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
大师与草莓
对着有关草莓的册页,在长久地凝视中,浮现出三个重量级别的人物——
托尔斯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也是最具世界影响的文学巨匠。他的创作,将俄国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完成了被称作世界小说史的巅峰之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稍后,又完成了它的代表性作品———长篇小说《复活》。列宁高度赞扬托尔斯泰的创作,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伊瓦什凯维奇。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二十世纪波兰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作品多次获国家文学奖和国际文学奖,有长篇小说《红色的盾牌》、剧本《假面舞会》等。曾任,波兰作家协会主席。
哈代。托马斯·哈代,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1891 年,完成了著名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
巧得很,三位文学大师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与一颗草莓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是深层次的,是关于生命、人生和欲望的联系。
托尔斯泰在他的散文名篇《我的忏悔》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人被一只老虎追赶而掉下悬崖,庆幸的是在跌落的过程当中他抓住了一棵生长在悬崖边的小灌木。此时,他发现头顶上那只老虎在虎视眈眈。低头一看,悬崖底下还有一只老虎。更糟的是,两只老鼠正忙着啃咬悬着他生命的小灌木的根须。绝望中,他突然发现附近生长着一簇野草莓,伸手可及。于是,这人拽下草莓,塞进嘴里,自语道:“多甜啊!”
绝妙的是,悬崖上面有一只虎视眈眈的老虎,下面还有同样的一只。中间悬着生命的小灌木,根须有两只老鼠啃咬。生命的绝境上面,主要角色竟然是个男人。我不是男权主义者,无疑贬损女人。然而,男人身上毕竟承载着更多的力量和理性,更有资格代表人类经受绝境中的考验。更为绝妙的是,在横竖都是死的绝望中,故事却给男人设置了一个选择的机会,这是让男人成为“男人”的理由。
这个时候,我在想:这是生命的幼稚呢?还是一种生命的通透?如果是幼稚,那么承担这样的后果,便可惜了。如果是通透,那么生命便圣洁了。你想啊,在伸手可及的一簇野草莓面前,绝境中的男人是可以视而不见的,是可以手忙脚乱的。甚至,是可以面如死灰、灵魂出窍的。这样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鄙视的。这是生命的本能,旁人没有权力说三道四。可贵的是,绝境中的男人选择了草莓,并且品出了它的味道。在这里,从容成了生命的本质,是生命理所当然的骄傲。故事中的经典场景,几乎就是生命的终极寓言。
说实在话,此时的我是对大师心存感激的。这有感性的因素,也有理性的评判。故事中男人的选择——托尔斯泰的选择,是他为人类生命设立的一座灯塔。这座灯塔,闪耀的是托尔斯泰的理想的光辉。换一个角度,托尔斯泰的选择,还是对人类精神的神性引领。这就是大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用心良苦。
和托尔斯泰不同的是,伊瓦什凯维奇在他的散文《草莓》中表述了一团难以化解的忧郁。浓雾一般,很情绪化的。
“而今已是九月,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隐瞒。树木是绿的,但只需第一阵寒风,顷刻之间就会枯黄;天空是蔚蓝的,但不久就会变得灰惨惨;鸟儿尚没有飞走,只不过是由于天气异常的温暖。空气中已弥漫着一般秋的气息,这是翻耕了的土、马铃薯和向日葵散发的芳香。”该来的挡不住,这是一种忧郁。
“然而,六月的气息已经一去不返了。它虽然曾经使我们惴惴不安,却浸透了一种不可取代的香味,真正的六月草莓的那种妙龄十八的馨香。”该去的留不住,这也是一种忧郁。
伊瓦什凯维奇的忧郁是一种成长的忧虑,也是生命之于人生的忧虑。大自然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这忧虑不同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李商隐式的缺憾;更有异于“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曹操式的壮志难酬的苦闷。对于庸常人来说,伊瓦什凯维奇的忧虑足以使处在人生关节上的人们心生惶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真的是这样。
伊氏忧虑的本质是无奈,它来源于大自
然和生命走向的不可抗拒性与不可逆转性。这再次印证了中国的那句古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从外延上讲,伊瓦什凯维奇的忧虑,是非私人化的,它针对人生。
苔丝希望尽量缩短她的这次访问,但是那位青年一直强劝着她,她只得同意陪他走走。他带着她在草坪里、花圃里和温室里走了走,然后又到果园里和花房里走了走,在那儿她问他喜不喜欢吃草莓。
“喜欢吃。”苔丝说,“要等草莓熟了我才喜欢吃。”
“这儿的草莓已经熟了。”德贝维尔开始为她采摘各种各样的草莓,弯着腰把草莓递给站在他后面的苔丝;他一站起来,就立刻从“英国王后”这种草莓中挑选了一个特别好的草莓,拿着草莓的把儿送到了苔丝的嘴边。
“不———不!”苔丝急忙说,一边举手挡在他的手和她的嘴巴之间。
“废话!”他坚持着,苔丝有一点难过。只好张开嘴巴把草莓吃了。
他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逛着,消磨了一阵时光,每当德贝维尔请她吃草莓,她就半推半就地吃了。
哈代的描述是关于人类欲望的描述。更准确地说,是对于人类贪欲的描述。这些描述的情感结论是鄙视。鄙视,一方面来源于引诱者的卑劣,另一方面来源于被诱惑者的不拒绝,至少是不坚决。你看啊,“(德贝维尔)拿着草莓的把儿送到了苔丝的嘴边。”“苔丝有一点难过,只好张开嘴巴把草莓吃了。”当然,我很能理解苔丝当时的现实处境。可是,这构不成被诱惑者不抗拒的理由。
说到贪欲,拒绝与否,里面还有个气节问题。
在中国,明朝的永乐初年,有这样一种拒绝——
新皇帝(明成祖朱棣) 的即位诏,空白着,等待高手填写。
……
这时方孝孺(建文帝朱允文旧臣) 听到朱棣谦和的声音:“诏令天下,恐怕得借先生的妙手一用!
……
方孝孺说:“殿下还是杀了我吧,让我死,比让我为逆贼起草诏书更容易。”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墙壁。
…… (祝勇《旧宫殿·血》)
这种拒绝的结果是:打破了中国历史上“诛九族”的纪录,换来了十族被诛的惨剧。方孝孺及全族八百七十三人先后被磔杀。仅就这种拒绝而言,被诱惑者——苔丝的不拒绝,遭受哈代的鄙视是理所当然的。
哈代的鄙视,不是针对苔丝或者德贝维尔的。他的鄙视,矛头直指人类的贪欲。连同引诱者的卑鄙,被引诱者的不拒绝。
哈代的鄙视,有道理。
我感觉到有一种历史的、深邃的目光,在冷静、忧虑、鄙视的关注。
那么,我们给历史、给人类、给后代一种怎样的目光?!
我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