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瞎五爷

        在我心目中， 瞎五爷压根儿是个“老顽童”、“半吊子”、“二百六”。“二百六”，是我们村发明的损人话，意思是比“二百五”强点儿有限。直到我奶奶驾鹤西行前，才知道他竟是我们刘家的大恩人。

一 两个肚脐眼儿

        瞎五爷“戴帽”前和平反后，都是我们小碾村的孩子王。他吸引孩子们之处，就是会讲故事和笑话。故事多是打日本鬼子，笑话多是贪财不得好果子之类，偶尔也讲“二十四孝”里边的几个。高兴的时候，瞎五爷会演练几下“五虎棍”，花里胡哨的，大人们看不出有啥门道，孩子们却拍疼巴掌，连声叫好。最高兴的时候，他还会哼唱几段“大刀进行曲”、“八路军拉大栓”之类，云遮云的嗓子，沙瓤西瓜似的，倒有滋有味的。一来二去，孩子们也都会唱这些老歌了。
        讲故事的地点是随季节的流转而流动的。开春，在我家老宅子外的大槐树下，有槐花喷鼻香，入口甜。伏天，蛰伏在村北的毛桃林子旁，脸皮够厚，总能吃到几个。秋天，在大队场院边，守着啥糟弄啥，顶不济，还能嚼几根甜棒子秸呢。冬日，就挤在瞎五爷的炕头上，五奶奶一看就烦，嘴上骂着：“鱼找鱼，虾找虾，乌龟配王八，小兔崽子专找老歪瓜。”刀子嘴豆腐心，葵花子、落花生、白薯干、黑干枣、赖酸梨、冻柿子，家里好吃的五奶奶都给孩子们拿出来。瞎五爷坐炕头，被孩子们拥着，像个吐个唾沫就是钉儿的山大王。打日本鬼子，是瞎五爷的亲身经历。
        “小日本，龟孙子”，日本鬼子在瞎五爷嘴里从来就是孙子辈。他讲的战斗故事出神入化，而且很会吊胃口，孩子们眼直眼蓝了的时候，他偏偏说，操蛋，没烟了，困球了，赶明儿个再说啦。孩子们就经常从家里偷出老子们上好的南山烟，拿给瞎五爷抽，缠着他多讲一会儿。讲到几位战友牺牲，瞎五爷的那只瞎眼会滴出鳄鱼似的眼泪。
        瞎五爷的脑袋小，像棉花桃儿，无冬立夏都戴着帽子。春秋是一顶旧军帽，夏天戴草帽，冬天是棉帽，耷拉着耳遮头儿。他戴帽子一律歪向左边，不细看，外人还真瞧不出他瞎了一只左眼。
        瞎五爷走路怪难看的，根本不像个军人出身。上身儿摇晃，下身儿有点儿罗圈腿。他自己解说，这是常年在山区打仗，习惯成自然。他说：“在山里走道儿，特别是雨天、雪天，两腿必须叉开，不然就会摔个狗吃屎。”
        瞎五爷吸引孩子们的另一个噱头，就是他有两个肚脐眼儿。一上一下，一大一小，一深一浅，一个舒展些，一个皱巴巴。瞎五爷袒胸露腹时，惊得孩子们目瞪口呆。跑回家问爹问娘，大人们说：“去，去，甭听那个现世活宝瞎掰胡扯，学点正儿八经的。”
        不过，孩子们自有孩子们的乐趣和主意。瞎五爷讲包森的故事，是孩子们最爱听的。
        瞎五爷说，包森是他们的副司令员兼团长，中等个头儿，跟他差不多，脸黑，脾气大，治军严，足智多谋赛诸葛，指挥部队打了一连串漂亮仗。最解恨的是，1939年4月间，包森亲自领导二支队活捉了坐镇河北遵化的日军宪兵队长赤本大佐，这家伙是日本天皇的表弟，他被活捉让日本朝野大为震惊。除了派出上万名日伪军出动搜寻，还提出以优厚的条件交换赤本。据说女特务川岛芳子都动身到了天津，参与营救。但包森传出话来：“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军赶快投降，滚出中国去！”赤本作恶多端，到了还是被处决了，据说用的是一把开山斧。最过瘾的是，1940年夏天，包森在蓟县白草洼设伏，待敌人进入埋伏圈后，一声令下，枪声、手榴弹声响彻山谷。紧接着，战士们如下山猛虎一般冲入敌阵，展开激烈的白刃肉搏战。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与鬼子激战十多个钟头，全歼鬼子一个骑兵中队，号称“常胜将军”的武岛队长也被击破天灵盖，成了无头鬼。
        瞎五爷还说，他喂过包司令的白马，那白马威武得很，煞是惹人喜爱。他还试过包司令的望远镜，能照得老远老远。
