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一本小说集的后记中，邱华栋将自己的创作概括为“历史和当下现实”的“两条腿走路”。尽管就历史写作而言，《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等“中国屏风”系列俱为佳作，但他作为一位小说家的形象被人铭记，还得归咎于他的城市题材创作。“社区人”系列和《正午的供词》等长篇，无疑是更为知名的作品。确实，就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而言，邱华栋一直被公认为是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作家，他最初的创作其实就预示着一个“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时代的真正降临。他的作品将目光投向日新月异的都市生活，热情而敏捷地捕捉城市变化的踪迹，因而也深刻呈现了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精神处境。

城市“病症”的诊断与疗救

邱华栋的早期小说主要讲述城市的疏离感，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城市人的冷漠，以及边缘人不被城市接纳的窘境。他习惯书写那些奋斗的个人与残酷城市的惨烈碰撞，因而他的小说往往弥漫着汹涌的欲望和对城市难言的仇恨，“我伸出了中指和拇指弹向夜空，听见那一座座高楼依次倒下去的巨大声响，感到了复仇般的安宁和快乐。”这便是他对城市决绝的宣言。关于城市，邱华栋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那篇《哭泣游戏》。这是一个中国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故事，甚至连结局都和盖茨比如出一辙。黄红梅这位非法劳务市场上的打工妹，在“我”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她从保姆、按摩女，逐渐成长为餐馆小老板，同时她明白了这座城市的真谛：只要敢于交换，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因而内心的欲望也被激活，“像野兽一样闯了出来”。在此，出身卑微的寻梦者被城市所塑造，以卑劣的手段成长为不可一世的暴发户，却依然无法消除内心的孤独与怯懦，最终又被这个城市所吞噬。她虽然由“我”一手塑造，却注定与“我”无缘，最终也不出所料地用自己的行动和死亡来诠释城市与人生的秘密。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哭泣游戏”，也是意义非凡却不无讽刺的“行为艺术”。

邱华栋的小说总是清晰地标定城市的地理坐标，从亮马桥到燕莎购物中心，从昆仑饭店到中粮广场，城市行走的经验令人感同身受。在这个如肿瘤般不断膨胀的北京城，遍布着幽灵一样的人群，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欲望，在梦想的裹挟下，向这座绞肉机般的城市进发。那些虚伪无聊的知识分子，财大气粗的“富二代”，无所事事的贵妇人，以及形迹可疑的装置艺术家们，都在城市这条“混浊而肮脏的河流”里，乐此不疲地追逐着情欲的把戏。而城市这个庞然大物不可逆转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它让人爱恨交织，既感甜蜜又觉恐惧。在邱华栋笔下，城市就是一个流动的宴会，人们来来去去，面孔常新，永无休止。《一公里长的餐厅》里的王元朗，他带着八百万元来到这座城市，挥霍着自己的梦想。在他那里，“一公里长的餐厅”当然是一个过于荒唐的规划，但小说最后，当这位风光一时的暴发户真的一无所有地离去时，还是让人唏嘘不已。城市就这样像一座巨大的磨盘，将人的灵魂慢慢碾碎。《手上的星光》里的乔可与杨哭，就像《高老头》里雄心万丈的拉斯蒂涅一样，带着一丝滑稽与悲壮，向城市进发。而林薇这位起初落魄的外省女子，很快便展现出物质主义女孩的本色，她穿梭于各种酒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小脏孩”。这也是邱华栋小说里最常出现的人物，她们深谙这个城市的交换法则，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最终也被这座城市所抛弃。

邱华栋总是瞩目于居住在城市的现代人，他们就像失去家园的流浪者一样，永远行走在寻找自我的漫漫旅途上，这是一种病症，他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致力于这种城市病症的疗救。正像《狗儿子》所揭示的，城市的病症不在于把狗像儿子一样看待的城市中产阶级，而是他们那永远愁云满布的面孔。这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有钱人，总是无法找到生活的快乐，哪怕是“唐装派对”和“一夜情俱乐部”，也只能增添短暂的欢愉，片刻之后，无边的抑郁便弥漫开来，将人吞没。《寻爱的一天》讲述一个颓废无助的男人，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寻找自己过去年代的性伙伴，只为求得一次酣畅淋漓的性爱的故事。最后，他那无望的寻找终究归于失败，而不得不落入“痛楚和虚无相纠缠的时刻”。《毁容》里孤傲的岑璐，不能忍受无所事事的贵妇人的生活，而唯有一次突如其来的事故，让她在“毁容”之后才坦然而谦卑地面对她原本厌恶的社区生活。值得注意的还有《内河航行》，这个稍许温暖的小说同样讲述的是一次疗伤之旅。面对十五岁女儿的意外怀孕，作为剧作家的妈妈无言以对。这无非是这个欲望化的城市里常演常新的节目，企望年轻的女儿去理解人性的复杂多少有些奢侈，但好在内河的风景居然奇迹般地平复了母女二人内心的创伤。成长自有代价，一切都可重来，无奈却不必伤感。

