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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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家》2009年试刊第二期
《北京作家》2009年试刊第一期
老 屋
作家：刘淑湘
一“半世无归似转蓬，今年做梦到巴东。”我依恋我那生命的摇篮老屋，而最使我依恋的，要属老屋的后窗台了。那窗台拴系了我多少童年的梦啊！
我家老屋的后面是一畦大菜园，贴近后窗跟儿，是一个大花园。每逢夏日来临，只要往后窗跟儿一站，这青青的菜园便对我们产生难拒的诱惑：黄瓜架上结满顶着黄花披着针刺的绿瓜；洋柿子地里累累地缀着鲜红的果实，可那最大个的，最圆最红的，偏偏都叫父亲拴了红布条，那是留做种子的记号，当然也是专给我们馋小孩亮的“红灯”，我不止一次地讨厌那红布条；菜园的一角有一大铺一大铺的“姑娘”和野生黑天天，只要拎起秧棵抖上一抖，满地骨碌碌地任你吃个够……不过，我并不两眼整天盯着菜园，最勾我魂的是那紧贴后窗外的大花园。红红的指甲桃子，紫色的浆刺腊，黄色的携刺菊，粉色的扫帚梅……单说这万紫千红就够销魂的了，那彩裙翩翩的蝴蝶又成帮结队地飞来，连那甘蓝叶子上落的全都是……
一窗之隔的好景色，可要走过去就太费事儿了。那要经过屋门，走过庭院，从庭院绕到园门，再从园门走到后园。于是那后窗台便成了我们去往后花园、后菜园的快乐通道。那窗台低低的，小孩子们举足可跃。那窗户扇子从春到秋总是敞开着，一天之内我们也说不定要扒蹅几个来回，久而久之，那木制窗台硬被我们踏平了。
这窗台上有穿堂风，太阳流火之时，母亲总是端过来针线笸箩，坐在窗台上做针线活儿。风从窗过，送来阵阵凉爽，阵阵花香。仔细想来，姐妹中惟一最多享受这老屋乐趣的便是我。我小时长得像麻杆，父母常常不派遣我去干什么活儿，也干不来，因此我与母亲绕膝而坐的时光也就最多。我偎依着母亲坐在窗台上，看花园，看蝴蝶，偶尔有一只被称为蝶中之后的“大马莲”飞过来，母亲便一步跨到窗外，两手扯着张开的大襟衣衫，悄手悄脚地走近前去，猛地一扑，一只美丽的大蝴蝶到手了。倘若正赶上父亲在园中劳作，母亲便招呼父亲为我捉将过来……
农历七月初七日，那是我望眼欲穿的日子，它为我的童年笼罩了梦幻般的玫瑰色。每到这一天，母亲总是坐在老屋的窗台上，一遍又一遍地为我讲述牛郎织女的故事，每遍都是那样新鲜，每遍都使我听得出神。偶尔出现小的疏漏，父亲总是在一旁插话补充。母亲倒背如流地对我讲：牛郎和织女俩人好，可是狠心的王母娘娘硬是用银簪在天上划出一道河，把他们俩隔开，每年就叫他们在七月七这天见一次面。河水太深，他们走不到一块儿，地上的燕子、喜鹊都飞到天上去为他们搭桥，牛郎用担子挑着他们的一双儿女，在鹊桥上与织女见面，所以，在七月七这天，燕子总是钻天。每次他们见了面总是哭个不停，所以，这一天也总是好下雨，那雨点儿就是他们流出的眼泪……
最令我神往的，还是关于黄瓜架下的传说：在七月初七这天夜半，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只要趴在黄瓜架底下，就能听见牛郎织女的哭声，不说谎的孩子还能听见他们说悄悄话。于是，去黄瓜架下聆听牛郎织女会面便成为我童年时的最大渴望。母亲没骗我。到了七月七这一天，果真下着雨，而且是从早一直下到晚。黑洞洞的天，炸响的雷声，还有那贼星星的闪电，我简直怕极了！心想，今年先不去黄瓜架下了，明年再说吧。可是，到了明年这一天，仍然是黑洞洞的天、雷声和闪电。一眨眼，我十二岁了，下了最后的决心：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再不去听，就永远也听不到了。面对那可怕的雷雨景象，我不得不哀求父亲和我一同去菜园，哪怕他站在黄瓜架外面，远远地望着也成。没想到，父亲竟拒绝了我。他说：牛郎和织女的哭声，只有胆大的孩子才能听到，有大人陪着就不灵了……