        我参加工作后，先在民政部门，看到了瞎五爷的入伍证明，后来搞地方党史，为拍专题片，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包森的英雄业绩，这才知道瞎五爷是说过大话和瞎话的。瞎五爷是1942年12月参军的。而包森牺牲于1942年2月17日。这一天，包森率部队在遵化野瓠山执行任务，刚刚穿过北沙坡峪村，突然与日军遭遇。他登上一块大石头，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就在此刻，敌人忽然从侧面打来一枪，击中了他的胸部。他应声倒在连长贾紫华怀里，只说了句：“我负伤了，队伍由一营长指挥。”警卫员是蓟县的高大个子，赶忙将他背走，还没有下火线，包森就壮烈牺牲了。那年3月17日，最权威的延安《解放日报》的头版都为包森撰写了社论，称赞“他的赫赫战功与英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
        瞎五爷入伍时，包森已经牺牲，他上哪儿跟包森见面？好在瞎五爷说的含糊，吹牛也有些技巧，喂过的是包司令的白马，白马并没有一起牺牲。试过包司令的望远镜，而包司令的望远镜至今还陈列在烈士陵园的纪念馆呢。
        瞎五爷小时习过武，跟他姥姥家大山庙里的老和尚学的，功夫叫“五虎棍”。瞎五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了个半不铲子，稀松二五眼。虽说是三脚毛功夫，在部队里也算会两下子。瞎五爷打仗也是蛮勇敢的，3年多挂了两次花。第一次是左眼瞎了，究竟咋瞎的，他到死也没说大清楚。我估计他是伤得窝囊，专说闯五关，走麦城的事免谈。左眼瞎了后，瞎五爷的枪法反倒更准了，基本上是弹无虚发，还得了个“乙级模范”。他说打那以后，就专打鬼子的蛋子，让日本鬼子不立马儿死，也得落个绝后。
        第二次是肚子着实挨了一枪，肠子都流出来了，治愈后在肚脐眼儿下落下个暗红色的肉洞，成了两个肚脐眼儿。瞎五爷说：“还不赖，差不点儿，没被鬼子打了蛋子，要让老婆守活寡，还不给我弄顶小绿帽子戴戴？”
        1949年早春，支队长奉命带队南下，去毛主席老家湖南那边接收政权，人人都像考了状元，光荣极了，县里开了欢送大会。当时已是副排长的瞎五爷恋家，离不开五奶奶，没有跟去，提出复员回村。支队长知道瞎五爷也不是块当官的料，又瞎了一只眼，只好把他交给了地方。瞎五爷后来吹嘘：“我要是也随军南下，去了湖南，说不定，早当专员啦。”真是说不定呢，可是历史没有如果，人生也没有假设。村里根据上边的精神，安排瞎五爷当了治保主任。可不到一年，他就撂挑子不干了，嘟嘟囔囔说：“他姥姥的，没人听我的，又不让捆人打人，还整天开会，烦死人了。”
        这样的一位有过功劳的伤残军人，辈分又高，在村里却不招人待见。特别是女人们，说他眼瞎嘴臭不正经，人性不好，不让孩子们跟瞎五爷近乎，说：“跟着好人学好人，跟上神婆跳假神。”
        后来，瞎五爷竟然被戴上“坏分子”帽子，成了扫街的“五大员”。

二 草帽

        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瞎五爷也确有劣迹，被揭发出来的是骗吃骗喝。
        那年，广播里老是宣传养猪，大会小会都鼓动，说猪的浑身都是宝，还能出口换外国钱。那阵子，瞎五爷嘴里常的是：“女人少养活孩子，多养活猪。”弄得大伙哭笑不得，都说：“瞎五爷又喷粪啦。”
        上边有精神，下边有动作。有的村提出要建“万猪山”，靠近长城的村子拆了边墙垒猪圈，还受到县里表扬，做典型发言。小碾村也不甘落后，决定搞个“千猪村”。那天，派瞎五爷、小队长大宝和“三广播”去邻县邦均给大队买头一批猪崽。
        仨人起个大早，推两辆小推车，抄小道，翻盘山，赶到了邦均集市，正是猪市正欢的时候。
        仨人中，瞎五爷和“三广播”嘴皮子都利索，买的挺顺当，回程走大路，推着哼哼唧唧的猪崽走到三河地界，已是晌午歪了。
        大宝和“三广播”摊开带来的干粮要啃。瞎五爷说：“甭吃了，对着十多个猪屁眼儿，臭不臭？再说连口水都没得喝，我请你俩进回馆子，开开斋吧。”
        老实巴交的大宝问：“您有闲钱？队里可不管呢。”
        瞎五爷说：“甭管了，保你喝上小酒。”
