……史铁生微笑着说：“可不，我给他点水他就滋润！”
这话我听着特别舒服。至今记忆犹新。其实他不知道，他一直滋润着我。他的精神境界，他的文章，他的为人处事，他对人生的那种境界！
写到这里，铁生那宽厚的微笑面庞再次浮现在眼前，他没走，他始终活着。就像在北戴河时，迎着映照着夕阳的海面，我推着他瞭望着美景、听着波涛的喧嚣在沙滩上边行进边闲散地聊天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