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妞在香港

        2010年8月23号对每个香港人来说都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菲律宾马尼拉，一辆旅游大巴被菲律宾曾经的十佳警察门多萨手持M16劫持，以车上二十多名港人的性命来要挟政府重新处理他被解职的案件。这场突发性事件最后以港人十死五伤悲剧收场，十余条香港人性命成了菲律宾内部矛盾的牺牲品，8月24日香港政府机构下半旗致哀。
        此时此刻，钱包里依然躺着一张香港身份证的我在北京陷入了深深的悲痛，香港人对于旅游的热爱全世界出名，泰国政变的时候，红衫军霸占机场，香港旅游警报上升到红色，但依然有港人选择出游，只因为行程是几个月前就定好的，严格遵循时间观念的他们绝不会因为潜在的危险而改变行程，更不会接连打乱一定计划。而这次菲律宾人质事件发生在8月下旬，正是孩子开学前最后的狂欢，每每想到一家几口欢天喜地敲定行程，最后却命丧异乡，我就唏嘘不已。在这个城市一年的生活经历，让我对香港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和年幼时录像带里看见的白天高楼林立晚上刀光剑影的香港有所不同，这座城市更加独立而疏离，百年里，它在英国跟中国两大叙事板块的夹击下，拼命在构建自己的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它既没有全盘西化，也跟中国传统文化保持了距离，在香江两岸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选择去香港，是为了逃避北京一成不变的生活。即将结束大学生涯时，我像每个80后一样陷入了对未来的迷茫，究竟是专职写作，还是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我始终权衡不出一个答案。但十几年忙碌的学生生涯突然松懈下来，可以一觉睡到中午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后，我并没有感到放松，而是产生了质疑，这种毫无规律跟节制的生活，是否是我想要？
        继续学业的念头开始在我脑海里盘旋，继而得到父母的强烈支持，他们关心的不光是媒体上不断探讨的大学生就业难，也是我这十几年的知识储备是否能够应付越来越纷杂的社会。年少时在创作上的灵光乍现，不等于现实生活里我可以把人际关系处理得游刃有余，相反，长期与人的疏远，反而造成了沟通上的障碍。十几年读书生涯，家庭的悉心照顾，也使得生活自理上，我的智商跌到负值。父母决
定把我送到更远的地方锻炼，这仿佛是他们抓住的最后一个机会，如果我再庇护在他们的臂膀下，等有一天自己飞向天空，也会有折翼的危险。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香港，这是每一个80后都梦想的地方。我们对于这座城市的认识全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流行全国的录像带跟香港电影，《英雄本色》《喜剧之王》《旺角卡门》《重庆森林》，王家卫、吴宇森等香港导演用摄影机放大着他们眼里香港的细枝末节，是黑帮火拼的战场，是小人物百折不挠的土壤，是钢筋水泥构建的铜墙铁壁，也是浪漫爱情的起始跟终结。没有一个词语能够概括香港的全貌，那个小小的电视机屏幕上，我们就知道香港是一座斑驳的城市。
        2009年8月底，我正式踏上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
        初到香港，充满了不适应，潮湿粘稠的空气里散发着腐朽的味道。从学校到宿舍十分钟的路程，走上一个来回，新换的T恤也会被汗水浸湿，这种炎热跟北京的暴晒是迥然不同的，是从毛孔里不断散发的热气，让人感觉到浑身的不自在，稍微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耗尽身体里的水份，躲在空调房里闭门不出，是最正确的选择。
        跟燥热的天气相反的是，这城市的人以冷漠疏离的态度迎接我。我所有对粤语的学习来自于流行音乐跟TVB的电视剧，但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派不上用场，面对着香港人效率至上的满脸写着不耐烦的面孔，我彻底变成了一个聋哑人，听不懂，说不出。