        “三广播”是李三愣的媳妇，传闲话从不隔夜，又是个矬老婆高声，才得了这么个外号。见瞎五爷当真要请，“三广播”嘴巴像抹了荆花蜜，甜溜溜地说：“咱五爷
        心肠最热，五爷您就是见过大世面。”
        仨人进了靠叉路口的一家小饭馆，就一名服务员忙里忙外，热情招呼：“来啦您老，您几位？”
        瞎五爷大模大样地说：“先来仨，后边还有仨呢。饿得前心贴后背了，先上菜，边吃边等。”
        那年月，谁要是吃一顿烩饼，或是“炉箅子”就老豆腐，就喝喊啦，得美上3天。
        瞎五爷坐定，慢悠悠地点了6个菜：猪肉炖粉条、羊肉丸子、溜肝尖、溜咯吱、青椒豆片、煮花生米，6斤京东肉饼，外加一盆鸡蛋挂汤，还要了两壶老白干。服务员刮目相看，以为京城路过的大家主。
        不一会儿，服务员摆了6副碗筷，饭菜上来，盘大量满，岗尖岗尖的。仨人甩开腮帮子，风卷残云，吃了多半席。
        大宝撑得都打嗝了，一壶酒下肚，脸红得像舌头，说：“三河人就是比咱会做买卖，这豆片多筋道，这肉饼外焦里嫩的。”
        “三广播”满嘴流油，吃个肚圆，赔着笑脸说：“我可是过了个肥年，去年腊月，我们家只割了一斤肥肉，炼了油，还得请老家儿，到我嘴里的只有油渣儿了。”
        “水梢没梁——饭桶，饱了吧？你俩推上猪崽先走，越快越好，甭等我。”瞎五爷悄声说了这话，接着，又大声说：“你俩把猪崽推到凉快的地方去，别让它们中暑喽。”
        大宝和“三广播”相互瞧瞧，疑惑不解地推上猪崽上了路。
        瞎五爷巧舌如簧，和服务员东拉西扯，俨然故旧。抱怨另仨人咋还不来，说：“吃热了，我把草帽放这儿，大兄弟帮我看着点，我去迎迎他们，甭他们找不着。剩的不多了，呆会儿，再点俩菜。”
        瞎五爷出了饭馆，先站在门口东张西望一阵，回头瞥见服务员去里间端菜了，撒丫子就钻进了棒子地，野兔子似的，连蹿带跳，像日本鬼子在后边端着刺刀紧追。
        瞎五爷追上大宝和“三广播”后，边喘边笑。
        大宝说：“您大手大脚的，花多少啊？”瞎五爷笑道：“信不信，镚子没花。”“ 三广播” 惊诧莫名： “ 您？ 咋的？”
        瞎五爷坏笑：“草帽换的。回头，你得空少串点门儿，给我编个新的。”
        “三广播”哼哼唧唧，欲言又止。大宝说：“这，咋说您好呢。闹了副好下水，脸上却不光彩。可别犯啥事儿啊。”回来没几天，“三广播”就把瞎五爷草帽赚酒席的事，添油加醋，在全村广播开来。男人们听了，讪笑不说啥。女人们听了，又笑又骂。
        孩子们听了，编了几段顺口溜，饶处乱唱：“瞎五爷真叫行，草帽换来大肉饼。瞎五爷真叫棒，撒丫子钻进青纱帐……”
        瞎五爷装作生气，瞪着一只眼，喝道：“都他妈的给我闭嘴，自各儿掌嘴，老子吃点儿喝点儿，算个屁。”
        瞎五爷的名声在小碾村更是臭大粪了，有人说他，顶风能臭出8里地。

三 臭嘴

        瞎五爷嘴臭，张口就是狗鸡巴，驴操的，傻丫头养的。有意无意，总之是得罪了许多人。
        大儿子该找对象了，有人问瞎五爷要啥样的。他张嘴就：“掀开屁股是母就行，蹲着撒尿的就成。”这话传到了五奶奶耳朵那天，瞎五爷的耳朵差点儿没被揪下来，还啃了三天凉窝头，睡了三宿西厢房。有人说媳妇这阵子老和自己找茬儿，
        瞎五爷说：“娘们家就是不能惯，吊起来，柳条沾凉水，抽一顿就老实了。”其实，瞎五爷在家猫儿似的，没碰过五奶奶一个手指头。五奶奶人长得俊俏不说，娘家家境又好，瞎五爷只有供着哄着的份儿。
        全村妇女听到瞎五爷“柳条沾凉水”的话，都恨得牙根疼，狠呆呆地说：“瞎子狠，秃子愣。独眼龙，最难揍。早晚得烂舌头。”
        后来，邻村有一妇偷野汉子，被男人发觉，放进蒺藜狗子筐里臭揍，据说也是瞎五爷出的损招儿。其实冤枉，这事与瞎五爷没一点儿瓜葛。名声赖，村里但凡有些馊事儿，都想当然地把屎盆子扣在他的头上。