我抱着双膝无奈地坐在后窗台上，望着那神大乎儿的黄瓜架，听着那雨滴敲在瓜叶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想象着牛郎织女哭别的情景，直到夜深，终没能奔将过去……
二
新中国成立的那年秋天，父亲带领哥哥姐姐们从地里拉回成熟的苞米，剥去叶子后，将金黄的棒子灌进了苞米楼子。母亲开始忙着挑拣苞米叶子，将嫩的码成摞收藏起来，老的便塞进了老屋的锅底。直到冬天，要送我上小学堂念书了，我才领悟母亲收藏那叶子的用途。那时家穷，大人孩子衣衫褴褛，鞋袜破旧。为了体面地送我上学堂，母亲用苞米叶子为我缝制新鞋。别看二姐要去念书她拦着，甚至二姐自己取名叫了刘淑兰，偷偷去学校报了名，还郑重其事地坐进了教室，母亲都不惜从课堂上强行将她追了回来，目的是叫她带三弟。轮到我情形不同了，新中国成立了，女娃们纷纷走出家庭步人学堂。再说，我比不上体壮能干的二姐，即便是不上学留在家里，也派不上大用场！
我成为共和国的第一批小学生。入学第一天，我蹬上了崭新的苞米叶子鞋。那厚厚的、深深的且硬硬的鞋帮，圆圆的口，真叫带劲儿！我佩服母亲，她咋那么能呢！用苞米叶子竟然做出如同有钱孩子穿的“毡疙瘩”一般的鞋。父亲又在那里面镟上一些乌拉草，脚一伸进去暖暖的。一路上，我几乎没抬几次头，只顾瞧脚上的鞋。课间，我穿着苞米叶子鞋，在教学小二楼那木制的外楼梯上不知蹦了多少个来回。上课铃声响了，紧跟在我后面进教室的大瘦个子老师说：“刘淑湘，你穿这鞋像铁打的。”显然，他在后面一直盯着我的鞋。
我坐在课堂的第一排座位上，眼睛直直地看着大瘦个子老师。心想：怪不得人家都说他是由国民党军官改造成的老师呢，说话多冲！什么铁打的，那不成了饭锅和“喂大罗”（外来语：水桶）了！
漫长的冬月没人欢迎它就死皮赖脸地来了。青青的菜园，五彩的花园，一股脑儿全都捂在大雪里，就连园边那高高的大柳树也被寒风刮了个光秃。紧闭的后窗户锁住了我们的快乐通道，也收敛了后园那难拒的诱惑。
快过年吧！过年好。二哥捏着粉笔在老屋的西墙上写着：“过年还有六十五天。”以后，每天刷减一个数。他写，我也要写，争执不下，两人只好达成协议，轮流写，每人一天，一直写到除夕。有时常来玩耍的邻家伙伴桂荣也帮我们一起算计着日子。我们疯想着过年，不只是因为年夜饺子好吃，最令我们兴奋的还属置办年货的日子。从腊月二十三灶王老爷上天开始，一天比一天繁忙，一天比一天热闹，天天都有新说道。
杀猪。在一阵吱哇乱叫，一气忙忙嚯嚯之后，我眼看着案上那一大块一大块热乎乎颤微微的鲜肉被扛进了磨坊冻了起来。锅里面炖着的，大多是猪血猪下水什么的，根本挑不出几片肉。也罢，这不还没到年呢嘛，顶多算是年“把儿”。猪肠子我是死活不能吃，因为我是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从那里面扒出来好多东西的。吃猪血吧！一不留神吃多了，便出来的东西清一色的黑。
做大豆腐别看累人，挺热闹的。前一天泡好黄豆，刚入下半夜，哥哥姐姐们便从热被窝里一个一个被提溜起来，点上煤油灯开始拉磨。外屋的灯光透过带缝的木板墙射了进来。石磨碾着大豆发出唧唧唧的声音，盛豆的饭勺子扣在磨眼上的清脆，还有哥哥姐姐们的说笑声，都传进了我用被子捂着的耳朵里。我简直有些躺不住了，可是终没能起来，我懒。他们抱着磨棍一直转到了黎明，豆浆方才磨好。
