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北京胡同

    北京人，祖籍山东肥城，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书香专刊、文化导刊和《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任编辑多年，曾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编报、编书20余年，闲暇时，喜欢舞文弄墨，对文艺评论情有独钟，写过千余篇电影、戏剧、文学和电视剧的评论、论文，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批评奖，有《喧嚣与寂寞》 、 《中国妇女向后转》 、 《雅俗》 、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张恨水卷》 、 《京剧常识》等专著问世。

    胡同是北京的标志，时髦的词儿是名片，也是北京的象征。除了皇城，北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非胡同莫属。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这个非常经典的镜头：成片的青灰色的瓦，覆盖着鳞次栉比的房顶，掩映在洋槐巨大树冠的清荫下，一群鸽子欢叫着冲天而起，在空中盘旋，清脆的鸽哨儿打破了周围的宁静。这时我就想，在这里，有我的家，有我生长、生活的故土，也有我生命的根。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这有多么的重要，我甚至觉得，胡同里长大的人，不太容易形成浓厚的乡土观念。现在年长了几岁，才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人的记忆和情怀，是会在心里慢慢生长的，从一棵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
    我家祖籍不是北京，而是山东肥城。清朝末年，山东大灾，我爷爷兄弟三个，一个下了南洋，一个闯了关东，一个来到北京。据说，我爷爷初到北京的时候只有十三岁，还是个未成年人呢。后来，娶了我奶奶，我父亲就出生在这里。再后来，就有了我。我在北京生活了五十五年，东城、宣武、崇文、朝阳、丰台都住过，大部分时间是住在胡同里。说起北京的胡同，虽然都叫胡同，其实大有不同，等级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素来就有“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说法。这里所说虽然并非专指胡同，但事实上，胡同确有“富贵贫贱”之分。东城西城的胡同，就是比崇文宣武的胡同高出几个档次；而外城的胡同一定又比内城的胡同简陋破旧得多。现在一说胡同，就联想到四合院，联想到磨砖对缝的大瓦房，联想到“石榴、肥狗、胖丫头”。其实，这类四合院在胡同里并不占多数，而且，主要集中在东城、西城。崇、宣武、朝阳、丰台，主要还是大杂院，有些甚至连大杂院都算不上。上世纪80年代，我先后住在宣武区的石头胡同和崇文区的营房宽街，那两个小院虽各有千秋，但与四合院却是风马牛不相及，可以想见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居住条件方面的差异。
    这种差异首先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听从了谋臣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定都于北京。刘秉忠就是最早主持规划设计并修建北京城的人。他虽然曾入佛门，是个和尚，但他熟读儒学经典，尤精于《易》，因而，他在规划设计元大都时，不仅考虑到了五行八卦和阴阳术数的思想，而且，一定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帝王之都建设布局的要求。这是一座近似正方形的城市，四面各有三座城门。皇城位于城市中心，皇城之内还建有宫城。以宫城为核心，前方为朝廷，后方为市场，左边有祭祖的太庙，右边有祭拜天地的社稷坛。城内开辟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九条。纵横交错的大道将全城划分为五十个坊，坊与坊之间更有大街小街相互交通，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大街小街之外还有胡同，使得交通往来十分便捷。不过，在建设过程中，北面并没有按照制度修建三座城门，而是少一座，似乎是应了“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阴阳大象。但在民间，人们还是喜欢那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为了镇住苦海幽州的孽龙，北京城是按照哪吒形象修建的。这个传说至少有两个版本，有人说，哪吒启发了刘秉忠；也有人说，哪吒启发了刘伯温和姚广孝。