        早几年，瞎五爷是村小学校的贫协代表。校长请他给小学生做报告。前几分钟讲他的战斗经历，除了忍不住的脏字，还蛮像那么回事。接下来，就出叉了，他说：“孩子们，好好学啊，将来长了本事，那锃亮的大皮鞋咱不兴穿穿？那王八似的小卧车咱不兴坐坐？那水灵灵的小媳妇咱不兴娶个……”学生们笑翻了天，吓得胆小怕事的老校长赶紧拉瞎五爷停住，把瞎五爷的话往回拽了又拽，要求学生们正确理解。后来，老校长再也不敢请他来学校了。
        最让大队长肚子里长牙的是，瞎五爷在集合点说：“会计巧兰的小儿子长得挺像大队长，连罗圈腿都像。”等着派工的人群哄堂大笑，说瞎五爷的眼就是毒。
        最不能饶恕的是，他恶毒攻击人民公社大食堂。有人夸大食堂的烙饼个儿大、层多。瞎五爷脖子一拧，不屑地说：“个大？煎饼似的，薄去了。”
        小时候唱的一首童谣有这么两句：“1958年，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像是神话，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大跃进”中，家家不动烟火，各家各户的做饭锅都拿去大炼钢铁了，最后成了没人要的铁疙瘩。各村所办的公共食堂免费供应饭菜，俗称“大食堂”。我们村是第一批试点儿，大师傅是村里能做“八八席”的李厨子，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请他造厨。因此，我们村大食堂的饭菜可口，有点儿档次，县里和公社的客饭没少往我们村里派。大小干部们吃过后，都夸李厨子手艺高，说往后家里有喜事也请他。大干部们还会拉住李厨子的手，叮嘱他继续提高饭菜质量，为小碾村人民服好务。小碾村大食堂挨了表扬，代价是搭了许多。因为大小干部们虽然廉洁，但都按照规定，吃饭只交粮票，不交钱。
        老话说，天养人，肥墩墩。老话又说，人作孽，不可活。1958年，我们村大丰产，棒子长得贼大，棉花长得贼厚。可丰产没丰收，许多地块的白薯都没刨，烂在地里。棉花也没拾净，在风里招摇，像一片新坟地上的白幡儿，怪不吉利的。农民在大食堂里敞开肚皮往饱吃，好像吃谁恨谁似的，1年就把集体积累3年的粮食都吃光了。
        当过兵的瞎五爷在大食堂是吃饭最快的一个。他有个绝招儿，一锅热粥上来，别人都盛的满满一大碗，烫手烫嘴，吃不快。而瞎五爷先盛多半碗，三摇两晃，嘴一歪，就提溜进肚，再盛第二碗，是满满的，别人还有多半碗呢。别人喝一碗，他喝一碗半。如果锅里还有，瞎五爷再盛，粥没有了，他也七分饱了。
        瞎五爷在大食堂解馋还有一手，就是喝酱油兑醋。瞎五爷先倒小半碗酱油，再兑满醋，方便的时候再放点儿葱花或香菜，咕咚，咕咚，两大口喝个底朝天。一抹嘴，拍拍肚皮，嘿嘿，舒坦。开头儿几回，李厨子见状，只是嘿嘿一笑。后来，就悄悄把酱油和醋换成小家什盛了。
        瞎五爷气呼呼地说：“小家子白痴，哪家饭馆吃饭，酱油醋不是随便用？买得起马，就得配得起鞍。共产主义就是按需分配嘛，我身子骨就需要酱油醋，别人喝了还八成受不了呢。”
        李厨子很有涵养，见人便笑，一团和气。任凭瞎五爷胡说加胡闹，也不与他争辩，只是有老八板儿，酱油和醋依旧是用小家什盛。
        好景不长。接下来的光景是，所有收下来的粮食都充为公粮，全部上交粮站，食堂吃的粮食不是按人口，而是按劳力多少再到粮站里去领。做出饭来，不管谁家人口多少，都按家里劳力人数发放饭票。劳力多的家还能维持，劳力少，人口多的家，往往是1个月的饭票，不到半月就吃光了。谁家都有几口闲人，能吃饱的家庭实在是太少了。再后来，3年自然灾害，一年比一年厉害。大食堂里的饭多是白薯加粉碎的棒子骨头儿熬成的粥，窝头都难得一见了，吃的菜多数是炖干黄菜。清汤寡水，没有油水，肚子越吃越没底，人人脸色蜡黄。
        到了1961年开春，中央下发了“农业60条”，有了新的精神。不出一个月，各村大食堂一哄而散。
        瞎五爷撇着个大嘴说：“我早就知道，胡折腾的日子，兔子尾巴——长不了。”

四 戴帽

