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还掌上

        我的小名叫珠儿，是父亲起的。这是他为我们兄妹五人起得惟一的名字。母亲说是掌上明珠的意思。
        京剧“打渔杀家”中，肖恩要去与仇家决斗，因舍不得女儿，便一同带了前去。船至江心，女儿害怕了，要回去，肖恩大怒。此时女儿肖桂英声泪俱下，喊了一声：“女儿舍不得爹爹！”
        近些年来，每听那声哭泣，我便泪如雨降。《打渔杀家》是自几岁就跟着外祖父听的戏，活到了几十岁时才明白肖桂英的哭不是怕死，是害怕此一番争战会从此没了爹爹，没了家。
        2007年腊月二十四，是父亲离世整整10年的忌日。那时间，我脑中常飘着平日不愿触抚的往事，里面每每都是父亲。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不在家里生活。无论是我出生前还是出生后，也无论是国民党部队还是共产党部队，父亲都是军人，细分，是为空军。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父亲的军人职业就结束了。
        北平解放时，我上面的一哥一姐已相继出生，身在南苑机场的父亲因母亲不愿去遥远的台湾，便也留下来。国民党空军原不属傅作义部队，留下来的父亲不能算起义人士。父亲最后被精准地划为“投诚”，与“投降”仅一字之差。从后来他的境遇看，词意无大差别。于是，军人的名称前，就这么模模糊糊地有了个“降”字。从此，父亲再未能上天。抗美援朝战争时，父亲和他的战友作为教官参战，基地设在长春。他们教授的学生，很多人后来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解放军空军将领。我因此总是朦胧地认为解放军空军部队的最初原型，始于父亲他们之手。战争结束，这些带着“降”字的教官们随即转业了。
        “降”字的凄凉刚刚开始。
        父亲本应该转业在北京，但他选择了500里以外的山西太原采矿学院，教机械制图与发动机。没有去台湾的他，选择了离家远一点的独自生活。
        就父亲这个从四川山里走出来的穷孩子来说，他与母亲的结合，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
        上世纪40年代，父亲自美国航校毕业，回到国民党在北平的南苑机场，开始了天上的飞行。这期间，认识了家境不俗的母亲。母亲是北平出生长大的大小姐，不愿随父亲南征北战，便带着我们一群孩子终生住在娘家。严格说父亲应该算是入赘。他却总以我们依旧随了他的姓而否定“入赘”这事实。
        外祖父第一次见父亲时，偏要用英语。交谈中父亲美国大兵的俚语，使外祖父觉得父亲是上不得台面的人，竟拂袖而去，没给父亲一点面子。这也没能阻止了当时父亲与母亲的激情。
        激情毕竟是短暂的。后面几十年的日子，父亲要面对外祖父的冷漠，要忍受外祖母因父亲不懂老北京人繁多的规矩礼节，时常的恶语相加。因此，在我出生前，父亲已是很少回家了。
        我出生后真正意义上见到我的父亲，是在1963年我10岁的时候。那年，父亲被摘去右派帽子，解除了5年的劳动改造，得以回家探亲。
        记得父亲回来的那天，我放学一脚跨进门槛，见屋里坐着一个陌生男人。瞬间，本能地想这人就是周围小朋友天天叫的爸爸！但是，我呆呆地愣在那儿，身子就像被钉住一样，不知所措。父亲是右派，在当时是极严重的政治问题，平日家里家外的大人都有意回避不提及。“爸爸”一词对我来说陌生得不能再陌生，我几乎会说话后就不曾使用过。此时要出口叫他，真是太难了。我只觉得头阵阵发晕。
        这时，父亲艰难地站起来，朝我探身轻唤着“珠儿，珠儿”。我抬头，看清了父亲的脸，如同照镜子一样，我与他何等相像！刹那间，骨与肉相连了，是一股甜蜜涌上来，便一头扎进父亲怀里。
        一个月后，当父亲要回山西煤矿上班时，几个孩子已经和他难舍难分了。毕竟5年了，5年的改造生涯父亲是如何过的，他从来不说，我们也就无从知道。但，5年的光阴实在是太长了，长得我和妹妹已经没有了“爸爸”的概念。
        为了弥补这缺憾，父亲在探亲的那30天里，他再次忍受了外祖父的冷漠，也再次忍受了外祖母无一日没有的奚落与嘲讽。她老人家的理由很简单，说，你当了右派去劳动改造，每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虽然每月寄回5块钱（另外还要给四川老家的爷爷寄5块，因为父亲是长子），可是这一群孩子是你的，5年的生活费用，这点钱少得像沾芝麻盐儿一样。