        在学校附近的肯德基点餐，因为对烧味之类的食物毫无兴趣，几块红肉淋点酱油，加上一些菜叶就能称为一顿饭？我胃口全无，只能选择肯德基之类的快餐，香港的肯德基应该算是最便宜的食物，二十块钱就能买到鸡翅、鸡腿跟一份洒了蘑菇汁的饭和一杯可乐。点餐的时候，我指明一种套餐，而饮料则选择了雪碧，对面的服务员吃惊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交头接耳，并且不断地模仿着我的声调重复着“雪碧、雪碧”。我愣在那里，耳根发烧，在北京再普通不过的点餐环节，在香港却成为了别人的笑谈。猛地抬头，才发现餐牌上绿色的商标旁边写的是“七喜”。
        一个对我来讲很微小的随时可见的错误，在香港成为了遭到嘲笑的理由，拿过餐食，食物在我嘴里毫无滋味，满脑子想的都是刚才中年女人的嘲笑。我生活在北京而养成的骄傲自信，被他们的嘲弄撕成碎片，这种感觉完全不是因为穿了一件不得体的、绣满名牌LOGO的衣服而被有品位的人嘲笑，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背景下，一种认为高级的对另一种低级的嘲弄：“看，你们内地人连雪碧跟七喜都分不清！”
        这件事情，让我对这座城市有了敌意，我开始小心翼翼地与这里的人交往，害怕一不小心自己的点滴行为又会遭到嘲笑。我甚至开始用名牌来粉饰自己，以为在LOGO装饰下就能获得跟他们平等交流的权利。那件事情我也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父母，对这里食物、天气的不适应，跟刚开始学着独立的不适应，我都一股脑地倾诉给了他们。
        没过多久，我又遭遇了更大的打击，父亲突然声带麻痹，无法正常交流，电话回家他嘶哑的嗓音让我在香港默默流泪。父亲不善言辞，每次打电话除了听我的抱怨以外，说得最多的就是一句“注意安全”。在他心里，拿奖学金、锻炼独立，都是安全度过这段时光以外的事情，他嘱咐我将这一年当做休息跟调整，我却紧张得将它当做全新的挑战。父亲生病以后，我不敢打电话给家里，打过去也是算好他不在的时候，一面是害怕他用嗓过度，一面也怕听见他撕裂的声音。父亲曾经在我刚上大一时也病过一次，突然就无法行走，只能瘫在床上，我发疯似的从学校跑到医院照顾父亲，还威胁着如果他不尽快地好起来，我就不要去上学了。直至半年后，父亲的腿才逐渐复原。四年后，当我背井离乡，同样的剧情上演，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我突然地离家，让父亲平添了牵挂，他才会突然病倒？
        2009年的十一长假刚过，我就找了个理由跑回了北京，陪伴在父亲身边，短短一个多月，我就从一个意气风发，想在香港开拓一片天空的人，变成了一个对北京也逐渐陌生、无根的归客，我突然在想，我究竟属于哪里？
        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通过阅读。去香港前，我就算过一笔账，一本港版书80元，我一天看一本，看一年就相当于两万多港币，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没有课的时候我就流连于图书馆，人性化的设计，当你想阅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都可以在附近找到舒适的座位。明亮的灯光下，纸张闪着特殊的光泽，竖排版、繁体字，重新舒展了中国文字的美，要仔细看，要精细读，才不会错过书里的细枝末节。反而习惯了简体字的横排版，看书只是囫囵吞枣般快速掠过。在香港的图书馆，我重新拾取了阅读的乐趣。
        读得最多的是港台作家的书，因为种种原因不被大陆引进，一些历史的真相通过他们的文字描写抽丝剥茧地被还原，同样一个时间点，究竟有多少种被解读的可能性？教科书上反复被要求记忆的段落是否真的就是事实？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不同的演绎，哪个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这是我在阅读中不断思索的问题。
        我因为阅读而变得平静，因为写作而重新反思人生的道路。