    总之，北京胡同的大格局，是在刘秉忠的时代就形成了。大都建成之后，忽必烈曾颁发圣旨，要求原在金都旧城居住的官僚、贵族以及富户迁入新城，每户可以建一座占地八亩的院落。这是北京胡同的第一批居民。到了明朝，刘伯温和姚广孝再修北京城，这种局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清朝入关后，则基本上沿袭了明朝旧制。区别只在于，八旗入城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清军进入北京的第二天，就强迫内城居住的汉人三天之内迁到外城或其他地方去，并将内城划为八旗驻地。于是，新贵族取代了旧贵族，而皇权依旧是至高无上的，官本位也是不容置疑的。那时，原来居住在内城的平民百姓、汉族商户，以及外地来京赶考的举子，都要在外城建房居住，这形成了外城新的胡同格局。上世纪80年代初，单位分我一间房，九平方米，就在前门外石头胡同。一个细长的小院，挤了大约十户人家，说是院子，其实只是一条一两米宽的过道。一家挨一家挤在一起，有时真像是一户家人。那时儿子刚出生几个月，还不会爬，看他睡着了，我
和媳妇出去遛弯儿。结果就出事了。因为房子太小，放不下另一张床，我们就在两只沙发上搭一块木版，儿子就睡在这张“床”上。没想到，他睡醒后，一哭一闹，竟顺着两只沙发之间的空挡，滑到沙发后边去了。街坊们开始还听到孩子哭，一会儿没动静了，又不见我们俩回来，急忙从窗户爬进去，抱出孩子，送到附近的友谊医院。我们刚走到胡同口，还没进院子，就听说孩子出事了，急忙赶到医院，儿子已经从窒息中被抢救过来了。我一眼看见他，他带着满脸尘土还冲我笑呢。
    真是这样的。居住在胡同里，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不方便，但也有许多可以留恋的地方。几年后我们离开石头胡同，搬到崇文区的营房宽街，还时常想起那个小院。新居是在红桥大街和幸福大街之间，院子依然很小，四间房，住了三户人家。但我家房子的面积增加了，院子里还有两棵枣树，让人赏心悦目。就是房子更破，胡同里，垃圾、尘土更多，难得有人清扫。有一年下大雨，房子漏得十分厉害，我从外面采访回来，家里已经四壁淌水，顶棚整个掉了下来。看到这个场面，我难过得几乎要落泪了。可是能有什么办法？我们也只能把睡觉的地方用塑料布盖好，其它地方索性让它漏去。那天晚上，我在桌子上支起一块塑料布，趴在里面把当天的新闻稿写完。不久，这一片胡同就被拆了，盖起了新的居住小区，我于是再次搬家，住进了单位在东单二条的宿舍。虽然也是平房，条件却好多了。
    东单位于东城，市中心，离王府井隔一条街，距天安门也不远，路口原来立牌楼的地方，现在挂着“银街”的标志。这在北京也算是块“风水宝地”。说起来，我就出生在东城，东四五条胡同，那里有我家的老屋。《京师坊巷志稿》称，五条胡同有水井一眼，不知是否就是我家东屋的那一眼井。老北京，甜水井少，苦水井多，很多人家吃水，要靠卖水的往家里送。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就靠卖水为生。我父亲十几岁就拉着水车，沿着胡同挨家挨户地送水，一挑儿水挣二分钱。那个时候，卖水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都是先吃水，到了月底或年底再结账。倒也不是民风淳朴，因为都是老街坊，知根知底，谁也不会为了一两挑儿水闹意见。听我奶奶说，那时她经常背着我去收水费，拿到钱，就在路上买一些零食给我吃。大约在我四五岁时，政府给胡同里普遍装了自来水，送水这一行就被淘汰了。东屋里的水井就是那时填的。听说“文革”初期，有人揭发水井里埋了财宝，红卫兵还来挖过，好像也没挖出什么东西。