        外祖母是家庭妇女，不问政治，只说过日子的事。其实父亲在反右前已经历了两次政治隔离审查，懂了说话必须要谨慎，以保平安。尽管谨慎，父亲还是没有摆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宿命。面对外祖母的质问，父亲无话可说，他从心底沉默着。那个凄凉的“降”字，描写到此，显出了些残忍。
        军人品格中的血性，父亲把它放入生命最隐蔽最要害的地方。他坚持着，没有提前结束假期。
        每天，父亲都很耐心地在离学校门口较远的拐弯处，等我们放学。然后抱上妹妹，拉着我，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家。我们深深知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每分钟父亲都舍不得浪费。
        那时去大同需在永定门火车站上车，而且那时运行的全是慢车，开车时间是夜间11点40。因此，每次父亲离家时，我们都睡了。在梦里，我会觉出父亲用他宽厚的手一遍遍抚摸我的头发，温暖而不舍。
        此后，十几岁的我，每个寒暑假都自己去山西大同，和父亲在一起度过短短的假期。
        3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还在下井劳动的父亲再次被卷入政治漩涡中，再次被划为阶级敌人。父亲曾经加入国民党，在他众多的政治问题里这是最为严重的，尽管这也是他惟一真实的“罪状”。最终，父亲的问题严重到音信全无，生死未卜。“降”字的残忍发挥到了极致。
        1971年的冬天，终于收到父亲的来信，信中说他刚解除了关押，但依旧下井劳动。既然不被看押了，吃饭睡觉上茅房等事有了自由，也就可以去探望他了。那时外祖父和外祖母经不起反复斗争，已相继去世两年了，母亲始终处在神情恍惚之中，因此家里大小事情不得不靠我来安排。我决定去看望父亲。
        春节前，我便匆匆地上路了。我到的那天，那里冷得出奇。
        大同煤矿地处雁北，是个山口。我印象中那里是个打仗的地方。杨家将的一个著名战役，就在那里一个叫金沙滩的地方打的。传那仗打得你死我活，按佘太君的话是“杀敌血染黄沙，遍地尸魂”，可见之激烈。那里的冷更是出名，据夏天在屋子里久坐得穿棉裤，不然腿就被冻得僵硬，足见其寒。
        地面上这样荒凉，地下却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煤多得似乎采都采不完（就像中东地区出石油一样）。
        我一下火车，就被笼罩在了灰蒙蒙的昏暗中。昏暗得看不清迎面零零散散走过的人。凛冽的风，把雪团吹得随之乱舞，打在脸上很疼，很疼。坚硬的地，鞋踩在上面发出“咯噔”的声音。
        看到父亲时，我的脸已经被冻僵了，我竟然一句话也不出来。5年没见了，父亲是被人现从“坑”里叫出来的（当地人把煤井称为坑），他的脸被煤粉严严实实地糊着，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至今回想起与父亲相望的瞬间，他当时并无大喜，也无大悲，只轻轻说了一句“来了，先去歇着吧。”然后猫身又进“坑”去了。
        父亲“下坑”的情景我仅见过这一次，这让我想起外祖母对父亲每月只寄回5块钱的责备。她老人家哪会想到，少少的5块钱是父亲这样挣来的。
        潮乎乎的一层，在我脸上很快就被凝固了，分辨不清是雪，还是泪。
        我在父亲的宿舍里等他下班。屋子里暖和，干净。与他同住的几个人都是被改造着的知识分子，其中两人还是父亲的四川老乡。大概都是理工出身，如此困境中依旧是平稳，谨慎，有条不紊。
        下班回来的父亲也出奇干净。而且，我看见了他脸上的安详和从心里涌出来的笑意。
        他身上穿着劳动布工作服，头上带着发白的旧棉军帽，笑时脸上的纹路是横向的，很粗犷。我眼前的父亲是一个下井工人，有谁会想到1958年前他真真切切是一位大学教师。
        晚饭很好，也算热闹。他屋子里的几个人把打来的饭菜都放在一起，一个叔叔解放得早些，自告奋勇买来一瓶酒。父亲话不多，只管一口口喝酒。也许因为喝了酒，父亲脸上的笑容渐渐浓了起来。
        “哗”，门突然开了，进来一位老汉。那老汉操着当地口音大声说，陈老师闺女来了，我才听说。快，快，家里的饭已经准备下了，就等你们。
        父亲忙不迭解释说已经吃了，但无济于事。老汉一手一个把我和父亲拽走了。
        一进他家门，一股热气扑来。啊，真暖和。我一阵高兴。接着，便是满屋子菜香，我更高兴了。
        父亲让我称这个老汉为辛大爷。辛大爷是贫农，贫协主席，这一方姓辛的很多，他的辈分也最高，因此辛大爷很受尊敬。父亲在辛家的随意，快乐，我马上就感觉了出来。
