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在阳光里的芦苇

北乔
1968年4月生于江苏东台三仓乡朱湾村， 成长于弶港农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参加第二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1996 年初开始创作，心写小说散文，眼观作家作品。在《红岩》 、 《芙蓉》 、 《解放军文艺》和《当代作家评论》等发表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 200 余万字，有 30 多篇作品被选载或入选各类文集。出版长篇小说《当兵》 、系列散文《天下兵们》和文学评论专著《刘庆邦的女儿国》等 8 部。作品曾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先后 8 次获武警文艺奖。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小说学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现居北京。

一
    我跟在母亲屁股后头上村顶西头的梅丫家，从我家到梅丫家是一条灰白的路，右边是绿里发黄的麦子，左边是灰绿色的芦苇，好闻的河风把芦苇和麦子都吹得不停地点头哈腰，芦苇丛中有鸟儿在歌唱，是一种像麻雀又比麻雀个头小的鸟，我们叫它芦柴儿。我捡起一块干硬的土块扔过去，一根芦苇被砸断垂下头，芦柴鸟儿又飞到另外的芦苇上去了。我快活得要死，远比后来我第一天去上学还高兴。
    来的人真多，屋里、屋外的晒场到处是人。大人们三三两两地说笑，小孩儿屋前屋后乱窜，就和麦子上了村里晒场的情形一样。有人在哭，但我听不清楚。
    梅丫见我来了，一蹦一跳地跑过来，笑盈盈地说：“泥巴，我奶奶死了。”
    我说：“晓得，菜多吗？”
    梅丫脸上有泪痕，但这不影响她那欢快的笑靥，她说：“多呢，有肉，块儿可大了，
    有鱼、鸡蛋，还有，还有……我说不上来，反正你吃不了。”
    梅丫穿一身白衣服，头上戴一顶别着一条红布条的白帽子。她跑起来时，那红布条翻飞着动着，说话时又温顺地耷拉着。
    我摇着母亲的手哀求道：“我没帽子，我还没戴过帽子呢。”这话被身后的爷爷奶奶听到了，爷爷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嘴唇翕了翕但没吭气。奶奶侧过脸看了看母亲，那眼光就跟秋天的芦苇杆。母亲脸一沉怒瞪着我说：“瞎嚼蛆，掌你嘴。”说完，呼地抬起巴掌要掴。
    奶奶拉住母亲举到半空的手，“你怎和小孩家计较？什么还都不懂呢。”
    我趁机挣脱她的手溜进小孩儿堆里。大人们边吃边说笑，我们小孩儿一会上桌吃，一会儿要么在桌洞时钻来钻去，要么在外面躲猫猫相互追逐。后来，梅丫被她家大人拉去磕头，我看到梅丫奶奶躺在棺材盖上，双手埋在屁股下。她脸色白白的，像刚出笼的白馒头。她睡得真香啊，这么多人在吵，都弄不醒。
    丧席吃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反正往家去时太阳都落西了。母亲问：“吃饱没？”
    我搂着肚皮，说：“到明天中午不吃都不饿。”
    爷爷迈着四方步像只鸭子在灰白的小路上慢悠悠地走着，用鳖骨剔他那黄得跟玉粟似的牙，咧开的嘴角不住地流金灿灿的口水。奶奶的小脚像踩鼓点样，身后落下两排鸡蛋大的窝。