        12月，长篇正式开始动笔，刚开始因为一个新颖的题材而彻夜不眠，盼着天亮将喜悦与人分享，迅速地列出提纲，像自己哺育的孩子，怎么看都是欣喜。故事发生在北京，可当我置身其中的时候，反而觉得烟雾缭绕，并不具有书写城市的资格，一旦离开，我对北京的想念以及眺望又促使我不得不写一个关于北京的故事，距离产生美，原来用在写作上也依然成立。
        像最开始的写作，一边上课一边将纸张铺在笔记本下面，思绪的每次灵光现都不肯错过，记录下来，带回宿舍整理。由于鲜与人交流，所有的情绪都化在了笔墨里，白天与人保持距离，晚上却全情投入在文字里。突然想到张爱玲也曾在香港就读，那时她还有知心的炎樱，而我恐怕什么也没有，只靠着电话线跟网线维系着北京到香港间的距离。
        写累的时候会出去走走，不是按图索骥拿着自由行的攻略像个观光客一样直奔目的地，而是随心所欲地融入香港人的生活，菜市场、茶餐厅、公车站、特卖会，我穿梭其中，并不需要过多的言语交流，我只是用一双眼睛在捕捉香港人的生活。他们效率至上，地铁自动扶梯上，站着不动的永远是游客，香港人从左边鱼贯而上，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香港女人的脚下很难见到高跟鞋，平底鞋虽然衬着她
们并不纤细的小腿，但挤地铁、公交，抢电梯，一双平底鞋就发挥了作用，这片土地，女人比男人更富有生命力，就好像香港当时最吸引外国殖民者的是阴性的特质，脂粉气的妓女曾经是香港的象征。
        在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惊异地发现香港反而能让我平和下来。几次因为办事而不得不去深圳、广州，却是高度戒备，把一切值钱的东西留在香港，一出关就对周围的人和事提高警惕，死死地握着自己的钱包跟证件，一旦有人距离过近，就散发出敌意的目光。回到香港，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气场，虽然不能靠近，却也不会造成威胁，低犯罪率让我就算忘记把包拉上拉链，也不会担心有任何危险，这城市虽然冷漠，却也安逸。
        接触多的香港人还是同学范畴，他们对于我满嘴的京片子开始还不适应，总觉得我嘴里像含着一个东西，嚼不动也咽不下去，就那么卡在口腔里发出的声音含混不清，他们听我讲话的感觉，就像我们听周杰伦唱歌的感觉。到了后来，他们反而有点喜欢我讲话的腔调，带着点玩世不恭，又带着点皇城的气派，有一个年龄相仿的香港女生，最后缠着我要学北京话，她想用粤语作为交换，而我却摆了摆手说：“算了吧，你们这个鸟语我学不来的。”
        我可以听得懂粤语，可以看得明白广东话的文章，但惟独开口讲对我是那么困难，学校里福建跟上海人是学粤语最快的两个地区，他们可以为了留在这个城市，迅速地跟当地人打成一片，而我始终保持了疏离的态度，尽管我跟香港一点点达成谅解，但是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是属于北京。香港本身就是一个根基漂泊的城市，而我明确着自己的根还在北京，在五四大街四号院的那棵大枣树旁。
        在香港最后的日子，泡在了香港书展上，被喻为全亚洲最有秩序跟档次的书展，我置身其中，却并不认同这个说法。去年的香港书展由于允许嫩模入场，会场秩序一片大乱，作家跟模特出现在同一场合，本来就是对文学的不敬。今年虽然明确禁止在会场内举办写真集的签售，但出版商派穿着印有模特头像的人在会场内发放签名券，写真集则照常摆在显眼的位置售卖。邀请的港台作家的读者见面会，读者并不多，看热闹的多过真心喜欢的，随心所欲提出的问题，显然从未阅读过作品。惟一留给我深刻记忆的是，之前一天刚在报纸上看见三个美国长大的香港小孩，利用假期的时间去西藏旅游，看见当地人艰苦的生活环境，决定出一本书帮助他们，将所有的收益捐给西藏的孩子们。书展现场，三个小作者亲自推销自己的作品，年纪最大的哥哥举着广告牌在展区游走，每当有人关注他们的作品，他们就会异
常兴奋，仔细地签上自己的英文名字，每卖出一本，他们挂念的西藏小朋友就多了一份保障。
        一年的生活飞快地过去，我总是幻想着在香港的最后一天，应该在旺角的街道坐上一个通宵，看这座城市从灯红酒绿到安然入睡，再重新被光芒普照。但是这个设想被超重的行李所粉碎。在香港的最后一晚，我安然入睡，和她道了一声晚安。香港，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