    我家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从老屋搬走的。也是山不转水转，这一转，就转了三十年，现在转了回来，却已经今非昔比了。北京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势不可挡，更多的胡同都面临着被拆的命运。很快的，这命运就降临在东单一带。东单的头条、二条、三条，都在拆迁的范围之内。这一次，我家彻底搬出了城区，离开了居住大半生的胡同，先是方庄，后是望京，而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建起了东方广场那一片高大的建筑群。有时我去先锋剧场看戏，还能回想当年住在这里时的情景。那时，青艺小剧场就在我家旁边，看戏非常方便。而我去报社上班，就像散步一样，几分钟就到了。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即使报社周围的胡同，怕也要拆光了。我们经历着太多的北京胡同的变迁，也深切感受到胡同的衰落。我的心情竟变得复杂起来，有失落，也有怅惘，甚至还有一些欣喜。特别是想到那些无力自己改变居住条件的老街坊，没有政府的拆迁改造，怕是要永远住在那些窝棚式的老房子里。我不敢说他们多么喜欢胡同，但胡同却给他们，当然也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牵挂。
    在黔东南旅行，没有一个好的司机和导游是不行的。
    黔东南是大山的世界，山连山，山外山，山套山，高的有两千米，矮的也有三四百米。山里的路都是曲曲弯弯的，盘着山绕着谷，
路面也不宽，两辆汽车勉强可以错车通过。司机开车，不能像在大马路上那样撒欢，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叼着香烟，吹着口哨，扯着闲篇，如果这样那是非翻到山下跌得粉身碎骨不可。山里的司机，都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两手紧握方向盘，不聊天，不抽烟，不敢有丝毫懈怠。况且，相当多的山路还是乡级路，说白了就是坑洼不平的黄土道，赶上晴天，尘土飞扬，赶上下雨，泥泞不堪，司机就更不敢麻痹大意了。
    我们的司机师傅，看样子不到四十岁，偏瘦，留分头，一张黄黄白白的尖脸。他开一辆十排座的黄色大轿车，车的风挡玻璃上贴着“凯里——三穗”的字样，说明他是跑凯里、三穗之间的长途客运司机，拉我们游黔东南是临时安排的。他寡言笑，轻易听不见他吭声，到了岔路口，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才问一下车上的导游。我怕走山路，坐在车上，俯视山涧断崖，老是紧张，不是怕轮胎爆了，就是怕煞车失灵，心里扑腾扑腾直跳。
    司机师傅可是镇定得很，手上脚上控制得非常娴熟，车子左盘右拐，稳稳地行驶在盘山路上，使你不得不感觉踏实。只有一起吃饭，才能听到司机说话。我们这些人都是作家，我得承认，我没写过什么像样的东西，那几位可不同，都出版过小说集、诗集、长篇小说，写过有影响的大戏和电视连续剧，在文坛上个顶个的不含糊。
    虽然说话随便，却都透着学问。司机自觉插不上嘴，就给大家倒茶、盛饭，殷勤地劝大家多吃一点。我们也都看他辛苦，劝他吃好喝好，注意休息。交谈中我知道，他姓聂，汉族人。他这辆车，是老板从别人手里买的二手车，老板跟车卖票，雇他驾驶，每月挣个两千来块钱。他住凯里，老婆孩子住在三穗，天天这么跑，风雨无阻，也怪不容易的。
    大概是旅行的第二天，我们离开风景如画的雷公山，进入了两汪乡地界。天上下着绵密的小雨，道路湿滑，在经过一段陡峭的泥路时，车子怎么也上不去了，车轮空转，纹丝不动。为减轻重量，我们全体下车，车子依然动弹不得。只见我们的司机，借了把铁锹，把车轮下的泥巴铲去，轰了几脚油门，车子还是不走。又把路上堆的碎石子撒在路面上，增大轮子的摩擦力，车子还是耍赖。我们只好使出最末一招，大家一齐上，在后面帮着推车，车子才吼叫着爬上了斜坡。对这种情况我们几个啧有烦言，司机却跟没事似的，什么都不说。中午，我们去导游家吃饭，司机在路旁看车，没去吃，也不抱怨。
下午，从两汪乡启程，经朗洞到卡寨，已是薄暮时分，前面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赶，估计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到达榕江县城。不想这个时候，车子又不走了。这回是车子本身出了故障。司机顾不得泥水，钻到车下，鼓捣了半天，又前进了几百米，终于又瘫痪下来。这时天已大黑，前后左右全是茫茫大山，一个灯亮也没有。司机又钻到车下，躺到泥里，靠着打火机和一个小手电的微光，检修这辆老爷车。我们则在车前走来走去，焦急地等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