    我说：“这丧席该从早到晚连吃三顿，最好从村西头挨排排吃。”
    母亲说：“又瞎嚼蛆了。”
    我说：“没，菜又多又好。”
    我腮帮子沾满了红烧肉的酱色，嘴唇浸泡在肥油里，说到这儿，口水又禁不住流了下来。
    母亲说：“说不好我们家也快办丧席了。”
    我说：“好啊，什么时候哇？”
    母亲没吭声，只是扣紧我的手，把我当成一头羊往家牵。
    这时，西面天空已现出和梅丫帽上红布条一样的颜色。芦苇在晚霞的映照下，浑身上下红通通的，落在水面河沿上的影子也是淡红的。浸着阳光的芦苇仿佛在燃烧，发出豆荚爆烈时的哔叭声。整个河面都成了一片火海，我有点担心这样下去会把鱼烧死。我老是在这火红中望见梅丫奶奶那苍白的熟睡了的脸。

二
    河围着我们这江苏东台三仓乡朱湾村划了一道弯向东走了，朱湾村像戴了一顶水帽子，两岸密密长长的芦苇是帽子上的两条装饰带。芦花纷飘时，好像有数不清的蝴蝶围着帽子在跳舞。
    河里有无数知名儿和不知名儿的鱼，河泛时，调皮的鱼儿会突然在我放个屁的功夫全部冒出来，水面挤满晃动的眼睛咂叭的嘴。那些鲦子、河虾之类的家伙特别起劲，像我们在村晒场中蹦跳一样在水面上跳跃，有的能飞出好远。这时用篮子捞，篮篮不会落空。人站在河沿，时不时有蹦上岸的鱼虾在脚旁打滚。我不会去捡，也不会用篮子下河捞。父亲从不下水捉鱼虾，他钓鱼。每次回来，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河边抽水烟收放鱼杆中度过的。家里来了客人，快到做饭的时候，他和人家说一声我出去转一下，提着鱼杆到河边两锅水烟的功夫回来，饭桌上少不了清汤清水浮着蒜花的清炖鱼。
    父亲也常钓鳖，村里就他一个人钓鳖。
    绣花针穿点线，弄一条鸡心什么的做饵，晚上放到河里早上去收，一根针一只鳖，小的他不要。接下来炖鳖，水开了后，把鳖扔进
去，死劲摁住釜冠，只听锅里一会儿是鳖爬锅的嚓啦嚓啦声，一刻儿是它撞锅的通通声。
    我说：“跺了头再煮，鳖没这么疼。”
    父亲说：“那不好吃。”
    起锅时什么也不放，汤白白的稠稠的，有点儿像我小时候喝的奶。
    父亲说：“这样吃补身子。”
    父亲又说：“有点麻油最好了。”
    我家就父亲吃鳖，村里也只父亲一个人吃鳖。大家在路上捉到鳖全往我家送。父亲在村里头是个人物，多少和他敢吃喜欢吃鳖有点关系。吃完了，父亲把鳖骨搭成许多老虎、猴子、飞机什么的，样样都像活的。挂在屋梁上，风一吹，相互碰到一块儿的声音好听着呢。
    后来有一天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时，看到黑不隆咚的屋顶游荡着无数的鬼怪，发出了母亲说成叫魂的喊声。父亲只得把这些玩意全送人了。但以后的好多天，我还是常做些让我怕得要死的梦。
    没下雨的前半月，天热得要死。大人们忙着从河里挑水往田里倒，地头田间流动着古铜色的皮肤大花的裤头。地和我口干时一样，怎么喝都不解渴。我头顶着篮子在知了狂躁蛮横的叫声的海洋里游向细鸭家。
    半路上，和我一样光溜溜的细鸭老远就喊我：“泥巴，泥巴，快没水了。”
    小河西边的芦苇都爬上了岸，干巴巴的身子和地里的庄稼一样弯着腰，芦叶被太阳烤成一卷一卷的，时不时还有芦杆裂开的噼叭声，跟炒豆似的。它们在和阳光吵架，在向河水告状。小河，犹如奶奶干瘪的乳房。
    甜滋滋的乳汁，几乎被狗日的太阳吸干了。我们跳进一段断开的洼塘，一人手里抄一把芦苇在水里来回跑来回搅，黑黝黝的淤泥渐渐泛上来，河水很快变成了墨汁，而我们都成了醮满墨汁的毛笔头。当我们快累得不行时，鱼开始接二连三地浮出水面露出可爱的肚皮。我们一手拎着篮子一手拣大的拾，比我们在地里拾麦子还容易呢。
