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玉郎

        古庙钟楼上悬吊的巨大铁钟撞响了，声音噌震耳，引得山谷回鸣，连我们临时住宿的小屋都止不住在这巨大的鸣响中瑟瑟发抖，窗纸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猛地撩开被子，伸手抓过放在窗台上的手表。时针正指向7点。我知道，山村新的一天开始了，钟声是招呼村里孩子们上学的信号。
        我们住的是古庙后面的一个跨院，院子偏僻而又有些破败。院墙上青灰色的泥皮早斑斑脱落。古庙的前院稍好些，正殿和两侧配殿以及前殿都早改作了学生教室，据说已大修了两次。我们住的后院不仅墙破，就连住的房子的前装锈，被山里人称作“盘肠”的雕花窗棂，早不知什么时候断了好几根。因为窗格空隙大，糊上的窗纸，稍有风吹便呼呼嗒嗒响。“小伙子，睡得怎么样？”睡在迎门木板床上的老艾似乎早醒了，站在床边边叠被子，边回过头朝我挤了挤眼，很坏地笑了笑。
        我这才明白老艾坚持要我睡土炕，内中多少有些恶作剧的成分。我是平原人，家里也睡土炕，但我们那儿的土炕是用柴草烧的，到后半夜就显凉了。山里则是煤火大炕，夜里，炕板烫得人不敢挨。我睡的是个单人土炕，村里产煤，怕孩子们冬天挨冻，往往学校把煤火费往大队一交，什么时候没的烧了，学校一句话，就有牲口给驮来，想烧多少烧多少。学校的煤可劲烧，所以学校里比一般社员家庭要暖和得多，学校的土炕自然也比村里人家的热。
        夜里，我真有一种放到铁铛上被烙的感觉，直到后半夜才勉强睡着，早上醒来，嗓子直发干。我不由得怨起老艾来：“你老小子没安好心，想把我烙煳哇！”老艾说：“你小子刚参加工作，也得叫你受受呢。”
        这时，院子里传来了老刘的声音。一个工作队3个人，老艾是组长，我和老刘是队员。老刘因为家里有点事，头天晚上回家去了。他是本公社人，家离我们下乡的村子不远，所以一大早就赶回来了。
        学生们陆续走进校门了。这段时间，也是老师们开饭的时间。等老师们一个个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我和老艾才走进伙房。伙房就在我们住屋的北侧，是个两间的小屋，但比标准的两间要小得多。屋内设备及其简陋，靠门边有个能盛两担水的水缸，缸边有个放刀铲和碗筷的柜橱，柜橱是硬山木做的，早被油烟熏得看不出颜色。
        屋东头贴山花墙有个半人高的土灶，俗称“大炉子”。屋里并齐摆了两张条桌，桌边有长凳，是专供吃饭用的。早饭很简单，一人一个馒头，一碗白米粥，外加小半碗腌萝卜条。
        我和老艾一进屋，伙房的温师傅便把饭菜端上了桌。腌萝卜条咸中略带点酸，脆而可口。我和老艾一边吃着，温师傅就背靠着柜橱面向着我们，和我们闲聊。
        老艾一碗粥喝下去了，还想再来点，温师傅就又给他盛了半碗。借把粥端上桌的机会，温师傅试探着问了句：“你们这次来，是不是又搞运动？”
        老艾说：“没错，是要搞运动哩！文化大革命搞了七八年了。可树欲静而风不止，总有人蠢蠢欲动，不搞哪行！”
        “是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么。”温师傅随口说。
        我发现老艾和温师傅很熟，说什么话也不回避。而一般情况下，公社工作队进村搞运动，多数人会敬而远之。就拿学校老师来说，三三两两进屋打饭，有人明显和老艾很熟，也只是面带微笑打声招呼，打完饭转身就离开了。温师傅就和别人不一样。饭后回到住屋，我问老刘，老刘告诉我，温师傅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平津战役时还负过伤，回乡后由政府给安排的工作，而且早就入了党，这样的人政治上完全可靠，有时工作组下乡，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还主动找他聊一聊呢。我不由对温师傅产生了几分敬意。
        虽然已进入冬季，但村里社员的活儿仍然很紧。即便到了数九隆冬，种田人也要积肥运肥，扶长堰，为来年的春耕生产做准备。工作队进村，白天基本没什么事，开会研究工作，都要到晚上，而且差不多都要到10点钟以后，因为10点以前大队不是开会研究生产，就是忙于杂七杂八的事。这样，工作队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夜猫子。进村第三天的晚上10点多钟，在村党支部办公室，就运动的搞法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为了配合公社工作队的工作，村里专门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由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成担任，组员有两个，一个是大队支委，管村里治安保卫的老耿，另一个是大队会计尚二和。会议开始，老艾先讲了公社党委的意见，说此次工作队下乡，仍是帮助村里搞运动，至于重点是什么，矛头对准什么人，上级没有具体指示，只是说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放松，特别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村支书张海成40多岁，一看就是个十分稳重的人。老艾讲完，张海成接着讲。他的讲话，实际上是代表村党支部做个表态性的发言。他声音略高，表情严肃，句句显得很有分量。张海成的发言集中到一点，就是村党支部一定全力配合公社工作队，把运动搞好。村里抽出来的来领导小组的3个人，保证完全听从公社工作队的指挥，而且随叫随到。张海成的话虽显得铿锵有力，但明显让人感到有种官场上常玩的虚的一套。可他的话分明又无懈可击，除了用了几个诸如“指示”、“命令”一类的有些过头的词儿，让人多少感觉有点不舒服，可这样的词儿哪个干部不用！
        听了张海成的表态性的发言，老艾似乎一时没弄清对方的意思，但还是一本正经而且拿腔拿调地肯定了村党支部的积极态度。
        接下来改切入正题了，就是说，村里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些新动向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是什么人胆敢继续对抗运动，蠢蠢欲动，和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
        一盏明亮的电灯下，公社工作队的3个人，加上村里运动领导小组的3个人，合计6个人，围着两张并在一起的八仙桌，开始认真思索起来。
        我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工农兵学员，不了解情况，自然不便发言。老刘呢，据说因为家庭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受到了冲击，直到最近才恢复工作，所以处处谨小慎微。6个人开会，实际上要发言拿主意的还剩4个人。4个人中，张海成是村支书，他只要是一开口，就是板上钉钉，说整谁就整谁了，所以不能先发言。老艾呢？公社工作队队长，得最后拍板。耗了半天，不该发言的和不该先发言的几个人，不由同时把目光集中在了大队治保主任老耿和大队会计尚二和身上。
        眼看过了11点了，老耿终于忍不住了。他一开口，没道出村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而是先来了两句俗谣：“张家窑儿两头凹，有时死俩有时死仨。”
        老艾有些不耐烦了：“你不讲什么阶级斗争，念这玩意儿干嘛？”
        尚二和在一旁解释：“这是一句在村子里传了几辈子的话，最近村里又死了两位老人，有一位是老地主。”
        老艾不高兴地说：“死不死人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老艾还糊里糊涂，连我都明白了，老耿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老地主不死的话，只要随便在他身上找点毛病，算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虽然是只死老虎，拉出来斗一斗，总比找不到斗争对象强。
        张海成说：“甭说人死了，就是没死，自运动开始以来，七斗八斗，人都成了烂茄子了，再斗也提不起大家的兴趣。我看咱们还是动动脑筋，从别的地方想一想。这二年，连续抓偷秋的，还真抓了几个典型，批也批了，罚也罚了。还别说，这么整整还真管事，今年秋天偷集体东西的少多了，就是有，也都是小偷小摸，想上纲上线都够不着。”
        老艾半玩笑半认真地说：“照你说的，阶级斗争真熄灭了？”
        张海成一笑：“我可没那么说。我是说，咱们几个动动脑筋，往别处想一想。”
        尚二和因为是会计，别人发言时，他一直在低头翻他的账本，有时还轻轻地拨拉两下算盘珠。就在大伙绞尽脑汁，却连一个“新动向”都提供不出来供分析研究时，他突然抬起头，试探地问：“我拿不准，所以一直不敢开口，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艾立时来了精神：“拿不准不怕，说出来大伙研究么。快说，是什么问题？”尚二和说：“这几天聋子又上二毛驴家去了。”