        1950年，全县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共是453人。1957年“反右”时，又有48个右派分子落网。到1959年，上边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交给基层治保组织管理，实行“三包一保证”，就是包教育、包改造、包转变，保证每月向监督小组写一份保证书。经过“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全县戴帽分子扩大到了925人。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瞎五爷是1964年冬天扩大进来的“坏分子”。公社有指标，大队长想进步，瞎五爷这回就草帽换纸帽了。头一条罪名是恶毒攻击人民公社大食堂，说大食堂的伙食差，说兔子尾巴长不了。
        那晚的大会，是在大队大粮仓里开的，粮仓空当当的，除了耠子等家什，见不到啥正经粮食，耗子倒不少，钻来钻去。生了个火盆，汉子们大都抽烟，烟熏火燎的。大队长咳嗽一声，清了清公鸡嗓，大讲了当前的大好形势，讲了上边的新精神。最后，点了瞎五爷的名字，说：“乡里乡亲的，我也不想伤人。可这是上级的要求，是群众的揭发……”
        那一年，“三广播”当上了妇女主任，积极得都想下雨泼街。她“广播”的内容也由邻里闲话变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她揭发瞎五爷骗吃骗喝，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凑成瞎五爷的又一大罪状。
        瞎五爷不服，说：“那会儿，你还不是干部。再说，你当时还夸我热心肠来着。吃得也嚷香，这辈子没见过。”
        “三广播”又气又羞，黑脸变红脸，红脸变白脸，说：“那……我是积极分子。你就是坏分子，打倒坏分子！”
        大队长让耷拉着脑袋的小队长大宝表个态。大宝左右为难，脸一红一赤的，瓮声瓮气地说：“朝总儿说吧，骗吃总是不对的，我愿意掏一份钱，还给人家去。”该定性了，大队长让大伙儿举手表决。
        瞎五爷急忙掏出复员证，晃了晃说：“我是伤残军人，有过功，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不能过河拆桥，这样对我。”
        真是家妻不贤有愣汉。李三愣夺过瞎五爷的复员证，一把扔到火盆里，纸着了，皮煳了，气味熏鼻。李三愣瞪着眼说：“你当兵就开小差，是逃兵！是孬种！敢和我媳妇顶嘴，欠揍咋着？”
        大队长干咳一声，总结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这么定了，李会计整个材料，赶明儿个报公社批准。散会！”瞎五爷急得直跺脚，欲哭无泪。专政在即，嘴也不敢再臭了。

五 开小差

        李三愣说的是实话，听他爹讲的，瞎五爷确实开过小差，蹲过禁闭。
        后来，我才知道，敢情瞎五爷开小差，是为了偷偷背回我爷爷的尸身。我爷爷和瞎五爷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弟。家族大排行，瞎五爷管我爷爷叫二哥。
        我爷爷好赌，麻将、推牌九、掷色子，样样都会玩，可样样都稀松。偏又上瘾，三天不赌，茶饭无味。常常是大把大把地输出去，我爷爷只是嘿嘿一笑：“没啥，图的就是这个乐儿。赶明儿接着玩，谁耍赖谁孙子。”我太爷爷是管晚了，我奶奶是管不了。1947年元宵节刚过，我爷爷在镇上赌博时，被蒋军顺手牵羊抓了壮丁。
        端午节前一天，瞎五爷所在的县支队伏击了进犯长山的蒋军。可怜我爷爷第一次参加战斗，一枪没放，想快跑，腿肚子偏偏不听使唤，远远地落在后边，个头又高，目标明显，就成了蒋军的炮灰。傍晚，清理战场时，瞎五爷看到断了气的我爷爷，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会是老二？喉结上下滚动，发出呱呱的响声，险些哭出声来。支队长说：“别空肚子上坟地，吃过晚饭，把这十几个家伙埋了，送他们上路。”
        晚饭后，天黑了下来。埋人的时候，又累又热，有人发现少了一具，图省事，胡乱埋了，也没有报告支队长。第二天一大早，发现瞎五爷不见了。“他奶奶的，刘独眼儿开了小差？”支队长有些不信。