    我扛着大半篮子鱼家去，母亲还没收工回来烧中饭。我想这么多鱼吃不了，也没吃头，不如送点给外婆，说不定过年时会多给我压岁钱。
    外婆家离我家隔一个村，我要走近一小时，母亲却常说：“不远，大嗓子喊一声，你外婆听不到，你舅舅肯定听进。”我洗了十多条最大的鲫鱼装在淘篓里，向外婆家颠去。到了外婆家门口的晒场上，我喊外婆，喊了好几声，才听到从屋里传来外婆断断续续的像蚊子叫的声音：“谁，谁呀？”
    我说：“我啊，泥巴。”
    外婆说：“噢，泥巴呀，送东西来了。”
    我说：“是鱼，大鲫鱼。”
    外婆说：“噢，是大西瓜啊，进屋吧。”
    我推开明间大门，一股潮潮的冷冷的气味向我涌来。一口架在长板凳上的棺材横在我眼前，像一个张牙舞爪的怪兽。我腿脖子一下子抽筋了，可我还跑得动，我跑得飞快，和躺在草窝里睡觉的兔子被我们发现了一样。我一直跑到晒场看不见棺材的地方。
    棺材，爷爷奶奶也有，专门用一间房存着，我从来不敢一个人进去。那年，爷爷过六十大寿，叫了两个木匠说是做寿材。那几天爷爷把木匠盯着紧紧的，木匠每刨一根木头都要到爷爷笑着点点头才算好了。有几次，爷爷着急了，“这木头上还有这么多倒刺呐，不行不行！”
    爷爷说：“不要太大，现在只要我能躺得下去就成，人越老这个头就越缩得多嘛。”
    寿材做好了，爷爷先是用手在棺材内外捋了个遍，指着几处让木匠又刨了又刨。爷爷又细细地审视了一番，满意地点了点，这才笑眯眯地在里头睡了睡，出来时笑嘻嘻的。
    我问：“爷爷，你弄棺材做啥呢？”
    爷爷说：“爷爷老了，就睡里头了。”
    我问：“什么叫老了？你现在不是老了吗？人家都喊你老队长嘛，奶奶也叫你老头子嘛！”
    爷爷说：“人老了，就不吃不动不说话了。”
    我问：“哪是不是和睡着了一样？”
    爷爷说：“是大睡。”
    后来，每年爷爷在晒场上给它上漆，我都躲得远远的。白花花的太阳下，爷爷跨进棺材躺下，传出叮叮嗵嗵的声响。
    再出来时，他扶在棺材那厚厚的边上不无惋惜地说：“还是空出了一截，早晓得这样，省块料打个桶也好。唉，作孽哩！”
    我呆呆地站在晒场上。
    外婆说：“泥巴，进来呀，让我看看。”
    我的声音似打不出鸣的公鸡：“不，不啦，我，我把鱼挂在外头，我，我走了。”
    没等外婆再说话，我将淘篓往枇杷树上一挂，撒腿朝家奔。到家后，我惊魂未定：“妈，吓死我了，外婆的棺材摆在明间里。”
    第二天，母亲上外婆家去了，半路上我像泥鳅一样滑脱母亲的手跑了。母亲没有怪我，只是叹了口气。她眼里阴沉悒郁，如同雨天里的河塘一样了无生气。母亲在我家河对岸那条灰白的小路上晃动着。路上落满大大小小的牛脚塘、野鸡野鸭家狗野狗模糊的爪迹。路南是一片列祖列宗的坟场，坟墓高高，上面的树草有疏有密，有的是癞子头，有的是大光头，形状却是一样的，坟上都安了一个像倒扣的海碗的土块。听爷爷说这些墓是从各家原先的祖坟迁过来的。爷爷说：“迁时，有的墓里是几块烂了的棺材板几根骨头，有的什么都没得。”
    母亲走在阴冷的坟场和鲜灵的河水芦苇中间的坑坑洼洼的小路上。早晨爽朗快活的阳光和鸟儿一道在芦苇丛中嬉戏、捉迷藏，生命般详和的芦苇走过魔鬼的隧道，在母亲身边摇摇晃晃。
    人的一生，是不是总走这样一条路？
    我想起了大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牛脚塘里溺死人。”

三