一饭勺豆油熬开了，还没等往装着豆汁的大缸里倒，小孩们便早已吓得将自己关在屋门里面，隔着玻璃看景儿。只见那滚开的豆油倒进缸里的一刹那，“扑”地一下火苗窜出几尺高……
从父亲套上爬犁去金矿买年货那天开始，我们的鼻子就仿佛开始闻到了小人糖的气味儿。那包装纸上印着正在舔着手指头的小人的小人糖，香香的，甜甜的，酥酥的。可惜不多，只有两小玻璃罐，一年只能吃上一次。
老屋有些晦暗，黑黑的棚，灰灰的墙。可是，倘若墙的四壁都贴了年画，情形就不大一样了。因此，买年画，贴年画，便成了过年的一大乐事。买年画多半都是由父亲去买，他识字，买回来后还能照着画面给我们讲故事。七彩年画有好多是四联组成的连环画，有母亲讲述过的《牛郎织女》，有《盗御马》《西厢记》，还有凭借抛彩球定终身的《薛平贵与王宝钏》……画子卷成粗粗的一个筒儿收在木箱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拿出来打开看一遍，谁急着要贴都没用，母亲说了算，腊月二十九晚上贴画，雷打不动。睡不着觉我在想：这二十九晚上贴年画，是谁给规定又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
自从大哥参加工作有了薪水，这老屋里的年夜饭便丰盛了许多。他从外地放年假回来时，总是带回好多好多副食品，还有烹调佐料，做法也灵活了许多，什么溜肉段、浇汁黄花鱼、辣子鸡，许多种我从未吃过的菜肴，全都摆上餐桌，味道也格外鲜美。岂不知，那是里面放了“味之素”的缘故，从未见过和吃过的味之素！
三
我们家老屋后面，有一条清清的、宽宽的、长长的江，那是黑龙江。不需走到江边，只要站在我家老屋的屋顶，便可与俄罗斯的撒吉博沃隔江相望。俄罗斯是一个极其活跃快乐的民族，在夏日的黄昏，我一边陪姐姐们在江边洗濯，一边入神地聆听彼岸那掀动心扉的歌舞狂欢和节律跳跃的手风琴……
我常常在老屋的梦里向往那江，向往那船。这小地界儿什么热闹都没有，看船，成为人们惟一的趣味活动。“呜——”拥有两三层客舱的大客轮一声长鸣，大人小孩便冲出门户飞也似的向江边跑去，不等轮船停泊靠岸，江边早已站满黑压压的一大片，比组织开大会时的人到得还齐。看着船抛锚，看着船搭跳板，连谁谁谁下了船，谁谁谁又上了船，都数得一清二楚。于是，我便向往着坐船，上船时有那么多人为你送行，下船时又有那么多人恭候你，迎接你，这不仅仅是得意，简直就是威风！
在我读完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我终于无与伦比地在跳板上威风了一把。不过，这次的威风有些不仗义，我是在母亲不同意的情况下跟随姐姐、姐夫踏上跳板的。姐夫是我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也是我们的文艺老师。课堂上他弹着脚踏风琴教我们唱歌，课余时间他经常给我们排练文艺节目。上一年的暑假，地区组织了夏令营，有名额限制，说少也不算少，我们学校去了五六个呢！姐夫没挑我，我也没太在意，因为夏令营是个什么东西我一无所知。直到去者回来了，我才如梦初醒，原来夏令营那么好玩呀！特别是他们在夏令营里学来的歌曲、舞蹈，都是我在姐夫那里从来没有学到过的；他们甩着彩绸穗儿打起腰鼓来更弄得我眼花缭乱，这小地界儿谁也没见过这玩艺儿！我期待着夏令营，只是我跟谁都没提起过，包括母亲。五年级的暑假如期而至，又一批去夏令营的踏上了跳板，姐夫还是没选我。他不会是在“大义灭亲”吧！我整天像霜打的柿子秧那样蔫拉巴几低头耷拉角的。姐夫似乎猜出了我的心事，一天，他承诺等他们乘船回老家佳木斯探亲时，准备带上我。这种私出活动可不比夏令营，这是要他个人掏经费的！那时我不懂。母亲一直不赞同，原因可能就在这。再说，母亲还准备让整天心口疼的二哥跟随他们去治病呢！为了我的出行，姐姐是在老屋东窗跟儿那台“标准”牌缝纫机上足足忙乎了几天的。那结满小苹果的水粉色花布衫，那月白色的太阳裙，就跟要送我去夏令营一模一样。