        老耿不屑地说：“一个跑瞎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
        张海成坐在一边一声不吭。
        老艾说：“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老耿说：“就是俩人长期搞破鞋。”
        老艾说：“这也说说么，没准里边大有文章呢！”
        张海成一指挂在墙上的钟说：“依我看，这搞阶级斗争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们看看都什么时候了，都夜里1点多了，有什么事咱们明天晚上再说吧。”
        我已经困得上眼皮直粘下眼皮了。老刘也在一边止不住打哈欠。老艾只好说：“好吧，明天晚上咱们继续开会研究。”
        第二天早饭后，我提暖瓶去伙房打开水，打完开水没走，便借机和温师傅聊起了夜间开会的事。因为尚二和说话半吞半吐，加上会开到很晚，来不及细说，我因为好奇，便问温师傅：“村里是有个叫二毛驴的吗？”
        温师傅笑了：“有哇，这个人可不简单，提起她来，村里大人孩子秧都知道。”“这个二毛驴是什么人，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呀！”
        我愈加好奇了：“女的，一个女的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
        “就因为她说话嗓门大，赛驴叫，村里人就给她起了这么一个外号。”
        “那么聋子是谁？”
        “就是长年和二毛驴瞎着的那个人，一个拉驴公子的。”
        我没听懂，就追问了一句。温师傅说：“嗨，驴公子就是给草驴配种的驴，我们这儿都叫驴公子。你问我这个，这回……你们是不是要弄他们俩？”
        “只是刚开了个头一切还都没定。”我说。
        温师傅轻叹一声：“她和聋子那点破事儿，够写半部书了。你们抓阶级斗争，眼睛怎么盯上她了？”
        这话亏得是温师傅这样的人说，要是搁别的人，随便给扣个什么帽子，轻的也要弄到会上批判一通，还要写上三五篇纸的检查。
        温师傅似乎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不妥，忙往回说：“其实，教育教育这两个人也应该，一男一女就这么明铺暗盖的大半辈子，影响多不好。”
        这时，温师傅斜眼看了看屋外，见没别人，学生都进教室了，老师呢，该上课的上课，没课的也在办公室里办公，老艾和老刘正坐在我们住的屋子里闲聊，于是和我聊起了聋子和二毛驴的事。
        “这事儿说起来就话长了。”温师傅像是说评书一样开了头，“聋子姓许，叫许振山，不过村里人没人叫他名字，连几岁小孩开口都叫他聋子。他两只耳朵从年轻时就聋了，是实聋，除了下大雨时天上打大霹雷他能听见点儿，平时说话，你就是把嘴贴在他耳朵边上喊他都听不见。”
        “那他怎么聋的？”
        “那是那年打县城的时候，村里的民兵都去支援前线，他赶着毛驴驮东西在道上走，国民党的一颗炮弹飞来，在身边爆炸了，人没伤着，只弄了一身土，两只耳朵却给震聋了。”
        一串清脆的铃声从伙房斜上方飘过，铃声十分悦耳，我不由抬起头，隔着后窗，透过窗纸上的破洞往后面的山坡上望了望。小学校坐落在山根，正殿后面的山坡上有一条上山的小道，七折八绕地直盘绕到山顶。一个穿浅红色棉袄的小姑娘，正赶着几头毛驴，从学校后边的小道上山，大概是去地里驮东西。
        “这么小就会赶毛驴？”
        “说小也不小了，这丫头十五六了，初中没念完就不去了，家里就图她能挣几个工分。”
        铃声很快就消失了。温师傅则就此引开了话题：“要说这俩人好，还得从小时候说起……”
        这年，再过几天就到“立秋”了，可按照节令，还在伏天里。一场暴雨刚过，天气湿热难耐。本来，在这样的天气里，人和牲畜都该少歇一歇，可妞子的爸爸偏要她赶着毛驴去山上送粪。这时候去山上送粪自有道理，因为立秋前正是庄稼旺长的时候，秧子长得壮，孕出的籽粒也饱满。天交正午，妞子把毛驴赶到半山上，离自家的地还不到半里远时，毛驴突然身子一挺倒在了地上，嘴里呼呼喘着粗气，四蹄乱蹬，而且腿越来越直，连眼睛都快瞪起来了，浑身抽搐不止。妞子吓坏了，不知毛驴得了什么病。这头毛驴，还是去年家里花八斗棒子换的，是家里的命根子呀！妞子吓得大哭起来，边哭边大声喊救命。妞子害怕还有个原因，就是她那个脾气暴躁的父亲，平时对她不是打就是骂，要是毛驴真的死了父亲说不定会打折她的腿。就在妞子拼命哭喊，眼见毛驴就要伸腿瞪眼，口里直捯气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听到哭喊声，从一旁的山坡上跑了下来。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根磨尖了的旧铁丝，到了妞子跟前，一句话没说，照准毛驴鼓胀的腹部猛地扎了下去，铁丝一下子扎进去有好几寸深。妞子吓坏了，大喊着要小伙子赔她的驴。小伙子不慌不忙，把扎进去的铁丝用力捻了捻，又往深处扎了扎。奇怪，驴子的四肢不再剧烈地抽搐了，而是慢慢地舒展开。小伙子看了看妞子说，别哭喊了，没事儿了。果然，过了不大一会儿，毛驴出气便匀实了，而且挣扎着要往起站。妞子见毛驴又活了，感激地说，山子哥，要不是你……我爹非打死我不可。山子哥，我听说你会给牲口治病，今儿我算看到了，你这招儿是跟哪儿学的？你教教我行不行？小伙子说，我们家是祖传，从不教人。
        妞子那年15岁。生活也真会捉弄人，当年那个稚嫩秀气且皮实能干的小姑娘，渐渐长成个身高体胖的大姑娘，长出一副女人少有的大胎骨。再后来的后来，就得了个“二毛驴”的绰号。被妞子称为“山子哥”的，就是后来起了个大名叫许振山，再后来在支援前线时被炮弹震聋了两只耳朵，村里人开口闭口称“聋子”的人。
        “听您这一说，俩人自小是青梅竹马呀！”我说，“那怎么……”
        温师傅说：“反正据我所知，俩人从十几岁上就好上了。那时候，村里人几乎家家都养驴，有的人家还不止养一头。养个两头三头的。牲口也和人一样，哪有个不生病的，生了病就要治。要说给牲口瞧病，村里没有人能比得上许家，不说手到病除也差不多。就是牲口腿折了，人家用两个竹板给夹上，再上点药，过俩月牲口照样能干活。”
        温师傅接着说：“许家在村里不是老户，可也年头不少了。我听我爷爷说过许家是闹义和团以后没几年从山西过来的，那时候这道山沟刚红火起来，大大小小的煤窑有十多个，煤窑多，养牲口驮脚的就多，人家就是冲这个来的——给牲口瞧病，凭能耐吃饭么！”
        “看来许家当时的日子会不错。”
        “要论富裕程度，在村里排不上，可也能算个中等，反正吃穿不愁，挺让人眼馋的。”
        “那两个人怎么没走到一块儿，是不是因为八字儿不对？”
        “不是。”温师傅说，“这么说吧，许家不单会给牲口看病，还会养种畜，给驴给马配种。就因为养种驴种马，被人死瞧不起，一提许家，无论是谁，开口就说是‘配牲口的’。后来，到了说媳妇的年龄，许家早知道自家儿子和妞子好，又见妞子生得粗胳臂大腿，虽然长相一般，可能干活，就托人去妞子家提亲，结果让妞子爹给骂了出来。还说什么‘一个配牲口的腌里巴臜的人家，也敢登我家的门，你家儿子只配和牲口一块儿混！要是憋得难受，我去村头给你们拉一只母狗也行。’”
        “说这话嘴也真够损的。”我说，“那后来呢？”
        “后来，妞子爹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什么妞子和山子好，甚至有人说看见俩人在后山坡草丛里猥上了。妞子爹知道闺女大了，真出点什么事会有辱家门，就来个倒托媒，把妞子许配给了本村一个姓孟的人家。其实姓孟的那小子是个病秧子，妞子爹只图孟家有几间房，有十多亩地，还在村北的山沟里开了个小煤窑，每天都能有进项。”
        “那妞子能同意吗？”
        “那年头，闺女嫁谁不嫁谁完全由父母做主。何况那时候小日本早已进了中国，兵荒马乱的，日子不消停，媒人到孟家一提，
孟家就同意了。而且说办就办，不出几天，就把妞子娶了过去。妞子死不同意，临出嫁又哭又闹，结果被几个大男人，用绳子捆着，硬是捆绑着上了毛驴送到了孟家。”
        “看来，这是一桩根本没有爱情的婚姻，一个真正的悲剧。”
        温师傅一笑：“爱情？那年头一提这词儿都让人酸倒牙，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错，婚姻是终身大事，可哪个姑娘能自个儿做主，还不是听天由命。”听到这儿，我真的有点同情两个人了。
        匆匆过了一天，晚上10点多钟，运动领导小组的人继续开会。几个人坐下还没聊上几句，就听院子外边传来一阵吵闹声，紧接着，杂沓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显然，来的不是一两个人，大概有七八个人，而且吵闹声越来越大。只听一个声音大声嚷道：“你们敢抓我，我是贫下中农！毛主席都说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这人显然是在拿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在为自己辩护。