        傍晌午，瞎五爷归队了，嬉皮笑脸地说：“想老娘们了，回家亲热了一宿。四大累之一，累得真够呛。”支队长鼻子都气歪了，啪啪，抽了瞎五爷两个大嘴巴，下令关瞎五爷3天禁闭。头两天，瞎五爷饭菜没动一箸，小黑屋里，合衣而卧，睡的像头死猪，尿都没尿。第三天，瞎五爷又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大堆，赖眼八痴地问看管战士：“我是不是死了一回？阎王爷嫌我丑，又退货啦？”
        那一夜，瞎五爷背上了比他高一头的我爷爷，钻山林，抄小道，疾奔30里。前身是土，后身是血，狼狈至极。脚肿了，鞋跑丢了，也知道丢在哪儿，却顾不得拣。到了我们村头逆流河边，放下死沉死沉的我爷爷，盖上杂草。进村时已是三更，瞎五爷连呼带喘，翻墙进了我家老宅的四合院，敲窗，叫醒了噩梦中的我奶奶。瞎五爷低声说：“二嫂子，你啥也甭问，叫上老大，别惊动别人，拿点白布，拿身儿棉衣，两把铁锨，赶紧跟我走。”
        我奶奶是个精明人，看瞎五爷那神情，心里已然猜出几分。叫醒了我大伯，翻箱倒柜，拿上衣物，踉跄着一双“白薯脚”（幼时缠了又放的小脚），心急如焚地跟瞎五爷来到河边。
        逆流河由东南向西北抱着小碾村，流程不长，弯儿却极多。瞎五爷后来跟我说，逆流河快到一百个弯儿的时候，被有道眼的南蛮子给毁了。要不然，我们村说不定会出帝王呢。山之南为阳，河之南为阴。逆流河南岸边，有一大片林子，有几处坟圈子，远怕鬼，近怕水，都占上了，平常晚上是没人敢来的。
        虽有点儿不可名状的心理准备，可见我爷爷如此惨状，我奶奶还是扑通一下晕了过去。
        瞎五爷一边急掐我奶奶人中，一边对大哭不止的我大伯低吼：“老大，甭哭了，快挖坑，深着点儿。”
        奶奶捧逆流河水给我爷爷净了面，边洗边说：擦鼻子，鼻子好用常闻香；擦耳朵，耳朵好使听八方；擦眼睛，眼睛常明亮；擦嘴巴，嘴巴喝辣吃香……用手指拢了头发，好歹穿上了棉衣，从麦地里拽了一串麦穗，塞在爷爷的嘴里，折一木棍，攥在爷爷的手里（民俗说法叫打狗棒），扯白布盖了脸。悲痛欲绝，叫道：“我的冤家，狠心的冤家，短命的冤家，你睡吧，你睡吧，你睡吧。”
        仨人草草葬了我爷爷，不敢留坟头，掩了浮土，做了记号，已是四更时分。
        我奶奶抽泣着说：“老大，跪下，给你五叔磕响头，这辈子记住你五叔，他是咱家的大恩人啊。”
        瞎五爷急说：“老大，快起来，扶你妈回家，这事儿只准咱仨人知道，千万甭露出去，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说。我还得赶回去。”
        我奶奶说：“等等，五弟，你浑身是血，怕是不妥，脱下来，我赶紧给你洗洗。”
        逆流河在呜咽，我奶奶强忍悲痛，流着泪在河边给瞎五爷洗了血衣，拧了又拧，抖了又抖。
        五爷接过湿军衣，拎着，一瘸一拐地消失在黎明黑中。
        …………
        再破的男人也是天，男人没了，天就塌了。我奶奶眼泪往肚子里流，一夜发白。
        1976年初冬，我奶奶去世前，我们一大家子才知道这惊人的一幕。在奶奶心头锁了30年的秘密，在她咽气的头一天才透给我们。那时，瞎五爷还是“坏分子”，大伯严令全家人继续保密。我爷爷的具体葬身之地，也只有大伯和瞎五爷知晓。这之后，我佩服瞎五爷一点，他嘴那么爱白话，我爷爷的秘密，他却守口如瓶，嘴紧得很。
        又过了10年，大伯才决定给我爷爷迁坟，选了黄道吉日，与奶奶合葬一处，成了我们每年清明都跪拜祭奠的祖坟。没有声张，除了家人，只请了五爷。瞎五爷对着我爷爷的尸骨不忍多看，唏嘘良久，那只瞎眼滴出了鳄鱼似的眼泪。

六 摘帽

        1 9 7 9 年早春， 县里依照上边的精神，开始了评审摘帽工作。不久，瞎五爷和800多人被摘掉了在头顶压了多年的各类“帽子”。800多人，有的挺直了腰板儿，有的已经挺不直了；有的喝得烂醉，有的大放鞭炮，还有的嚎啕大哭，大喊大叫。