半夜里，从黑龙江上游驶来的大客轮“黑河号”“呜”地一声靠岸了。母亲轻轻地叫着二哥：“来好，船来了，快起！”只是她没有叫我。待她收拾停当领着二哥要离开老屋时，出乎意料的我早已打扮得漂漂亮亮站在地当央了，就连扎小辫的红绸子也换了新的。母亲怔了好一阵子：这个小愚妮儿，今天咋这儿洒脱，没人叫醒她，她怎么起来的。听说是夜里上船，我早都料到母亲会有故意落下我这一招儿，别看我晚上早早躺进了被窝，心里精着呢！刚一听到船拉鼻儿，我便跳出了被窝……
四
我们家乡没中学，上完小学得往外地考。我考了，也考上了，那是头一年我和二哥同时毕业，让他考没考上，第二年他参加了工作才让我考的。说实在的，命运对二哥是不公平的，他的学习成绩不仅比我好，在全学年也顶呱呱，尤其是他的作文，哪一次老师讲评不都是拿着他的做示范！可是偏偏考中学他落榜了，那年共录取了两人，没他，他的考号是二号。后来有人传说他的考卷被二十号的考卷调了包。一个老实巴交的黎民百姓家庭，谁能知道此说是真是假……怀才不遇的二哥呀！
我考中学是特别费了一番心思的。我从小不大识数，算术课成绩有时必须吃“小灶”方能过关。有一道该死的四则混合运算应用题，在校时无论老师在讲台上怎样比比划划，我就是别不过那个弯子。准备考中学，离考期只有半年时间了，学校又不收复读生，我只好在家自学。那道题直到大哥借出差机会回家时，手把手教了我，我才领悟过来。以后，他每次回到老屋都不忘考我那道题，显然这是他为我押上的一道题。考场上，我哆哆嗦嗦地展开了算术试卷，天哪！这不就是大哥百般教练的那道应用题吗！只这一道题就会赚回二十五分！我咧着嘴，嚓嚓嚓地一会儿功夫就交了卷……
从发榜那天起，我家的老屋便开始了热闹与繁忙。大哥兴致勃勃地领我去了供销社，买回花布衫、花衬裤，买回牙膏、牙刷、洗脸盆。大姐为我缝制了一套崭新的蓝制服，还为我脱下了她惟一的一件水粉色绒线衣。母亲则忙着为我煮鸡蛋、烙糖饼……那个轰轰烈烈劲儿，不像送男儿家启程去什么大地场儿走马上任，也像送闺女嫁人出阁……
终于在一个静谧的黄昏，我带着少年的稚气和蒙昧，穿着里外三新的衣服，踏上“海兰号”大客轮的跳板。不过这次没有威风感，倒有些忐忑不安。轮船起锚了，随着船底喷出的一股股雪白的气雾，我渐渐地远离了岸边，远离了亲人，远离了生我养我的老屋。我这才从懵懵懂懂中醒悟过来，一种游子即将飘泊他乡的凄凉和惶恐不由得袭上心头。顿时，岸边母亲那已经驼了背的身影及大姐那两条飘逸的大辫子，全被泪水模糊了，四妹喊“花姐姐”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寒假，暑假；暑假，寒假。冬去春来，物换星移。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老屋，然后又一次又一次地与它挥泪惜别。大哥用长长的行李绳一次又一次为我捆绑着求学成才的希望；二哥一次又一次候在沙滩上迎接我，待回到老屋后，又字正腔圆地念着“家长通知书”上还算得上体面的学习成绩……
五