        有人随即批驳：“你贫下中农怎么着，贫下中农也不能干坏事！偷集体的粮食，这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
        “你们说偷就算偷啦？这叫胡乱栽赃！是别人藏到地里边我捡到的，我要不捡，时间一长就沤烂了。你们可知道，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反正不能听你一个人的，咱到大队评理去，大队还有公社工作队呢！”
        “工作队我就怕啦，那个姓艾的队长我认识。”
        会是不能开了，几个人吵吵嚷嚷，加上跑来看热闹的人，一下子把院子挤满了，男男女女都有，有好几十个。老耿说：“我出去看看。”他和张海成打了声招呼，推门走了出去。
        见管治保的人出了屋，双方的吵闹更厉害了。我们几个坐在屋里，侧耳听着窗外的声音，马上就明白了。每年一过“霜降”节，地里的庄稼早收光了，树上的果子也摘得差不多了。而按照往年的习惯，一到“立冬”，大队和各生产队抽出来护秋的人也都该撤了，就在护秋的人该撤还没往回撤的时候，两个大队护秋的人逮着了一个人。护秋的人说，他们是在村北小道上把人拦住的。天都10点多了，道眼儿早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人背个背篓，里边像是有什么重东西。拦住一翻，果然发现里边有半口袋红小豆，大概有五六十斤。这人一口咬定，他是从地里捡的。问他是从哪儿捡的，他说是道边草丛中。护秋的坚持说，就是捡也是他事先藏在草丛里的，单等护秋的一撤，偷偷弄回来，不然天这么黑，他怎么知道那草丛里有半口袋豆子。这人说，他是天没黑时看见的，捡到后又在自家自留地里干了会儿活，往回赶时天已大黑了。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场里打豆子时，有人趁人不备，偷偷把半口袋红小豆藏在了路边的草丛里，当时不敢弄回家，怕护秋的给逮住。那么，这半口袋红小豆是什么人藏的呢？如果真像被逮住的这个人说的是别人藏的，想弄还没来得及往回弄，恰巧被他发现了背回，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可事情真这么简单吗？别人怎么发现不了，就他能发现，十有八成就是他事先藏起来的，根据这一点，就能断定这人是个小偷，偷集体的粮食，按制度就该受到批判，而且要交几倍的罚款。可凭什么说就是这人偷的呢？毕竟当场没抓住哇！看来事情还真有点复杂，处理起来让人挠头哩！
        外边的吵闹声越来越大，而且炒得越来越凶，眼看双方要动起手来。一方坚持说，豆子就是你偷的，要不然怎么就你能看见。一方说，你还别把屎盆子往人脑袋上扣，没有证据凭空造谣生事，我要到公社去告你们。到后来，连一旁看热闹的人也跟着起哄，又嚷又吼，反正向着哪方的都有。院子里的老耿实在没辙了，干脆跑回了屋，冲张海成和老艾喊道：“张书记、艾队长，你们俩说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不然真要闹出人命呢！”
        老艾坐着没有动。张海成走出屋，站到门口台阶上，冲几个纠缠在一起的人说：“你们打呀，打呀，我可先声明，打破了脑袋大队合作医疗也不给治。”
        张海成简单的一两句话，居然把院子里的人给镇住了。张海成接着说：“粮食是集体的，先把粮食搬到大队仓库去！”
        那个被逮住的人仍表示不服气：“豆子是我捡的，按老规矩就应该归我。”
        张海成说：“你不是能捡吗，明天你再捡半口袋去呀，甭管是黄豆黑豆绿豆，你只要再捡回半袋来，这半口袋豆子也归你。你
要是捡不回来，可就别怪对你不客气了。”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不大一会儿，聚在院子里的人纷纷散去。张海成回到屋里，对老艾说：“艾队长，我看咱过两天再研究算了，不就是一男一女瞎着吗，人跑不了，事儿也抹不掉，早收拾还是晚收拾这俩人还不是一样。”
        老耿附和说：“我看也往后拖两天算了，刚才院子里这么一闹，弄得人脑仁直疼，一点情绪都没了。”
        老艾说：“刚才这件事说明什么？不正说明你们村的阶级斗争没有熄灭吗！你们想想，有常年搞破鞋的，有偷集体粮食的……别看只是半口袋红小豆，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什么人把这半小袋子豆子偷偷藏在草窠里的，我看护秋的人分析得对，很可能就是那个口口声声说自己捡东西的那个人。不管是谁，偷盗集体的粮食，都是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至于聋子和二毛驴的事，我们不能仅仅看作是普通生活作风问题。两个人长期这样鬼混，无视另一个男人的存在——唔，也就是二毛驴丈夫的存在，是和婚姻法相对抗，毕竟人家才是合法夫妻嘛。再说，聋子和二毛驴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毒化社会主义空气，引导人们腐化堕落。当然，批判他们就得上纲上线，我给他们定的调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要坚决批判聋子和二毛驴的资产阶级生活方
式！……这也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学校从村西一个生产队买了些雪里蕻，准备腌上冬季做咸菜吃，是生产队赶牲口的师傅赶着毛驴给驮来的。虽说已入了冬，外面已冷得让人伸不出手，一则学校位置向阳，另则伙房灶大火旺，又是上午10点多钟，屋里显得热烘烘的。伙房的门半开着。温师傅又从供销社买了些肉，打算趁鲜来个雪里蕻炒肉末。温师傅把菜放在地上，正在一点点择菜，想把菜捋成把儿再洗。这时，我走进了厨房，边蹲下来帮温师傅择菜，边和温师傅聊起了聋子和二毛驴的事。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弄这两个人？”
温师傅问。
        “也就是三五天吧。”我说。
        温师傅说的“弄”，是整人的意思，含有批判、审问或是其他更严厉的手段，像过去山里边搞土改，把人捆绑、吊打、禁闭，都用得着一个“弄”字。但对于聋子和二毛驴，也就是批判批判，让两个人彻底断绝关系，不再往来。一个有夫之妇，多年和另一个男人鬼混，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可说到弄这两个人，只有老艾态度最坚决，村支书张海成似乎对此事不支持也不反对。村里边抽出来的负责搞运动的三个人，只有管治保的老耿态度积极些。
        我出于好奇，问：“温师傅，聋子是不是从来就没说过媳妇？”
        “没有，聋子一辈子就没结婚。自打妞子出嫁，他就跟疯了一样，折腾了好一阵子。他爹知道他得了相思病，便托媒人给他提亲。媒人还真给他领进门一个，是从道儿上捡的。”
        “怎么从道儿上捡的？还有捡来的媳妇？”
        “有，怎么没有哇。那年正赶上荒年，小日本又搞经济封锁，山里百姓没吃的，便携家带口逃荒要饭。那姑娘比聋子小几岁，在逃荒的道儿上饿昏了，被人领进了村。媒人正愁没地方给聋子找媳妇去，就和姑娘一商量，把姑娘领到了他家。谁知聋子死活不答应，聋子爹没办法，就把姑娘认了闺女，养在了家里。几年后，聋子爹还真像聘闺女一样把姑娘嫁了出去。”
        “看来这是个好人家，人老实，心也善。”
        “没错，聋子家几代人都是老老实实，就凭给牲口治病，加上拉个种畜什么的混碗饭吃。”
        “二毛驴呢，她有孩子吗？”
        “没有，始终没有，就老俩。”
        “那……二毛驴和聋子算不算拉帮套？”
        温师傅轻叹一声：“真说起来，连拉帮套都算不上，拉帮套还要有正式手续呢！”
        “那俩人长期这样混，二毛驴的男人不知道吗？”
        “那怎么不知道哇，不但知道，还乐意他们这样做。”
        “那是为什么，哪有一个男人心甘情愿戴绿帽子的？”
        “这你就不了解了，前两天我跟你说过，自打结婚的时候起，那男人就有喘病，而且身子骨儿弱。听说俩人成亲没过俩月，二毛驴就主动去找聋子了。有人还在山坡的草丛里逮住过俩人，为这事聋子还被扒了裤子游街。就这样也不管事，人家俩人就是好，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这一好不打紧，一下好了二三十年。这些年呢，二毛驴那男的喘得更厉害了，走不了几步就得扶着墙喘一阵，后来就干
脆不出门了，村里人一年四季也见不到他。要说聋子，五十三四岁了，走道儿还带风，要是跑山道儿，一般小伙子都跑不过他。掐指算起来，少说也得七八年了，二毛驴的家就是聋子养着呢。”
        “怎么是聋子养着？”
        “这不明摆着么，二毛驴的男人干不了活，二毛驴也50多岁了，又胖，挣不了几个工分，还不都是靠聋子养着。聋子拉个种驴，每天能挣10分，赶上给牲口配种，给哪个生产队的牲口配种，哪个生产队得给出几斗粮食，还要给10块钱。粮食留下了喂种畜，钱呢？交给大队，聋子呢，每拉牲口配一次种能得到5毛钱。一年下来，聋子挣的工分和钱都给了二毛驴家。甭说这个，生产队每隔俩月分点油分
点面，聋子自个儿一点也不留，全给二毛驴提拎去，所以聋子什么时候去都是硬气的。只要聋子一去，那男的就会躲到一边的屋子里去。他们家院子大，房子有六七间，正房两边还有厢房，又是独门独院，聋子来去都方便。”