    母亲从外婆家来没几天后的一个早上，舅舅来了又走了后，母亲说：“这回上外婆家，你再跑，以后别进家。”不进家，白天有人玩，我才高兴呢。可天一黑，大伙儿都跟麻雀进窝一样家去了，我怎么办？黑漆麻乌的怕得要死，还有鬼专逮小孩吃。我没胆冒这个险，只好跟母亲上外婆家去。路上母亲对我说：“到了外婆那儿，可不许皮，不能笑，我一拉你，你就要跪下来哭。”
    我说：“你又不打我，我才不会哭呢！”
    母亲说：“你外婆老了，你就得哭，听话的孩子都得哭。”
    一路上，母亲不停地说，说得我耳朵都有生出了茧子。
    离外婆家还远，我就听到好多人在哭。那哭声悠悠扬扬，高音拉得很长，像在唱大戏。这种哭法真有趣。我们那一带的女人，无论出于什么缘由哭起来都是这味儿，边哭边说，韵味十足。那拉腔太精彩了，有时一个音能拉上分把钟，手舞足蹈，呼天怆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但字正腔圆，有板有眼。比我看的京剧有意思多了。
    刚到外婆家晒场，母亲甩开我一溜小跑跪到人群中发出她那嘹亮的哭喊：“我的妈唉——你怎么就走了——妈呀——”母亲坐在地上，一手拍着大腿，不一会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很奇怪，一路上母亲都没有哭，怎么到这儿说哭就哭。我们小孩家也不这样啊。我怯生生地越过大人们跪着仰俯不停像鸡啄米的头，只见外婆睡在反放着的棺材盖上，盖着大红的被子。
    大概是母亲哭累了，想到了我，她起身拉着我，说：“过去，跪下！”
    我似一头不愿下地的牛被母亲拖到了棺材跟前跪下，眼前只有棺材盖的头和架着它的两条大板凳。
    母亲一摁我的头，说：“路上说的话呢？
    你长没长耳朵？磕头，哭！”
    我头磕得比鸡啄米还快，用的力也很大，只是额头快接近地面，陡然收力轻轻贴上去，有时干脆下到一半就上抬了。我怕疼，我可
不能自己让自己头疼，更不能磕破头皮流出血来。
    母亲说：“哭啊。”
    我说：“我没眼泪。”
    母亲手跟钳子似地夹我鲜嫩的屁股，那种疼痛和村赤脚医生用大号针头戳我屁股时差不多。赤脚医生是当兵时学的医，据说医死了一个人才回村的。
    母亲说：“外婆都老了，你还不哭？”
    我说：“外婆睡在棺材上呢？”
    母亲说：“外婆白疼你了，压岁钱都扔到河里去了。”
    我说：“过年，外婆还会把我压岁钱。”
    母亲压着嗓门说：“屁，人都老了，谁把你？”
    我仰起因疼而有些变形的小脸，问：“那我的压岁钱呢？”
    母亲说：“做你个大头梦，没了，什么都没了。”
    外婆死了，不说话了不能动了也不会再把我压钱了，我想起来到外婆跟前把她喊活，让她答应再把我压岁钱。我那十几条大鲫鱼不能白送啊。可我不敢上去。想到压岁钱，想到大鲫鱼，我伤心了，嚎啕大哭起来，越哭声音越响，泪水哗哗地流，流过鼻子流进嘴里。咸咸的。到后来，母亲让我不要再哭时，我已不晓得我为什么要哭。
    我拼命地哭，直到看见油拉拉香喷喷的红烧肉上桌，我才破涕为笑，顾不得揩掉脸上的眼泪就往上爬。在我吞进一块顶大的红烧肉时，我又想起了压岁钱，没了，那就吃肉吧，多吃，一定要吃够本。
    舅舅对从镇上赶来的父亲说：“这么多孩儿，就数泥巴最懂事。”
    我问：“人为什么要死呢？
    舅舅说：“竹笋外头的皮不掉，里头的笋叶就长不出来。人，也一样啊。”
    我没听懂舅舅说的什么笋啊人的，一道韭菜炒鸡蛋上来，我的口水流得比眼泪还快还多。

四
    我最高兴的是有了一顶白花花的帽子，和梅丫的一样，只是别在上面的是黑布条。
    这没什么要紧的。到家后，我把帽子藏在纸盒里，那里头有我的玻璃球、弹弓。我这弹弓是上好的桑树桠做的，硬度特别强，拉皮