        饭桌子上辛大爷说了很多：你爸来咱这儿也十来年了，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地球都让他跑了几个圈圈！和你爸来往是我的光荣，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我是贫农，陈老师来我这儿没谁敢歪话。除了上面要关押，咱是没办法，只要出来了，这地盘就是咱的。
        听了这话，我将信将疑。再看父亲，他依旧笑着，然后端杯子喝酒，衬衣袖口露出一块细针细线缝的补丁。
        接着，辛大爷“咣咣”地拍拍胸，说，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也下着雪，冷啊。造反派把陈老师的衣裳脱了，扔进挖好的坑里，土都快埋到胸口，我看人要挺不住了， 就去找军代表， 说给他，陈老师发明的那个能知道井下有没有瓦斯的家伙，要是坏了，可没人会修呀。他再是反革命也不能叫他死，死了咱那些个下井的娃咋办？你猜怎样？狗日的真听了！
        辛大爷用力拍着大腿，兴奋到了极点。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被“改造”的情景，难过得不敢看父亲。
        辛大娘自始至终为我夹菜，其他女人都在地下吃。这里的女人是不能上桌子的。我注意她们吃的饭和桌子上不一样，我还注意到她们每人边吃边喂着怀里及周围跑动着的，属于她们自己的孩子。她们身上，还有孩子们身上都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辛家为我接风的这顿饭一直吃到很晚。因为没有女宿舍， 我就住在了辛家。临睡，辛大娘还捏着我的手细细地看，嘴里叨念着，多细致，多光滑啊。她这贪婪的欣赏，我非常难为情，又不好什么。
        在那里的一个星期， 始终住在辛家。辛家天天都是热情地款待，我白天或是看看书，或是与辛大娘聊聊天，等父亲下班。
        在我要走的前两天，我发现父亲的笑容不是那样轻松了，似乎有了什么心事。
        终于，在我收拾行李时，父亲坐在一边看着。当我也坐下后，父亲就，爸爸可能回不了北京了，你看这里好吗？你愿意来吗？
        我细看父亲，他比几年前老了很多。稀疏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身材变得瘦小。我，我愿意来。
        父亲听了，倒踌躇不语起来。我又说，我来了干什么呢？女的也不能下井呀。
        说到这儿，父亲尴尬了。半天，他吞吐着，辛家的三儿子还没媳妇，你看……辛大爷说……
        我一时没明白父亲的意思，怔在那里。父亲没有再解释，他更尴尬了，似乎无法再下去，慌乱地拉开屋门走了出去。
        刹那间，我明白了父亲没出口的话。
        且不辛家老三是个不识几个字的下井工人，我眼前还晃出了那些不能上桌子吃饭的女人。
        显见这是辛大爷，辛大娘向父亲提出的美好愿望。落难的父亲，又实实在在欠人家十几年照料的情。
        那时不过十几岁的我，什么事也不懂，还很浑哪。便不管不顾地大哭，接着大闹。
        我一直到走都未与父亲说话。父亲脸上呈出极度的愧疚，似乎做了一件无法弥补的错事。
        上了火车不久，车就开动了。天还是飘着雪团。风中，站台上的父亲越来越小，白发与雪团成一色，看不清他的脸。在我长大些后，每想起这事，便是无法言说的难过。
        父亲与母亲的恋爱，是资本家出身的母亲的高雅气质，吸引了父亲这个刚刚从美国回来，在四川大山里长大的农民的儿子。而母亲是被父亲一身美式军装，被父亲的英俊威武所吸引。但仅凭这点吸引来维持一生的婚姻，似乎是单薄了些。
        父亲因为这桩家庭背景悬殊的婚姻，一生没有快乐。也许这痛苦比受政治迫害还令他倍受煎熬。我嫁给辛家老三的后果，父亲何尝不知？可以想象在替辛家向我提亲前，父亲内心曾有过怎样的挣扎。
        父亲死于肝癌。他一生的每一步都是致命的无奈与心酸，他把这些也放在他生命中最隐蔽最要害的地方。
        由于我的大哭大闹，辛家也就不再提及婚事。
        恢复高考，父亲那时已经完全解放，他毅然请了两个月的假，给辛家老二补习数理化。父亲是想让几代目不识丁的辛家出个大学生。辛老二因此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
        父亲到底回报了辛家对他的好。
        许多年后，在我长大些，又长大些以后，无数次想给父亲道歉。与其是时间没有给我机会，不如说是父亲有意回避着。
        父亲的珠儿险些从他的掌上失落。每每《打渔杀家》中肖桂英那凄厉的一声：女儿舍不得爹爹！此生，那一声，永远盘绕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