一天早上，顶着习习秋风，一位同乡来到我们校园。他递给我一条鲜红的大马哈鱼纰子，那是母亲专门为我晾晒的。我在工友老大爷那烧得红红的炉盖上烤起鱼来。粉红色的鱼肉放在炉盖上，一边冒油，一边发出吱拉吱拉的响声，顿时，香气四起。多么亲切而又熟悉的鱼香啊！我蓦地一下想起在家乡老屋过中秋节时的情景：清晨起来，父亲去江边遛鱼，母亲在忙着和面准备包饺子。没多时，只见父亲脚步踉跄地挑着挂着鱼贯的撑竿走进老屋，那撑竿在父亲肩上分明被压得弯弯的。父亲刚将鱼儿抖落在地，我们便一窝蜂地围上去看，全是大马哈鱼，数了半天才数明白，一共八条。这天遛鱼，我家在镇子里出了爆头！早饭，一家人喜气洋洋地围坐在老屋的八仙桌旁，细细地品尝着大马哈鱼馅饺子的美味儿……
大马哈鱼是黑龙江里的特产，学名叫鲑鱼，它生在江里，长在海里，然后再回到江里产卵、死去。不过，过去我只知道大马哈鱼肉好吃，却不了解母鱼繁育时的近乎残忍的奉献。自从我看过一个电视片，心潮便难以平静：母鱼产子，小鱼孵出，想不到它们竟是靠噬食它们的母亲长大的。母鱼痛楚地翻滚着，它瞪大了眼睛，并张开了嘴和腮，搅得江水一片殷红。母鱼任凭它的儿女噬食它，不回避，也不逃走，直至奄奄一息，直至狼籍成骸……
由这个电视片，我联想到了我的母亲。为了让儿女们多学点科学文化知识，懂得起码的伦理道德，长大能有出息，她坚忍顽强地劳累了一辈子。月上树梢，她还在老屋里推碾子拉磨，蓬乱的头发蒙上一层白霜；为了不耽误哥哥上学，天刚蒙蒙亮，她就蹲在灶边为儿子烘烤前夜洗过未干的惟一的一件粗布衣；酷暑炎炎，她烘烤在老屋的煎饼烙子旁摊煎饼，平纹布衫湿得如水洗一般；寒风猎猎，她弯着累得像弓一样的腰，挪动着一双被裹得尖尖的小脚，蹒跚地将一桶桶猪食倒进猪槽；每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她，早已是腰酸背痛、躺炕呻吟了。可是，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总是见她又伏身在煤油灯下，一针针一线线为儿女们缝补着永远也缝补不完的破衣烂衫和鞋袜，忍不住的磕睡使灯火不止一次地烧焦她的头发……
母亲终因积劳成疾，倒在了老屋的病榻上。在那个寒气逼人的早晨，在那幽暗的灯光下，母亲还没来得及享受人生，便平静地闭上双眸，扔下我们，扔下她可怜的年仅十三岁的老闺女丫旦儿，撇下她为之厮守了几十年的老屋，带着扩散的癌细胞，连同那五十七年的人生沧桑，永远地去了……
父亲一个人躲在苞米楼子里，两手捧着母亲的衣物，撕心裂肺地喊着：“桃她娘！桃她娘……”哭号了多少日之后，刚到五十六岁的他便开始了单身孤影的人生旅途。父亲不像母亲，他长寿，尽管陈积多年的气管炎和肺气肿在折磨着他。父亲的长寿，除了由于他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外，还得益于每天疾走散步的良好习惯。古稀暮年到哈尔滨小住，他能够一口气顺着江堤从松花江新公路大桥桥头一直走到港务局。了不起的十二华里！
出人意料，娘走后，在他熬过了先是呵护未成年儿女，而后又由儿女们呵护他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之后，本来不该离去的他，却情愿而有些自我残忍地跟随母亲去了……
多少年过去了，远离家乡的我又重返故里寻觅那老屋。然而，老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崭新的建筑物和江滨花园广场。“别了，魂牵梦萦的老屋！”我在心里酸楚地念着。我留恋那座老屋，它锁进了我多少童年的梦啊！尽管它在留给我们许多甜美记忆的同时，也升发和铸就了几多风波，几多遗憾。
大江东去伤往事，山形依旧哭秋风。
“娘！……”
我呆呆地站在旷野里，朝着娘走时所走的那条大路，像山东姑娘一样，学着姐姐们那样，本能地呼喊着。
父亲母亲，你们听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