        “看来两个人是真有感情呀！”温师傅说：“要说聋子和二毛驴的感情，那没的说，村里好多名正言顺的夫妻都赶不上。要说怨，就怨二毛驴的爹，生生把俩人给拆散了。名义上是拆散了。可实际上，俩人一辈子就没分开。要说农村这些事儿，8天8夜也说不。”
        “我明白了。”我说，“婚姻和爱情有时候真是两码事，相爱的人到不了一起，不相爱的人反倒捆绑成了夫妻，这其中的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工作组和聋子第一次正面“接触”。
        按照分工，老艾负责“审”，老刘在一旁帮腔，我负责做记录。大队领导小组的3个人，村支书张海成因为要顾及村里的大事小情，就不参加问话了。尚二和是会计，又赶上快到月底，也忙得很。领导小组的3个人，只抽出村治保主任老耿陪着公社工作队抓运动。
        一切都早已布置好。为了不惊动村里人，决定晚上9点以后由老耿把聋子带到大队，但不知怎么，信儿还是透了出去。或许是老耿去聋子家找聋子时惊动了旁人，信儿悄悄传开，以致和聋子住邻居的，还有和聋子在一个生产队的人，多数人都知道了。自打文化大革命开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不是整人就是斗人，村里人对这样的事十分敏感。这一点，从老艾我们3个人一进村，村里人好奇而略带猜测的目光中就看出来了。工作队利用农闲搞运动，已连续搞了两三年，这次该把矛头对准谁呢？只要工作队还没采取行动，人们就忍不住会有种种猜测。工作队进村后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村里人的眼睛。这天晚上，老耿去找聋子，聋子聋耳背听，免不了要和老耿嚷嚷几句，这一来，事情就难免不走露风声。
        大队西厢房靠北的山花墙前放了两张条桌，工作队的人就坐在条桌后面：老艾居中；我坐在老艾里边，面前放着十几张白纸，是做记录用的；老刘坐在老艾外边。条桌前边是一个条形木椅，一把椅子能坐四五个人，是大队开会时社员专用的。长条木椅一侧临门又有些靠窗的地方，放了两把椅子。两间西厢房，还有屋子里的桌子椅子，似乎从运动一开始就没有变过，只要有人挨整，就会弄到西厢房，无论被叫到西厢房的人是被勒令交代问题，还是写保证书或写检查，甚至是被罚站、挨批判……西厢房靠门口的两把椅子，是为负责看管
人的人而特意布置的，坐在靠门口的椅子上，只要被整的人稍有不老实，马上就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这天晚上，门口的椅子自然是为老耿预备的。
        老艾对我说：“小伙子，你可要认真记录，马虎不得，要知道这是阶级斗争。”我说：“你放心吧，我保证一字不落。”
        大约9点半钟，聋子被带进了大队的院子。奇怪，聋子一进院就大吵大闹——不，仿佛在街上走着，聋子就和老耿一直在嚷，人没进院，声音早飞进了院子。紧随其后的，是一群即使夜里不睡也要看热闹的人。大队并不宽敞的院子顿时乱了起来。老耿似乎是在后边推搡着聋子，强行把聋子弄进院的。一进院，聋子就大声嚷起来：“老耿，我知道你是管治保的，你觉得你管治保我就应该怕你？我才不怕呢！告诉你，我不偷不抢，不破坏生产，你怎么不了我……”
        老耿闷声吼道：“你和二毛驴长期瞎搞，败坏社会主义空气，比偷抢还厉害！”
        聋子被强行推进了屋。老耿紧随其后，后脚刚迈进门槛，转回身便把屋门猛地一下关上了，还伸手抻过一把椅子紧紧顶在门口。赶来看热闹的人进不了屋，便一个个扒着窗台，密密地挤在一起，宛如一群蠕动在巢上的蜜蜂，竭力透过破了的窗洞向里巴望。
        许是屋内的电灯过亮，聋子乍走进屋，被强光刺得睁不开眼，止不住用手狠命地揉眼睛。过了大约有一两分钟，聋子才看清山花墙边坐在条桌后边的人。老艾表情严肃，面色阴沉。老刘虽然不像老艾那样紧绷着一张脸，目光也严肃得吓人。只有我——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尽管还不懂得装腔作势，但也知道在这种场合不能随随便便。老耿呢，坐在靠门的椅子上，两眼紧盯着聋子，距聋子只有两三步远，只要聋子有一点不规规矩矩，他马上会站起来制止。聋子呢，则受审一样在地中间直直地站着。
        问话开始了，这注定是一场毫无结果的对话。本来在此之前，依老耿的意思，是先把二毛驴叫到大队，是批是斗先弄她。可老艾说，这男女奸情的事，哪有先问女的的，女的脸皮儿薄，还是先问男的好。老耿说，问聋子还不如吆喝牲口管用，吆喝牲口牲口还会听，知道向前还是后退呢。老艾说，他总不至于一点都听不见吧，只要能听见点儿，就得先问他。老耿无奈只好按老艾的意思办，虽然他知
道问聋子绝然问不出什么结果。
        “聋子，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叫到大队来吗？”老艾用比平时说话大几倍的声音开了头。
        聋子见老艾嘴巴在动，眨了眨眼睛，用手一指老艾：“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你姓艾，前年冬天搞运动就是你带的队。记得那天你们工作队进村时，我正赶着毛驴往回走，对了，牲口驮的是白梨，那是我们队煤洼的梨，特别甜，我记得队长还给你们装了一大书包。那梨怎么样，好吃不好吃？我跟你说，再没有比煤洼的梨好吃的了，又大又甜，汁水又多，咬一口顺嘴直往下流……”
        我以为聋子在故意打岔，心想，这老家伙可够狡猾的。
        老艾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只说了一句，聋子一口气来了十句二十句，仿佛不是他要聋子老实交代问题，而是聋子在给他讲述一段有趣的故事。
        “你给我老实点！”老艾简直怒目圆睁了，“你老实交代，你和二毛驴究竟是怎么回事。”
        聋子稍稍愣了一下，说：“我知道你们让我上大队干什么来了，我们队库房前两天被人撬了，丢了不少东西，还有一麻袋核桃。谁都知道核桃现在涨价了，供销社收购四五毛钱一斤，有20斤就能卖10来块钱。可那钻窗户入门的不是我。要说这事儿也好查，谁家自留树能打多少核桃，大伙心里都有数，等小偷到供销社卖核桃时一逮一个正着……”
        直到这时我才相信，聋子的两只耳朵的确是什么也听不见，老艾的声音再大，他一个字儿也听不到，所以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
        窗外一个小伙子喊了起来：“聋子，交代你和二毛驴的问题。这几天你又和二毛驴亲热没有？什么时候去的？”
        小伙子的话音刚落，一伙人紧跟着起起哄来，与其说是取笑聋子，不如说是看公社工作队的笑话。
        老艾尴尬极了，如果再问下去，聋子不知又会吐出一堆什么话来，可如果不继续问，他这个公社派来的工作队队长怎样下台！见老艾有些困窘，一旁的老刘不得不出面了。老刘站起身，凑到我面前，伸手拈起一张白纸，又从我手中要过钢笔，坐都没坐，站在桌前三画两画，在纸上草草画了个小毛驴，还在右上角写上个“二”字。
        老刘一手捏住纸的一角，双手举起来对着聋子。聋子觑眼看了看，觉得纸上画的是一头幼小的骡子，随即脱口说：“唔，我明白了，你们是说5队的一头毛驴下了个小骡子。这事儿我知道，那头母驴有点老了，下骡子时劲儿不够，我还给扎了一针。生下的小骡子可壮实了，正好5队那头拉车的牲口也老点了，这小骡子养几年就能使上。”
        事情竟这样令人啼笑皆非，问什么话，聋子一点也听不见，画幅画提醒他，他竟来个阴错阳差。老耿这时实在忍不住了，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两步走到聋子面前，又从老刘手中拿过那张画有一个小毛驴的纸，直举到聋子眼前，右手一指纸的右上角写着的“二”字，厉声说：“你……你看看这是什么？”
        聋子虽然一天学校也没进过，但跟着父亲读过几天药书，主要是父亲要他把祖上传下来的给牲口看病的绝招学到手，所以也认得几个字。看到纸的右上角的字，又细细辨认了一下纸上的画，聋子恍然大悟：“……唔，我明白了，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弄到大队来了。你们是说我和二毛驴的事。”
        老艾一拍桌子：“你装什么糊涂！你赶快老老实实交代，不然你过不了关。”聋子又眨巴眨巴眼，一指老耿：“这事儿你问老耿，我和二毛驴的事他都清楚。”老耿吼道：“我清楚什么？你们那偷鸡摸狗的事儿只有你清楚！……”
        和聋子的第一次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却搞得老艾很疲惫。过了一夜，老艾早起刷牙时，牙刷还插在嘴里，嘴角挂着不少牙膏沫，便唔唔噜噜和老刘商量，说跟聋子谈话太别扭，真不如直接找二毛驴交代问题。老刘说，老耿早就说先找二毛驴谈。老艾说，不过聋子也没白找，毕竟有了接触，知道聋子是怎样的人了。
        吃过早饭，老艾说烟没了，就拉了老刘去村里离大队不远的供销社买烟。我无事可做，便到学校老师的办公室想找份报纸看看。难得的是，小学校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还订了份《参考消息》，这可是不公开征订的报纸，报纸上的每一条消息都令人感到新奇。我找了份当日的《北京日报》，又随手拿了份《参考消息》，出老师办公室往宿舍走时，温师傅正端着半筐子黄土往伙房走，迈上两道台阶，要进屋没进屋时，见我从一边走过来，便停住了脚步。
        温师傅说：“昨晚你们找聋子了？”