是阿那在镇上当医生的大大送的输液用的皮管，怎么拉都吃得住。子弹经我力不大的手射出去，拉皮抖动的噼叭声，果子飞行的嗖嗖声让我既兴奋又有点儿紧张。弹弓是我随身携带的武器。我喜欢拉紧拉皮再放出去的动作。目标常常是河水和恣意游弋的鱼，直到打野鸡之前，我从未真正打过动物。我手枕着头翘起二郎脚，躺在踏倒的芦苇上，天空像块纯蓝纯蓝的玻璃。我告诉细鸭他们我有帽子啦。我等他们问我帽子是什么样的，可一阵扑楞楞的声音窜过来，使我们像士兵一样跳起来。
    声音是从不远处灰绿色的芦苇丛中传来的，我们悄悄地猫着身子边走边观察。一只野鸡在芦苇间觅食，灰黄的毛印上了芦苇的影子，泛着微微的波儿。
    一粒果子穿进野鸡的肚皮，稠黏的血染红了那灰黄的羽毛，一串串血珠滴落在芦叶上。野鸡歪歪扭扭像个醉汉爬起来，又摔在地，两腿不住地抽搐。我见它没死，抓起碎砖块想砸，但砖块被我举得高高的终究没能落下。我改变了主意，用蔓藤把它拴在裸露的树根上。
    我们围坐着，像大人开会一样讨论如何处置这战利品。根本无须讨论，我们揩口水的动作早已说出了心中的念头。我们常在河边煮东西吃，每人按分工从家偷来瓷碗、油盐、洋火等，然后偷村的蚕豆、玉粟棒、下河摸鱼虾，再不到鸡肚下掏几只热乎乎的蛋。
    在河岸挖个直角形的洞，上头放碗，底下塞些芦杆芦叶烧。味道说不上是好是坏，反正我们高兴。
    我们让梅丫留下看野鸡，她哇的一声哭了。
    她说：“母亲刚买了洋火，我家去拿。”
    我们回来时，野鸡已经死了，凝成块块紫黑色的血巴在灰黄色的毛上。铁匠端着小铁锅下河舀水，狗窝、细鸭忙着掏洞。
    野鸡，我们最终没吃成，没人敢下手。
    这里头，我胆最大，我不敢弄，谁还敢？！大家都停下来，一声不吭地望着躺在芦叶上的血迹斑斑的野鸡。
    我说：“狗窝，你拎回家去吧。”
    狗窝说：“到了家，我连根鸡毛都捞不着，我也不敢拿。
    细鸭说：“埋了吧。”
    我们在野鸡身边挖了个坑，用小锹把它推了进去。铁匠说：“料倒里头吧。”
    细鸡的盐、我的油、狗窝的蒜连同铁匠里的水以及黑色的土灰色的芦叶埋葬了野鸡。梅丫本来要把洋火撂下去，我说：“又不真煮，你带回家去吧。”
    我们怀着一种说不清是失落是伤感还是其它什么的滋味，对准自家扶摇直上的炊烟无趣地迈着小腿。落日的余辉披在身上，我成了一根透红的胡萝卜。
    母亲问：“又偷油了。”
    我说：“不曾。”
    这我早想到了。每回我从家偷两根洋火或一匙勺儿油什么的，母亲都晓得。屁股挨几下，一点儿都不影响我下回再偷。这回，母亲发狠了，从厨房拿来明晃晃的菜刀，把我的手往床沿一摁，厉声地问：“偷没偷？”
    我像刘胡兰一样坚贞不屈地说：“没。”
    母亲抡着明晃晃的菜刀在我手腕处比划着说：“再说谎，把你鸡爪剁了喂狗。”
    我投降了，如实招了，可母亲不饶我，问：“哪个手？”
    我说：“右手。”
    母亲问：“哪个手指？”
    我说：“全用上了。”
    母亲说：“那就全就剁了。”
    我说：“你说话不算数要吃屁。”
    母亲说：“不剁，你记不得。”
    母亲扬起明晃晃的菜刀，真剁了。我吓得眼一闭大哭起来，泪水哗地流了下来。
    过了好久，还不疼，我睁开一只眼一看，
    母亲已走了。
    夜里，我梦见，母亲真把我的五个手指跺下来了，血流了好多好多，野鸡在一边咧着小嘴笑。

五
    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爷爷到茅坑拉了泡屎提着肥大的裤子对着雨后鲜鲜的太阳说：“天老爷这回折大本喽。”