        戴帽子那十多年，除了几次应景似的批斗大会，瞎五爷并没有受多少皮肉之苦。一来，村人多数还是温和敦厚的，乡里乡亲的，不忍欺负辈分高又打过鬼子的人。二来，我的两位堂兄先后当了两任村支书，我奶奶教导他俩：“你们五爷心眼不坏，是个好赖人儿，就是那张破嘴没有把门的，造口孽，吃亏就吃在嘴不了人。咱得饶人处且饶人，千万甭找五爷的麻烦。”
        就是包段儿扫街的差事，明里有五奶奶帮着扫，暗中有我奶奶夜里偷着扫，到了瞎五爷手里也就是比划比划啦。
        瞎五爷的吃喝，我奶奶也多有周济。逢年过节，奶奶总是粗粮细做，鼓捣些闷子、煎饼、小锅饽饽之类，让我给瞎五爷送去，瞎五爷是来者不拒，也不客套，那吃相像8天没吃饭。我有时也生气，家里人都吃不饱，凭啥老送给瞎五爷？
        瞎五爷也算个乐天派，心里头说，赶上运动啦，国家主席都挨批，将军们都挨斗，多少高干都进了牛棚，我在家门口扫扫大街，算个？冤个屁？屈个鬼？
        瞎五爷还算识时务，臭嘴干净了许多，敢怒不敢言了，只是较着劲儿。扫大街的时候，偏偏穿上他的破军衣，打了一串补丁也穿。他心里话，老子就是老兵，老兵就是老子。村里谁有我的资格老？！
        较着劲儿的瞎五爷活得挺结实，连感冒都不得。瞎五爷后来跟我悄悄说：“你五爷是金刚不坏之身，啥病没有，说胃口疼那几回，是为了糊弄你五奶奶做好吃的。”
        倒是，比瞎五爷小20多岁的李三愣煤气中毒先死了。李三愣百日刚过，“三广播”就带个“拖油瓶”，改嫁到了北山里，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好几岁的老光棍子。3年后，“三广播”死在放羊的山路上，可以想象她的最后一场“广播”，是对着十几只山羊。“广播”的内容，也只有羊晓得了。
        摘掉了“帽子”，本是扬眉吐气的喜事，可瞎五爷倒烦恼起来，眉头子紧皱，老嚷牙疼。
        头一桩烦心事，瞎五爷的复员证被李三愣扔到炉火里，没了证明，伤残军人补助办不了。瞎五爷天南海北地找当年的战友，烂醉了好几场，证明打了好几份，都是旁证。当时，我在县民政局工作，也想尽办法，为瞎五爷找证明。两年后，终于在石家庄档案馆找到了线索，告知五爷，算是报了一点儿恩。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瞎五爷找到了当年打过他俩嘴巴的支队长，老首长的秘书给市民政局打了电话，市民政局立马给县民政局打电话，补助的事总算解决了，还往前补了好几年。那次，老首长有会议，没陪他吃饭，送给了瞎五爷两瓶老酒，是地道的国酒茅台，当时的县长都未必喝过，馋酒的他却留到了死。
        另一桩烦心事，瞎五爷戴帽16年，两个儿子跟着吃挂累，早过了婚龄，一表人才，相貌堂堂，人也仁义，却说不上媳妇，整整耽误了一代人。媒婆没少登门，姑娘没少相看，就是背后一打听瞎五爷戴着帽子，名声又臭，都黄了。怕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五奶奶窝火，常常把瞎五爷骂得狗血喷头，差点儿得了精神病。我奶奶也跟着着急上火，十里八村，没少哨听合适的姑娘。
        瞎五爷觉得真是愧对了儿子，也愧对了祖宗，唉声叹气，暗里也狠狠地抽过自己的臭嘴。两个儿子倒是难能可贵的孝顺，爹固然有错，但也不容易呀。他们知道这就是命运，时来才能运转。想开了，大儿子就拼命地学木匠，把烦恼融进了叮叮当当的活计中。后话是，他45岁那年和新媳妇开了家木器厂，做席梦思床，做大衣柜，做时髦的沙发，很快成了村里的首富。
        二儿子拼命地学写字，把忧愁揉进了练字的笔力里。没有毛笔，用树枝。没有宣纸，用旧报纸。起初练毛体，字帖是一册毛主席诗词。后话是，他35岁那年拜了一位名师，才知道大字是大字，书法是书法。勤学苦练，逐渐成了县里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求字的越来越多，还到处题写匾额。媳妇是县文化馆搞美术的，后来成了一名画家。本来是他先定婚的，为了等他大哥，又拖了两年，才成婚。