        “找了。”我站在台阶下，抬眼望着温师傅，“您怎么知道的？”
        “这事哪有不知道的。”温师傅说，“村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不出半天就会传开。”
        我把手中的报纸卷成卷儿握着，随温师傅走进伙房。
        温师傅把土倒进灶边用来和煤的槽子里，双手在围裙上抹了抹，说：“看来你们真的不了解情况，找聋子——那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谁也没想到他一点也听不见。”
        “不光这个，不论什么人，他都敢直眉瞪眼和人吵呢。”
        “那他就不怕运动？”
        “怕运动？”温师傅说，“解放20多年了，聋子的思想还在旧社会。你想呀，这些年，不管搞什么运动，也不管上级有什么指示精神，不管是谁讲话，也不管多大干部讲话，他连一个字儿都听不见，所以他什么精神也得不到。弄了归齐，他还讲他的死理儿。那他和二毛驴的事，过去根本不算回事。现在讲是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连资产阶级什么样儿都不知道，懂什么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就认定他和二毛驴好是应该，别人管不着。他咬住这个死理儿不放，别人是什么他又听不见，不吵起来才怪呢！……”
        我明白了。看来聋子的思想还停留在旧社会所以和新社会的一套格格不入。温师傅说：“从聋子这儿打不开缺口不如找二毛驴谈一谈。”
        这时，一个人风风火火跑进了小学校，来到后跨院，没进屋，便在院子里喊了起来：“温师傅——温师傅——”
        温师傅听出来了，在屋里应了声：“六子，你不知学校正在上课，瞎喊什么？”
        叫六子的人走进屋，温师傅问有什么事。六子说，你快去看看吧，骡子把人给踢伤了。温师傅又问是怎么回事。六子说，队里新买了一头骡子，准备驾辕用的，可这头骡子脾气暴，就是不入辕杠，怎么也套不上，赶车的气坏了，用鞭子狠抽了一下，这骡子一扭屁股，一蹄子踢在了把式的手腕子上，八成是骨头劈了。原来温师傅在部队时当过卫生员，还跟一个接骨匠学过接骨。村里有赤脚医生，可接不了骨，所以有时碰上有人脱臼或是骨折什么的，都会找温师傅。
        温师傅放下手中的活儿，说了声：“走，我跟你去看看。”
        走出伙房时，温师傅说：“遇上脾气暴的牲口，找聋子呀！”
        六子说：“原先是说找聋子，可把式也是老把式了，说自己能行，结果谁知……这会儿派人找聋子去了。”
        听说派人去找聋子了，温师傅说：“你也没事儿，还不跟着去看看热闹。碰到这样的事，村里除了聋子，别人还真不灵哩！”
        我也正想去看看，便说：“等我把报纸放屋里，随后跟你们去看看。”
        新买牲口的队是第5生产队。院子里已聚了不少人，有在队里干活的，也有跑来看热闹的。一头高大的铁青色的骡子，在院角一株尺把粗的柳树上拴着，柳树旁，有一挂鞍辔齐全就准备套上牲口出去干活的马车。人们不敢靠近骡子，只远远地在一旁瞪大眼睛看着。
        被牲口踢伤的车把式有四十五六岁，正坐在台阶上，右手托住左手手腕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见温师傅进了院，把式忙站了起来。温师傅凑过去，让把式依旧坐在台阶上，然后坐在把式的右侧，转过身，伸左手托住车把式受伤的手腕，用右手指尖细细致致摸起来。车把式的手腕早已红肿。温师傅只轻轻摸了几下，便说：“没什么大碍，就是腕骨有点儿劈，不过不用上夹板，让医生给抹点消炎药，再用纱布缠上，养养就好了。”
        六子赶紧去村里叫赤脚医生。聋子这时还没来，队长就叫车把式先去队部的炕上歇一歇。温师傅也随着走进了屋，趁热给车把式揉起来，免得腕部淤血。队长知道我是公社工作队的，于是十分客气地也把我让进了屋。
        我刚走进屋，坐下没两分钟，聋子就来了，而且一进院就嚷：“野牲口不通人性，和牲口打交道千万要小心。什么时候牲口驯服了，也就听人的话了。”
        屋里的人知道聋子进了院，纷纷从屋里走了出来。
        大青骡仿佛有灵性似的，刚才还在不停地冲围观的人调屁股，聋子一进院，便把屁股掉过去冲着墙了。
        聋子问5队队长：“鞭子呢？把鞭子给我！”
        队长把立在墙边的鞭子拿过来递给了聋子。聋子右手抓住鞭杆，稍稍晃动了一下鞭绳，左手顺势一下抓住了鞭梢，看了一眼说：“不行，这鞭梢不行，尖都劈了，得换一根。”
        有人打开库房的门，从里边取出两根新鞭梢。聋子拿过一根长一些的，很快将尖劈了的鞭梢摘下，换上了新鞭梢，然后小心地向大青骡靠近。
        大青骡显得紧张起来。见有人在慢慢向它靠近，屁股贴墙更紧了，看样子是要护住臀部，免挨鞭笞。
        在离大青骡有七八步远的地方，聋子站住了，他扭头瞥了一眼身后的看热闹的人，命令道：“旁人都闪开，小孩都躲到屋里去，免得骡子受惊，踢着踩着吃饭都不香！”
        队长把妇女和孩子都招呼到屋里去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聋子又往前迈了两步，还试着晃了晃鞭杆。大青骡见鞭梢摆动，以为又要挨鞭子，屁股没有动，两腿却夹紧了，似乎随时踢胆敢靠近一步的人。聋子又把鞭梢晃了几下，鞭梢每晃荡一下，大青骡便把屁股紧张地调一下，但只见鞭梢晃荡，却不见鞭子落下来。大青骡于是松懈下来。聋子看准机会，猛一挥鞭，鞭梢像半空中舞动的小白蛇一样直朝大青骡耳跟子闪去。只见大青骡浑身猛地一阵痉挛，眼
看四肢发软，再也支撑不住，就在肚皮就要擦地的一刻，大青骡又用力一挣站了起来。聋子走过去，把拴骡子的绳子解开，牵着大青骡到了大车前，用手一拍大青骡的屁股，大青骡乖乖地倒退着退到辕杆内。聋子把鞍子给大青骡披上，很快把车套好。
        在场的人无不佩服，忍不住对聋子啧啧称赞起来。
        聋子走过来，把鞭子递到队长手中：“记住，这一鞭叫‘绝命鞭’，弄不好会一下把牲口抽死，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这一手。我就是告诉了你们，也不许你们使：就是用鞭梢抽牲口耳台边一点，抽偏了不管用，抽重了，牲口不是死就是废喽。”
        聋子要走了，临出院，回过头一指队长说：“我知道你是队长，你是队长这一招也不许你用。你队长也没这个权力，因为你不会用。再说，养牲口要爱惜牲口，我刚才说牲口不通人性，实际上是人有时候没人性，牲口不听话就怨牲口，牲口不听话是人没能耐，怨不得牲口，只能怨人。”聋子说最后两句话时，人早出了院子。
        既然找聋子不会有什么结果，工作队只好不再找他，而是找二毛驴。
        这天晚上，二毛驴被叫到了大队。负责问话的几个人和第一次对付聋子的阵势一样：老艾和老刘负责问话；我在一旁做记录；老耿仍坐在门边的木椅上看着。
        二毛驴直直地如木桩一样站在屋地中央，摆出一副挨整的架式。这女人50多岁，粗手大脚，一张脸圆圆的，大得赛2号茶盘，看样子有些浮肿。
        老艾没开口，老耿先说话了：“二毛驴，公社工作队的几个人可都在这儿，你可要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不然会对你不客气。”
        我有些吃惊，这不是在街上，而是在大队部，村里负责搞运动的人郑重其事地在找人训话，怎么开口就叫人绰号，而且是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二毛驴似乎不计较别人叫她什么，或许，她在村里早颜面失尽，再没有任何人的尊严，一个绰号在村里人叫起来比叫她的名字顺溜得多。或许她一颗心早已麻木，名字也好，绰号也好，不过是一个人在世间混为了和别的人区分而必须要有的一个符号。
        二毛驴开口了。她嗓门老大，说话瓮声瓮气，一开口震得房梁上的土直往下掉，难怪人们给她起了这么个绰号。
        “……我知道你们工作队找我干什么，不就是让我交代问题吗。我呢？别的问题没有，我娘家是贫农，婆家是中农，按理说中农不怎么好，可中农也是团结的对象，凭这点你们找不着我。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和聋子的问题。我是个人呢，是三皮脸二皮赖，一张脸被人揭下来放地上踩两脚也没事，谁叫我脸皮厚不值钱呢！”
        老耿发火了：“人家工作队的人说什么呢，你倒先卖砂锅的一套一套地端出来了。告诉你，叫你来是让你交代问题，就是……你跟聋子老这样下去不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二毛驴说：“反正你们说是什么方式就是什么方式，我老实听着呢。”
        老耿说：“记住，这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剥夺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法权，你和聋子……也属于这一套。”
        老耿不愧是大队干部，他居然把“资产阶级法权”这样的词儿牢记在脑子里，抓住机会就当做利器来用一用，全然不知这样来用显然会令人啼笑皆非。
        老艾终于开口了：“快说吧，你和聋子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一五一十交代，不许隐瞒。”