    下过雨的村子像刚洗了澡一样干净明亮，原先罩着芦苇的晨雾被太阳赶跑了，轻风送来青芦苇上水气渐渐收干的味道，这中间还弥漫着泥土、棉花、芦苇、蚯蚓、蜈蚣等拌在一块儿的味道。大人们跟过年似地高兴，只是在新出的太阳下好像还没睡足，有点像我早上刚醒来的样子。我如同出笼的鸟儿，向我们常去的地方跑去，脚下响着欢快的、湿湿的声音，身后的小脚丫印一直追着我不放。
    割了一会儿草，我们又做八路军打鬼子的游戏。一番激烈的战斗之后，我们个个累得跟毒毒的太阳下的狗似的。热热的河沿上，我们四脚拉趴地仰躺着，一人嘴里叼根芦叶。
    我说：“天热死了，细鸭，上你家去耍刻儿。”
    细鸭说：“不行呐，我爸妈要在家会把我揍死。”
    铁匠说：“小气鬼。”
    我说：“就一刻儿，没的事。”
    狗窝说：“不让去拉倒。”
    我坐起来看看河对岸细鸭家，说：“要不，你先回家去看看，没得人，我们就去。”
    我见细鸭有些为难，又说：“不让我们去，以后别找我们耍子。”
    细鸭说：“那要绕很远的路呢。”
    我拨开芦苇一看，通往细鸭家的河里的土坎已被水淹下不少，用脚试试，刚好没到膝盖，我说：“没事，过得去。”
    细鸭说：“我怕。”
    我说：“亏你长了个雀儿，不让我们去，说一声。”
    铁匠、狗窝、梅丫都向他投去蔑视的目光，细鸭可怜巴巴地垂着头，一会儿后，挎起篮子排开芦苇颤颤悠悠地踩上水中的土坎。芦苇合上了，细鸭不见了，我们在一棵树下看蚂蚁搬家。一长溜的蚂蚁都回家了，细鸭还没从家来，我们喊了好几声，他也不睬。我说：“太坏了，怕我们上他家去，躲起来了。”
    我们骂骂咧咧地家去了，路上不停地把土当成细鸭死跺。到了吃夜饭时，细鸭妈在门外叫我，我还在生气。细鸭妈问：“见细鸭没？”
    我像大人找母亲告我状一样把下午的事说给她听，可还等我讲完，她就风风火火地走了。我冲她的背影说：“一家都是小气鬼。”
    细鸭是他爸爸和另外两个大人捞了一宿才捞着的，刚出水时像条黑鱼。全村的人天亮后都涌向了细鸭家。躺在门板上的细鸭没穿衣
裳，肚皮鼓鼓的油光光的，他睡得真死，我几次想上去叫他，可都被细鸭父亲的目光挡了回来。细鸭妈哭得死去活来，母亲劝她说：“别伤着身子，你肚里还有孩儿呢。”我想，哭那么凶做呢，肚里不是有小细鸭吗？外婆死了，我哭是因为没人再给我生个外婆了。没了外婆，就没得一块压岁钱。噢，她哭，一定是暂时没人替她做活了，也没人打了。小细鸭要好多天，才能长大嘛。铁匠说：“不会水，还躲到水里头。”狗窝说：“肯定是滑下去的。”我说：“你望见了？！”
梅丫说：“他还欠我半块糖呢。”
我说：“本来下回该他偷油了，这下子又轮我，又得挨打，你们不知道我妈打起来多疼。”

六
    这一年的夏天，先是狠狠地旱了一阵子，接着不要命地下雨，就像我被母亲打时有流不完的眼泪一样。难道天也是个和我差不多的孩子？看看，这太阳还没出三天，天又像个破锅似的直往下倒水。与这雨一块儿来的还有让大人小孩都恐惧的消息――地震。这地震会让地裂大口子、塌个大坑，说不定海里的水还会淹过来。这消息如蛇样在村里游来游去，把人们都赶出了屋子，家家在晒场上用茅草或油毛毡子搭起了防震棚。我家的防震棚在村里是最好最宽敞的。父亲从镇里弄来油布，一家人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又是
打桩、搭木架子、扯油布，又是搬东西——值点钱的，能用上的都搬出来了，到头来，棚子里没多少地方了。奶奶的棺材单有个小棚子放，爷爷的仍在屋里，他不让动。一个村子，就爷爷没挪窝，只是不睡床了，睡棺材。
    爷爷说：“老天要我死，我在那儿，它也不放过。”
    看着父亲、母亲、奶奶挨个儿劝爷爷，我觉得爷爷真了不起。