        说来幸运，当了几个月顽军的我爷爷倒没有给我们后代带来多少厄运。原因是，我爷爷死后不久，瞎五爷捎话，将我大伯、二伯都拉到了解放军的队伍里，混得又都不赖，大伯当过排长，二伯转业时是团级，奶奶成了脸上有光的革命军属。爷爷留下的污点当然是抠不去的，我辈入团、入党时，都得写清“爷爷当了敌人的炮灰，自绝于人民，我要与他划清界线”。写清了，就算过了一关。真是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我爷爷好赌博，输掉了我太爷做生意积攒下的大半儿家产，就是这样，划成分时，我家还是中农呢，要不然，肯定是富农或地主，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祸得福，我们家大大小小的好事，总算没落下。
        春天总是有盼头的季节。瞎五爷有了定期补助，吃喝不愁，零花钱够用，五奶奶的唠叨少了许多。又三年，瞎五爷的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喜事办得风风光光。大儿子的婚宴，是在我家老宅外的大槐树下，借苫布搭大棚，两起开了18桌，五奶奶出面请的是李厨子。二儿子本来打算在县城办喜事，瞎五爷不依，说：“就在村里办！”结果，摆了28桌酒席，上了大虾，饭菜算是盖了全村。厨师自然还是李厨子，提起在大食堂喝酱油加醋的事，瞎五爷装糊涂，打哈哈。两次都是大宝当大知宾的，我大伯是主婚人，我们兄弟几个和媳妇都算落忙的。
        我得娇女那年，瞎五爷终于得了个迟来的孙子，起名刘继续，嘿嘿的抱上，满大街遛达，那张臭嘴用来含饴弄孙了。
        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逗：“五爷，您可是有钱人啦，快把那只左眼治治，要不换个狗眼，不也啥好的。”
        瞎五爷笑骂：“狗操的，别逗了，我看人不低，看谁都比我高一头。一个眼儿够用啦！”
        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那年8月15日，瞎五爷还上了县电视台的演播大厅，腰板儿笔直，正襟危坐，嘴里说着，手还比划着，神气活现的。少先队员给他戴上红领巾，给他敬队礼。瞎五爷还算标准地回了个军礼。最让人羡慕的是，县长还跟他握了手，县长的司机用小车把他送回了小碾村。那天晚上，瞎五爷家挤满了前来道喜的人。
        “五爷，您真风光！”
        “五爷，您真气派！”
        “五爷，您真是没白活一回！”
        原来的大队长也拄着拐杖来坐了一会儿，臊吧拉讥的干笑了几声。瞎五爷的眼一睁一合，脸不阴不晴，话不冷不热。大队长没趣的一瘸一拐地走了，没人起身送，此后就再也没登过瞎五爷的门。
        那晚，人走茶凉后，瞎五爷想打开一瓶老首长送的茅台，喝上几口，乐和乐和。酒都摆到炕桌上了，他拿起来，放下，又拿起来，在鼻子前嗅了几嗅，嘿嘿一笑，又放下，到了没舍得开，起身下炕又锁回了柜厨里。
        上世纪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瞎五爷在小碾村寿终正寝，享年84虚岁。
        我赶到后，听五奶奶说，他在夜里刚要睡下，忽然打了几个喷嚏，嘟囔一句，恍惚是“阎王爷叫我啦”，就没气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瞎五爷也算是无疾而终，临了没受啥罪。
        入殓，按乡里旧俗，很是讲究，还请了吹鼓手，蛮像个白喜事。瞎五爷那张臭嘴好像没用够，怎么也合不拢，五奶奶让人塞了一个茶叶包儿，才算像点儿样子。那只瞎眼半睁不合的，是他大儿子用手给抚平的。
        火化那天，天空飘起了雪花，刚化完，雪就停了。瞎五爷成了一股青烟，他留下的伤残军人证和几件旧军衣，我和党史办领导商量后，征集为党史实物。
        两个儿子摊钱给他立了碑：老兵刘德喜之墓。碑文是二儿子亲手刻的，中规中矩的隶书，有一股说不出的沧桑老到。老首长送给瞎五爷的那两瓶老酒，供到了墓地，打开时，芳香四溢，招来了几只蜜蜂，嗡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