        “我和聋子是怎么回事村里人都知道，”二毛驴一指老耿，“像他这管治保的就更清楚。”
        老耿厉声说：“人家艾队长问的是你，你少打马虎眼。这次运动是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你说，你和聋子这些日子老实了没有？”
        “我们敢不老实吗？运动一起来，光批斗就挨了好几次。俗话说，不怕头场，就怕落瓤。”
        老艾没明白，赶忙问：“什么什么，你说什么‘瓤’？”
        老耿解释说：“她只是对运动有抵触情绪。秋天打场，打过头场，谷子也好，豆子也好，里边还会有些籽粒没打出来，这就要打二场三场，最后打的叫落瓤。她实际是说头次挨批斗不可怕，就怕来个二次三次。”
        “唔，这回我算明白了。”老艾说，随即他一指二毛驴，瞪起眼说，“我可警告你，你别图什么侥幸，不然咱们就熬上一宿，不，熬上个两宿三宿，也要把你们那点丑事抖落干净！”
        二毛驴知道躲不过去，开始交代问题。她面无一丝愧色，讲她和聋子怎样从小在山坡上放驴，讲两个人怎样私定终身，父亲又怎样把他们活活拆散，强逼着她嫁给了一个喘子……仿佛她不是在交代问题，而是在讲动人的爱情故事。
        我一边用钢笔在纸上刷刷记着，一边止不住在想：要是搁一般的农村女人，讲起这样的事，难免羞于启齿，因为毕竟是有夫之妇哇，可二毛驴讲起来却坦坦然然，不慌不忙，而且眼睛里闪动着少有的光彩，如果没有人打断她的话，说不定她会讲到第二天天亮！……她是在向千百年来的世俗宣战么？或许，她被无爱的婚姻折磨和摧残得太久了，使她的大半生都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生活，出于一个不屈的女性对至真至爱的情感的追求，她和聋子实现了非婚姻的灵与肉的结合，而这自然会遭到村里人的鄙视和唾弃，因为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传统道德来讲，她和聋子的行为都和旧有的秩序格格不入哇！她这样做，反把屋内的其他人弄得尴尬起来。
        老耿终于忍无可忍了，厉声斥责道：“行了行了，少讲你那些丑史！我看这么着吧，过去运动中交代过的问题就不要再重复了，这次工作队进村，是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根据这个要求，就讲讲你和聋子最近又搞破鞋没有。”
        “有哇，就在十几天前，我们俩还在牲口棚西边的草棚子里……下边的事还用细说吗？”
        “你看着该说就说。”老艾说。随即，老艾对我说：“这些也要记下来，一点都不能落下。”
        直到夜里两三点钟，问话才结束。屋里的几个人都有些累了，包括二毛驴，也包括负责问话的几个人。用来做记录的纸，已密密麻麻地记了有二三十页，我的手腕早酸酸地抬不起来了。令人纳闷的是，老艾对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感兴趣，有时问话细得不能再细。一些男女之间的事，特别对两个已年过50的男女来说，早已没有了年轻人的浪漫和风流，也值得这样来盘根问底么？难道这也是阶级斗争的需要？说实在的，我有时都觉得脸红，不好意思，甚至有时想吐，但老艾却始终正襟危坐，一本正经。
        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二毛驴似乎松了一口气，末了，觉得没什么可说了，不由深叹一声。老艾则开始做总结式的发言。老艾对二毛驴说，看来你的交代还算老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和聋子的问题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过，你必须写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和聋子不再有来往。当然，写保证书是一回事，实际表现是另一回事，如果不悬崖勒马，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到那时可别说对你不客气。
        什么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这纯粹是经常搞运动的人搬出来的一套吓人的鬼话，但这样的话用起来很灵，因为谁都怕被划到阶级敌人一边去。二毛驴也是这样，听了老艾的话，她赌咒发誓，表示日后一定和聋子断绝关系，保证不再犯男女作风错误。可谈到写保证书，二毛驴说自己不识字，不会写。老艾就让她说，我来代写，末了让她按手印。保证书写完，我又给二毛驴念了念，她听了说没意见。老耿去会计室找来印泥，二毛驴在保证书上按要求按上了一个红红的手印，事情算有了结果。
        从大队出来，一边往小学校走，老艾对我说：“小伙子，别看你读的书多准没读过这样的书。今儿你一定开了眼了，晚上睡觉该不会做鸳鸯梦吧？”
        我知道老艾在拿我开涮，便说：“我看你对这样的事才真正感兴趣哩，连俩人什么时候幽会，在什么地点，怎么做的……一一都要问到。”
        老艾没来得及还口，老刘先开了口：“小伙子，这是在搞运动哩，马虎不得，谁让咱们赶上了呢。”
        回到小学校，打开被子准备睡觉时，老艾对我说：“小伙子，下一步交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我问。
        “就是监视聋子和二毛驴，看看俩人究竟断开没有。二毛驴虽然写了保证书，可要是口是心非呢！”
        “那……你是让我去捉奸呀！”“别说得那么难听，是要你去看着俩人，看有没有什么新动向。”
        说到去监视聋子和二毛驴，我心里极不情愿，但老艾是领导，他要我去我又不能不去。何况按老艾说的，这就是“工作”。工作队3个人中，数我年轻，我不去谁去。负责监视这两个人的，还有尚二和。他家和二毛驴家相距不远，又是在一个高台上，站在他家院墙边，就能窥见二毛驴家的一举一动。重点监视的时间是夜里10点之后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为了方便监视，尚二和让他上中学的儿子临时去同学家住了，腾出房子，由我们俩监视聋子和二毛驴用。这是间在正房一侧临时搭盖的大概有一间半大小的小土房，平时由尚二和上中学的儿子睡觉用。靠里边有个土炕，贴土炕的后墙半腰开了个小窗，窗上安了块玻璃，透过玻璃，正好能看到二毛驴家的院子。
        土炕上，铺了条又黑又厚的羊毛毡。尚二和怕我冷，还给我找了件老羊皮袄，准备夜里盖。为了方便监视，尚二和还找了个小板凳搁在炕上，一个人坐在小凳上，正好透过玻璃窗看到外面。
        “我当时只是随便说了一句，没想到老艾还真当回事了。”尚二和说。他似乎是在埋怨自己，或许是有些后悔。工作队进村搞运动，一时找不到目标，找不到就找不到呗，还有支书张海成他们，自己何必要把聋子和二毛驴的事给捅出来。老艾一认了真，事情开了，一时反不好收场了。此外，尚二和的话中，又像是有几分歉意，就是害得我夜里也不得睡觉，陪着他一起熬眼，来监视二毛驴和聋子。
        对他的话我没置可否，而是说：“既然是搞运动，就不能不了了之，那样岂不让村里人笑话，工作队也没脸出村。”尚二和说：“你说的也在理。”
        我和尚二和商量好，我们俩轮拨儿隔窗来监视，一个人累了，就换另一个人。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隔着窗子不错眼珠地望着窗外，另一个人就在炕上躺着，困了就先睡一觉。
        正是阴历初七初八时候，月儿已有半圆，清寒的光弥满山谷，将房舍、树木和道路映照得清清楚楚。我和尚二和一天天计算着日子。这天是开始监视的第4天，连续几天熬夜，我确实有些困乏了，仰躺在土炕上，开始还和尚二和东拉西扯地瞎聊，渐渐上下眼皮直往一块粘，不知什么时候竟睡着了。我睡得正香，就觉得尚二和在用手拨拉我。我强睁开眼睛，问：
        “是不是……”
        “快——你快来看，聋子又来了！”尚二和说。
        我一骨碌爬起来，和尚二和并着脸一起往外看，看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尚二和说：“你看，二毛驴家的门洞里，暗影挡住的地方……”
        我揉揉眼细一看，果然，那里有一个人，以为月光被挡住了，不细看还真看不见。
        尚二和说：“是聋子，又来找二毛驴来了。”
        “二毛驴不是写了保证书，保证不再和聋子来往了？”
        “别急，你慢慢看着哇！”
        我屏住呼吸，和尚二和一起，4只眼睛紧紧盯着窗外。
        不大一会儿，院门开了，只见二毛驴从院子里走了出来，到了门口，似乎和聋子摆了摆手，像是示意了什么，聋子随后转身走了。聋子刚走出院子，院门哐地一声就关上了。
        我不由问：“这是怎么回事呀？”尚二和说：“别急，再等几分钟。”
        果然，三五分钟过后，院门又开了，二毛驴从院子里走了出来，出了院，反身把门关上。这时，从里边传出一个男人浊重的咳喘声。尚二和说：“你看，二毛驴又去找聋子了。他出来是插院子的门。”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男人，自己的妻子去找另一个男人，自己不但心甘情愿，而且还出来帮忙，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男人？！