    那天，我特别想听故事，就壮着胆子进了爷爷的屋。一盏洋油灯挂在棺材上头，爷爷躺在棺材里翘着二郎腿在看一本红皮本的书――大人们叫红宝书。灯是暗红的，书皮是鲜红的，这样一来，棺材里头也由黄黄的木器厂色变成了浅红色，爷爷的脸像口烧红的锅，他左手捏着的书角湿乎乎的。爷爷嘴里念念有词，从棺材里传出来，就像好多蚊子在屋里飞。
    这老天真是发大脾气了，天天刮风下雨，没个停的时候。白天，我把脸盆摆在外头接水。从天上下来的水很清很清，掉在盆里，先是一个坑，再就是数不清的水滴。河里的水涨得很高，要我想，要是全村的小孩都下河洗澡，这河水就要爬上岸了。水中的芦苇只露出个头，早被雨浇得半死不知的了。到了晚上，风更大雨更大，闪电照亮了天空，我的眼前全是煞白的。那雷声怪怪的，我一听浑身就缩成一团。我好像听到河对过的坟场里有许多人在小声地说话，听起来像刀捅进猪里的噗噗声。
    我怕，睡不着，不让母亲吹熄洋油灯。
    母亲说：“这油是拿钱买的，不熄，你想不想吃饭了？”刚开始，母亲是搂着我的，可不一会儿，她就侧到一边去了。奶奶早就打呼
噜了，还磨牙，咯吱咯吱的，和老鼠吃东西一个样。我睡不着，我觉得好冷好冷。我想，我也应该像爷爷那样睡在棺材里，把棺材盖盖上，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那些鬼进不来。可是，那是棺材啊，我看都不敢看。再说，爷爷不让我睡。细鸭死后，大人们再也不许我们小孩子下水。我们也不敢下水。母亲要打我时，我只好往屋家头跑。我当然知道只有跳进河里才不会被她抓住，但水鬼比母亲可怕多了。
    每挨一回打，我就冲着河水吐唾沫尿尿骂细鸭。没有了细鸭，我失去了一位在枪林弹雨中并肩作战的战友。在玩打仗游戏时，我和
他当八路军，铁匠、狗窝一个扮鬼子一个演汉奸。
    到了冬天第一场雪像盐撒在房瓦大地上时，细鸭父亲背着大篮子红蛋脸笑得和红蛋一样挨家送喜。捧着两红蛋，我说：“小细鸭出来了。”
    细鸭父亲说：“叫网子，不叫小细鸭。”我一想，叫小细鸭也没用，他太小，和我们尿不到一块儿。
    回家后，我对母亲说：“他就是小细鸭！干嘛叫网子。”
    母亲说：“照规矩该叫网子，这样才不会像细鸭那样。”
    四年后，爷爷躺在干草上注视着他日夜监制每年亲手上油的棺材，说：“怎么有一块没上足油？”跪在爷爷身边的我，扭过脖子顺延爷爷干瘦的目光寻找了许久，才看到了那一块米粒大的褐色斑点。那天，我跪在爷爷身边两个多小时。午后的阳光，撒在我的后背上，爷爷无力地躺在我的阴影里。爷爷有四个孙子一个外孙女，可他只让我跪着。他不停地和我说话，那只在我肉嘟嘟小手上的露出芦苇般筋的大手，不停地颤抖，像晚风的芦叶。爷爷真是累了。
    我问：“你怕死吗？”
    爷爷的目光一激灵，他一定没想到他十岁的孙子会问这个问题，而且是这时候。他用似乎已没有情感的目光抚揉着我，眼里湿了，只是没有湿到足以流出眼眶。他说：“你呀你——”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爷爷在世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爷爷微闭上眼睛，面色渐渐红润起来，现出了跟躺在摇篮里的婴儿一般的神色。
    第二天凌晨，爷爷死了。
    父亲和大大把爷爷从草席上抱起来，让他坐在太师椅上，一根红缠在爷爷的手指上，另一头在火盆里。火盆里烧着黄黄的纸。我晓得，这是给爷爷的钱。所有人都不大声说话，做什么事都轻手轻脚的，好像生怕把爷爷吵醒了。爷爷坐在那儿，就跟冬天他坐在太阳下打瞌睡一样。