        “你看，二毛驴走了。”尚二和说。我也看见了。二毛驴大概在暗影中躲着观察了会儿动静，然后悄悄贴墙边向北走去。
        “她去找聋子了！”我说。
        “没错，去找聋子了。”
        “那她的保证书……”尚二和说：“那不就是一张纸儿嘛，那张纸儿管得了谁！”
        第二天早上，我把看到的情况和老艾说了。老艾说：“这就叫走火入魔，走火入魔！”
        老刘说：“再观察两天，别见到一次就下结论。再说，二毛驴和聋子出去干什么去了，就是干那事儿，也得弄清在什么地方。”
        于是，我只得和尚二和继续观察。到了第7 天的晚上， 聋子竟然毫无顾忌地去擂二毛驴家的门，把街坊四邻都惊醒了。
        第二天下午，运动领导小组的几个人，就出现的新情况紧急开会进行研究。老耿显得很气愤：“不行就像运动初期一样，把两个人耳朵上挂上破鞋拉出去批斗。”
        老艾这时倒显得很冷静。他说：“这男女之间的骚事，在大庭广众之下批判，大伙是爱听，也爱看，可这样会毒化空气，所以还是不抖落出去的好。”思索了片刻，老艾说：“既然支部也觉得这事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我看就由我来想办法吧！”
        下午，老艾回公社了。在公社呆了两天，老艾才回来。一回来，老艾就把张海成叫到了小学校，告诉他，治聋子和二毛驴的办法有了，而且公社主要领导也同意。张海成就问什么办法。老艾说，把二毛驴的户口迁走，迁到别的村去，而且不能让聋子知道，换句话，聋子就是知道了，也不能大老远地再跑去找她。
        张海成就问： “ 把二毛驴迁到哪儿？”
        老艾说：“迁到王家疙瘩。”“那……人家村里同意吗？”
        老艾就说，由公社出面，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先是和公社领导商量，征得主要领导的同意，于是代表公社去和王家疙瘩的村支书商量，那边也同意了；至于二毛驴的男的，反正也干不了活，就让他入村敬老院；二毛驴迁到王家疙瘩，先安排在一个生产队，能干多少活就干多少活，一个人挣点工分也够混的了。
        张海成说：“事情既然定下了，说办就办后天就让二毛驴走，免得夜长梦多。这事还真不能让聋子知道，聋子要知道该不依不饶了，不知又会闹出什么笑话。”
        给二毛驴迁户口以及强令她搬迁的事，由老耿全权负责。老耿办这样的事蛮有经验。开始二毛驴说什么也不同意搬到邻村去，老耿就板起面孔，把她和聋子的事无限上纲，还说要不然的话就把她和聋子拉出去甚至游街。二毛驴害怕了，才勉强同意搬走。
        临搬家的前一天晚上，老耿和尚二和到了二毛驴家，帮着二毛驴收拾东西。当晚，俩人还劝了二毛驴的男人几句，告诉他说过两天就让他搬到敬老院去，到敬老院好吃好喝有人伺候着，比原先在家里强得多。二毛驴的男人满口答应，还真诚地感谢政府对他的关怀，是早就应该整治一下那两个不要脸的东西了。
        第二天拂晓，村里人还都没有起来，老耿和尚二和便到了二毛驴家，负责送二毛驴的牲口把式早赶了两头毛驴到了院门外等候。二毛驴的被褥和刀铲瓢盆装了一牲口驮，二毛驴由另一头牲口驮着，由老耿和尚二和送出了村。老耿要一直把二毛驴送到王家疙瘩，到那儿把一切都交代清楚，并把二毛驴安顿好才能回来。
        尚二和只送到村外，直到看着老耿和二毛驴的影子彻底消失在夜影中，才一个人闷闷地返回村。
        一连几天，村里人议论的，几乎都是二毛驴被强行迁到邻村的事。其中的是是非非，自然各执一词。有认为公社工作队无事生非的，更多的人则认为工作队做得对，早该这么做，而且认为工作队这一招来得绝，如果不把俩人拆散，任其这样胡混下去，再有人效仿，会把村子弄得乌烟瘴气。议论总归是议论。工作队呢，特别是老艾，觉得松了一口气，以为一件麻烦事，总算有了结果，而且这样来处理显得极有分寸，棋高一招。至于下一步运动怎样搞，先歇几天再说，反正阶级斗争不会熄灭，只要有阶级斗争，工作队就不会没事可干。
        临近“大雪”节时降了一场雪，落雪有三四寸厚，山山岭岭都被大雪覆盖了。雪后的两三天，气温一下子降了七八度，简直寒彻骨髓。白天，除了下地干活的人，山路上行人极少。我们工作队的3个人，因为暂时没什么事，便呆在小学校里，多数时间是守着火炉，边取暖边漫无边际地闲聊。到了晚上，老刘以为无聊，便找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直到把报缝的字都看一遍才放下。老艾则习惯地一支接
一支抽烟，有时还忍不住讲几句笑话。我因为爱看书，所以每天晚上老艾和老刘都睡下了，我把报纸围折起来，想法固定在灯泡上，用来遮挡灯光，一个人躺在被窝里看书，一直看到很晚。
        这晚，我看书差不多到12点，才关灯睡觉。我睡得很实，昏昏沉沉中，就觉得有一个什么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飘了过来。不，声音像是长了翅膀，在雪地上飞来飞去，幽幽地，忽高忽低，忽远忽近……蓦然，雪野上出现了一辆像是古时候的战车一样的车子，车子前面有一面杏黄色的三角旗，旗子上有字，看不清。车上站着个穿红兜肚的小男孩，小男孩手里拿着一支横笛，正在呜哩哇啦地吹。突然，车子好像撞在了迎面的一块巨石上，车子猛然前倾，小男孩一下没站住，一头从车子上栽了下来……我猛然惊醒了！原来是一个梦，梦中的小男孩和车子不见了，但仍有个声音在飘。
        窗外北风呼啸，不时会有些被风卷起的枯枝败叶抽打在小屋的窗上。那声音竟然是从风雪弥漫的山野中飘来的，这样寒冷的冬夜，会有什么东西在雪野中出现，是人还是鬼？！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可如果是人，又会是谁，为什么在这深更半夜……他用的是什么乐器，吹的又是什么曲子？
        我完全醒了。细一听，窗外的声音好像近了，可不大一会儿又远了。声音忽疾忽徐，或抑或扬，分明又有几分怨艾，几分幽愤，这又是为了什么？是笛子吹出来的么？不，不是笛子，比笛子响亮清脆得多！过了会儿，声音消失了，大约十几分钟后，声音又出现了，而且仿佛移到了学校对面的山坡上。这不会是人，一定是个幽灵，一个习惯在暗夜中游荡的幽灵——我心里说。我忽然觉得有些害怕，用被子一下蒙住了头，但那声音仍然透过门缝钻进我的耳朵。
        第二天早上，温师傅早起赶到学校，准备给老师做早饭。我听到了咚咚的用火杵捅火的声音，赶紧起来跑到了伙房。
        “ 温师傅， 夜里的怪声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呀，大伙都听到了。”
        “是不是有人在吹笛子？”
        “不，笛子声音不这样，是有人在吹管子。”
        “那是谁？这大冷天的，夜里连觉都不睡。”
        温师傅摇摇头：“谁知道是谁，八成是个疯子。”
        一连几天，每到夜静更深，那奇怪的令人恐悚的声音便幽响起来，每次都把整个山村的人搅醒，。那声音在山谷中游来荡去，忽而在南，忽而在北，而且反反复复一个调子，像是专门在夜间才出现的幽灵。
        三五天后，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这天，温师傅又来做早饭，没进伙房，走进院先奔我们住的小屋的窗下，冲屋里喊了声：“事情清楚了啊，不是鬼，是人——是聋子！”
        隔着窗，我问了句：“怎么是聋子，聋子半夜三更不睡觉跑到山坡上去干什么？”“八成是疯了，老见不着二毛驴，神经出了问题，有点癫狂了！”温师傅说，“有人壮着胆子夜里上山捉鬼，把他捉住了。他吹的曲子我也打听清楚了，叫什么《骂玉郎》。”
        我忽地觉得曲名很熟，可又一时想不起来，便问：“聋子怎么会吹曲子？”
        温师傅说：“要说这一点，谁也比不了。聋子耳朵虽聋，可绝顶聪明，他在银音会里吹管子，只要看别人手一动，就知道吹的是什么曲子。银音会里谁也没有他会的曲儿多，像什么《感皇恩》《骂玉郎》《山坡羊》，还有什么《耍孩儿》《三皈赞》……”
        我披衣起床，开开了门，问：“您怎么知道这么多？”
        温师傅说：“我哪儿知道，我都是听人家银音会的人说的。”听温师傅这么一说，我蓦地想起来了，这些曲牌，都是元曲曲牌，我在念大学时，学校图书馆有不少这方面的书，我在翻阅时，还做了一些笔记。
        “村里的银音会有多少年了？”我问。
        温师傅说：“听说从明代就有了。”
        我有事回公社，顺便休息两天。利用休息时间，我出山回了一趟家。在厚厚的一摞笔记本中，我找到了记有元曲曲词的本子。我打开本子，找到了曾瑞的一支带过曲，词写一个闺中少妇， 到杜鹃声声哀啼，牵动思夫愁绪，心中因有所感。词中有这样几句——
        无情杜鹃闲淘气， 头直上耳根底。声声聒得人心碎。你怎知，我就里，愁无际。
        看着看着，我不禁陷入沉思。古往今来，为了一个“情”字，直叫人神魂颠倒。翻翻古代民歌，再看看宋元词曲，固然写女子情思的甚多，这大概缘于女子感情细腻，又多外露不掩，而男子虽也情思切切，或性格使然，或羞于表达，故难见于诗文。聋子的所作所，委实让人感动，莫非因两耳全聋，不为外界俗尘濡染，以致年过五旬，仍有一份纯情，如山中一眼甘泉，汩汩有声。或许，聋子打心底里蔑视世俗和偏见，敢于大胆坦露真情，爱就爱他个烈焰飞腾，恨就恨他个肝肠寸断。人们只知道聋子半夜在雪野中痴狂似癫，放浪形骸，似有什么东西向世间倾诉，但谁又真正能够读懂他？世间又有多少男子能这样痴情！
        回到小学校，夜间重又听到那呜呜哩哩的管笛声。我暗中试着将雪野中飘来的乐声和我记下来的曲词匹配，好一首《骂玉郎》，词曲浑然相合，如榫对卯。我又想到，莫非词作者曾瑞，是借闺中少妇之口来传递自己的思慕之情？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闺中女子，又安知女子思夫之苦？断然是借闺中少妇之口，而抒自己情怀！倘真如此，词作者怎会想到，数百年之后，在一个荒僻的山村，居然也有一个男人和他有着同样的心境！古人——今人，女人——男人，情感和心绪莫非真的有某些相通之处？
        此后，每日夜深之时，都会有呜呜咽咽的管笛声响起，而且吹的只有一支曲子——《骂玉郎》。曲声怪怪的，但渐渐地，人们对这声音便熟悉了，仿佛深夜的乐声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白日劳累一天，晚上躺在暖烘烘的土炕上，听着乐声，慢慢进入梦乡，乐声成了他们最好的催眠曲。……
        转眼到了腊月。这天是腊月初四，早上起来，我们正在伙房吃饭，忽然尚二和急匆匆跑进了院子。先到我们住宿的小屋，推开门见没人，又找到伙房。一进屋，尚二和便说：“艾队长，你快出来，有点急事！”
        老艾嚼着半口馒头，手里还拿着筷子，起身跟着尚二和走了出去。过了好一会儿，老艾回来了，对我和老刘说：“都别吃了，遇到点麻烦事，走——咱们都上大队！”
        老艾把手中的筷子放下，桌上还放着未来得及吃的半拉馒头，一碗底子的粥。我和老刘凑凑和和刚把饭吃完。
        出了校门，奔大队走时，老刘问尚二和：“尚会计，到底出了什么事？”尚二和有些沉重地说：“二毛驴出事了。”
        老刘问：“二毛驴出什么事了？”
        “二毛驴自杀了！”
        事情确实有些突然，而且确实有些严重。尚二和和老艾在前边走，我和老刘在后边紧跟着，直到走近大队院门，谁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大队部里，只有村支书张海成和治保主任老耿两个人。早上7点多钟，正是社员要出工还没出工的时候。
        张海成见老艾进了屋，话语直截了当：“老艾，你是公社工作队队长，你说怎么办吧？”
        大约二三十分钟前，二毛驴迁居的村子里的支书来了电话，告诉说二毛驴自杀了，要村里赶快派人去收尸。这天夜里是尚二和值班，接过电话，尚二和不敢耽搁，马上去找张海成。张海成乍一听头皮也一紧，匆忙出院去找老耿。到了大队，张海成立即给邻村打电，对方就一五一十把情况说了。原来，二毛驴住的是个临街的小院，有人早起担水，见院门紧闭，怕里边的人夜里中了煤气，出于好意，便用力去敲小院厚厚的木门，里面居然没有人应声。这人急了，又狠砸了几下，院里仍然没人应声。按照往常，小院早该开开门，院子里的人早该拿着笤帚打扫门口的台阶了。这人赶忙跑到大队，把这一意外情况告诉了村支书。村支书带人翻墙进了院子，又撞开屋门，发现二毛驴直挺挺地躺在炕上，上前一摸，身子已经凉了。炕边的木凳上，放了一个盛“敌敌畏”的小药瓶，村里人立即明白了。出了这样的事，下一步该怎么办，老艾一时竟没了主意。
        张海成说：“要不要先和公社领导打声招呼？”
        老刘倒显得很沉稳：“这么点小事，先不要闹得满城风雨吧。我看这样，不要惊动别人可以先和公社主管领导通个电话，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老艾同意了，于是开始给领导打电话。他打电话的时候，另外几个人在一边守着，谁也不敢离开。
        打完电话，老艾脸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他脸上有了笑纹，屋内的几个人也顿时轻松起来，忙问他公社领导怎么说的。
        老艾说：“二毛驴自杀，是对抗运动，自个儿不想活了，所以任何人都没责任。只是这件事要麻烦大队一下，得先派人把信儿告诉她丈夫，尽管俩人早已是挂名夫妻。另外，大队还要想法给钉个棺材。咱深山区还允许土葬，二毛驴既然没儿没女，老头子又是病秧，这事也只好大队操办了。”
        张海成说：“这事还得老耿去办，我看先跟那边的干部商量商量，要他们村先给找点木板钉个薄皮棺材，钱呢，咱们村出。咱们村去人负责装殓，找人给抬出村，走小道，到喇叭门沟坟上刨个坑悄悄给埋了算了。”
        接下来就是按张海成说的去办了，老耿和尚二和到了王家疙瘩，由村里给找了些废旧的核桃木板，又找了两三个木匠，不到10点钟就把棺材做好了，外面连漆都没漆，弄了个白皮棺材，把二毛驴草草装殓。喇叭门沟紧挨着王家疙瘩4队的地，就由4队抽了些人，悄没声响地沿着村北小路，抬着来到二毛驴家的祖坟，匆匆落了葬。
        当天下午，村里便有人知道二毛驴已服毒而死并已偷偷下了葬。就像村里死了一只小猫或是小狗一样，二毛驴的死，除了有个别人觉得惋惜，觉得闲聊时少了点有滋有味的内容之外，在人们心中，没有掀起丝毫波澜。只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聋子。聋子早已不再拉驴公子去北山坡上溜了。但一到夜晚，依旧去寒风凛冽的雪野上去吹管子，而且仍是那首人们十分熟悉的曲子——《骂玉郎》。聋子似乎还不知道他苦苦眷恋的人已经死去，所以哀怨的乐声中还夹杂着些希望，不绝的乐声中，分明还流淌着火热的像春鸟叫声一样的音符！突然有一天，人们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乐声了。一天没有，两天没有，一连几个夜晚，人们都在乐声该出现的时候侧耳谛听，甚至会隔着窗子探望黑漆漆的夜空。真的，乐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山村仿佛一下子坠入了难耐的枯寂之境。人们终于明白：聋子不见了，肯定是从人间消失了！
        就在乐声消失后大约七八天的一个午后，一个放羊的老头跑到了大队，告诉张海成聋子死了，死在了二毛驴的坟头上。张海成吃了一惊，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放羊老头说他赶着羊去喇叭门沟那边去放，晌午休息时，图个暖和，到了喇叭沟避风的山坳，突然看到二毛驴的坟头上像是趴着一个人，他吓了一跳，试着往下走了几步，就看见聋子脸冲下趴在了坟头上。放羊人还说，他是从那人的衣服上断定是聋子的，他吓坏了，就叫别人代他看着羊，一个人跑到大队来送信。张海成不得不信了。他拉上老耿，还派人到学校叫上我们工作队的3个人，一起去喇叭门沟看个究竟。
        二毛驴的坟头就在喇叭门沟入沟口不远，一块较宽敞的平地上。因为是新坟， 而且此前下的一场大雪还没有融化，在一片白茫茫的雪野中，只有一抔新堆起的黄土，所以十分显眼。绕着地堰边的小道，张海成和老耿在前，老艾紧随其后，我和老刘走在最后。一路上谁都没有怎么说话，一登上台地，眼前的景象令所有人惊呆了。只见聋子脸朝下趴在二毛驴的坟头上，两臂张开，像是用力拥抱的样，左手还紧紧抓住那支伴他几乎一生的管子。看样子，聋子已经死了有两三天了，他一张脸扎进泥土里，缤纷飘落的栗树的枯黄的叶子，在他身上盖了稀疏的一层。或许，这就是山野的风对逝者无声的祭悼吧！
        我不由感慨万端，是为发生在这荒僻山野中的令人荡气回肠的真实的爱情故事所震撼，还是对工作队进村后一些是是非非所困？眼前出现的，分明是一场哀婉凄绝的人生悲剧，可从爱情这个角度来说，焉知这不是最完美的结局！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幻化成蝴蝶，双双翩跹于万花丛中，多么浪漫和美好。而我眼前出现的，并非是艺术虚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催人泪下的故事。一个人为爱而生，为
爱而死，虽化为泥土，又有何憾！什么是人间真爱，惟有这青山作证！
        张海成已在和老艾商量聋子的后事了。依老耿的意思，是叫聋子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长带几个人帮忙来收拾一下，埋到聋子家的祖坟去。老艾似乎心有怨艾，说：“聋子不是至死也要和二毛驴在一起吗，我看就把他和二毛驴一起并骨算了！”
        张海成站在一边思谋了片刻，一指对面的山沟说：“我看别让他入什么祖坟了，那样多麻烦。依我看，就把他葬在那儿！”
        我忽然明白了张海成的意思。把聋子葬在那里，隔一道河沟，和二毛驴的坟遥遥相对，似乎是要两个灵魂冥冥之中长相厮守！
        老耿说：“我看这么也行。”临离开时，老刘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真是愚蠢！”
        老艾一愣：“你说什么愚蠢？”老刘没接茬，而是疾步走出地堰。我不由回头看了看老艾。老艾脸色很难看，直到张海成也走出地堰，他才闷闷地离开。
        忽然，山坡上有人哑声高唱起来——        

        一天不见妹妹呀饭不香，
        两天不见妹妹呀心慌慌，
        …………
        十天八天不见妹妹呀，我就断了肠！

        我不由抬头看起来。夕阳辉映的山梁上，一个小伙子正赶着几头毛驴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