    大人们说：“老队长走了。”
    我说：“是死了。”
    母亲说：“走了，就是死了。”
    我挠挠头想不通，死就是死了呗，怎么一会儿是老了，一会儿是走了，一会又是睡了呢？

七
    那天我从城里来到阔别了十年的乡下。
    在村头，我遇见了铁匠伯。认了许久确信了，我问：“你认得铁匠吗？”
    他怔了一下，脸上似乎年轻了许多，说：“噢，那是我家国成的小名儿，你是哪个？”
    我说：“我是泥巴。”
    他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我说：“我是家群的二小。”
    他说：“家群家二小？……都这大了。”
    我说：“你记得细鸭吗？”
    他说：“那孩儿死得真惨！”
    我本来还想问铁匠现在做什么了，但话终究没出口。我撇下他，径自向坟场走去，背后传来他的声音：“国成的小名现在没人喽！”
    他的声音和他的脸一样布满坎坎沟沟的皱纹，像风箱一样嘶嘶啦啦的喘息声在麦地里飘飘荡荡，融入青青的麦香之中。他的手在我眼前晃动，引起我阵阵寒噤。那双手似剔尽了肉贴上一层灰褐色的树皮，全没了当年的壮肉青筋。他的生命也已如同这手了。
    我曾经多么崇拜他。
    铁匠铺里铁花四处飞溅，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和叮叮当当的欢声笑语四处飞溅。紫红色的脸膛，紫红色的双臂，紫红色的后背，到处爬满蚯蚓样的汗水，一块块肌肉如同小老鼠在窜跳。我坐在小板凳上，看他手中的铁锤欢快地起落，听他讲故事。他从炉膛里夹出一块红通通的铁，故事就开始了，抡起的铁锤应合着故事情节的急缓时快时慢声音忽高忽低。一把镰刀或锄头滋入水中竖起粗粗的雾烟，故事刚好收尾。
    在我眼里，他是个最出色的说书人。
    细鸭的坟还在，坐在坟堆里跟只细鸭一样。坟前没碑，但我不会认错的。长满草的坟像晒场上的草垛，不过不是枯黄色，而是青绿青绿的。人啊，来自黄土，化作沃土滋着绿树青草。浩浩荡荡的天风中，拥挤着数不清的灵魂。坟场，是我童年时代的禁地，即便是光天化日之下看一眼也心惊肉跳。在细鸭拥有了那一身我可望而不及的涤卡新衣裳后的第三天，他父亲一连在坟场睡了七个晚上。他燃起的烟火和鬼火一道在坟场草丛空中忽现忽隐，人气、鬼气和那幽幽怨怨时低时高断断续续的声音越过芦苇越过河流刺进我的耳里。我壮胆拉开门缝试图望一望月下的坟场。眼前的芦苇挡住了我的视线。芦苇被朗朗的月光的水气像泡菜那样泡着，其间有鸟儿虫儿的呢喃细语应合着缓缓的水流声。在月光中沐浴的芦苇，浑身毛茸茸的，芦叶像没长肉的手左抓一把右抓一把，把月光撕成了无数奇形怪状的碎片。白天婀娜多姿光彩照人的少女，变成面目丑陋、眼中溢着绿光的魔鬼。我一阵眩晕，一股浊气从胸中涌至喉口。我带了酒，但拿出后改变了主意，没有打开更没有洒在坟前。细鸭还是个六岁的孩子，不能喝酒。哪像我整天烂醉如泥。河，已不是当年的河了，现在像个老妇人。河岸的芦苇稀稀的似癞子的头发，比盐碱地上的毛草还瘦削，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是一副苍老衰竭的形容。
    我不知道，伴我童年的芦苇还在不在其中。
    河水腥臭，褐色的水草间飘浮着胀得像气球的死猪死狗死鱼死鸡死鸭，有几个头骨散落其中，我分不清是人的还是动物的。它们和芦苇一样半死不活的。村民们早已不用河水淘米洗菜做饭汰衣裳了，取而代之的是自来水。
    我站在河边，河水不能像小时候那样照见我的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