“社区人”与中产阶级的精神世界

邱华栋大量的城市题材小说，都旨在触摸新的社会现象，进而形成一种观念的表达，这无疑体现了一位敏感的新闻记者对社会变化的理解与把握。在邱华栋这里，新的现象总是层出不穷，比如《网上的食人鱼和吐火女怪》便表现了那个年代刚刚流行的网络聊天，以及小白领不切实际的网络幻想；《我的种子，她的孩子》讲述借种怀孕的故事，而《代孕人》则呈现了城市里新的商品交换形式——“代孕”，并以奇观化的方式展现“代孕”的具体流程与经过。《离同居》讲述的故事同样离奇：同居的夫妻早已厌倦了鸡毛蒜皮的婚姻生活，甚至对彼此的身体早已提不起兴趣，于是离婚变得不可避免。然而，当他们拉开一段距离重新审视对方时，却又惊奇地发现彼此身上的诸多优点，发现了此前无法察觉的美丽。最后，离婚的人重新生活到了一起，构成了一种“离同居”的奇怪状态。除此之外，新的城市生活的体验也不断涌现。《社区人的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别开生面的城市片断：蛙人与飞行员的爱情故事；心理学教授与“飞行的处女”的故事，以及父子俩对同一个陌生女子的“偷窥”，无不呈现了城市人之间刻骨的隔膜。谁都渴望揭开生活幕布下的尘土所覆盖的秘密，但却没有人成功，每个人都是彼此眼中的陌生人。

邱华栋总不忘将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滋生出些许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命题。如《公关人》、《电话人》等小说，深切反映了城市变动中“新新人类”的生活方式，彰显的也是现代生活的异化本质。生活的便利最后成为了一种新的控制方式，这当然像噩梦一样让人不寒而栗。这些故事的观念虽然简单，却足以使人震惊和警醒。另外如《时装人》表达了对于城市符号化生活的忧虑之情；《直销人》以夸张的笔法讲述物的世界对人的挤压；《持证人》则以各种证件对人包裹来阐明存在的荒谬；《化学人》直指城市生活中化学物品对生命的残酷侵蚀；以及最近的《塑料男》依然在讲述同样的问题：城市的环境污染，这一现代性的后果无疑是中产阶级生活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当然就小说而言，《塑料男》的问题也恰恰在于过于浅白而急切，“塑料化”这一奇崛的身体变形，明快地表达出异化与整个社会存在的荒谬本质，因而显得缺少了蕴藉。

从邱华栋近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开始从容而笃定地讲述中产阶级的疼痛与歌哭，他们的焦虑与激愤，这与他早期略带艳羡与反讽的语调对中产阶级生活所作的单纯观察大异其趣。一个首要的证据便是，他的小说不再热衷表现“外来者”惨烈的奋斗历程和都市沉重的生活压力，而是直陈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本质，夫妻之间的貌合神离，各自支离破碎的生活，以及屈辱而庸庸碌碌的生存状态。《高速公路上的电话亭》里的主人公梁峥和陈晓雯是一堆文科教授与律师的组合，这个表面温馨光鲜的三口之家，过着标准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却掩饰不住他们那千疮百孔的婚姻本质。《里面全是玻璃的河》意外展现了平静的日常生活暗藏的凶险，夫妻情感的脆弱，稍不留神，赖以为系的伦理联系便宣告破裂；《红木偶快餐店》也是如此，夫妻间偶然争吵所牵扯的往事，直接摧毁了现实的生活，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里，你永远无法预料，生活在什么地方会突然改变航道和速率。就像他在《沙盘城市》中所表述的，“在这座沙盘城市中，什么都是一场流沙，一座沙堡，什么都是脆弱和不真实的。”而他在《气球》中更是借人物之口指出了婚姻的本质：不过是两个人一起在沙滩上垒了一个沙堡，显然经不起海水的冲刷，倘若毁灭了，聪明的人不会想再去垒了；或者如一个使人感到压抑的黑色气球，如果用一根巨针扎下去，便会立即爆开。

当然，邱华栋的故事里也不乏给人温暖的篇什，比如《我女儿的故事》中女儿对父亲女友从排斥到接纳，《一台巨大的冰箱》里同性恋的父亲终于争得了儿子的抚养权，而《蛙人与飞行员》则讲述了爱的过程：从渴望神奇的相遇，走过了现实的折磨，到最后理解了承担生活的意义和真谛。另外，他也曾试图让城市里那些“看不见的风景”显形，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马路的这边和那边》以别样的方式呈现了极为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这也是都市的病症所在。家住别墅区的张角在深夜寻找刺鼻的气味儿的来源，终于寻访到了马路“那边”的“上访村”，在这个鬼魅的夜晚，他发现了与自己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底层的世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决定为这些人做点什么并积极投入的时候，他已经与自己既有的世界划开了一道界限，乃至于最后他虽然得到了内心的安宁和道德上的满足，却失去了家庭的温馨。

“两条腿走路”与“积累中壮大”

以上邱华栋的种种小说，皆在表现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世界，或曰中国新的“中等收入者”家庭的内部“隐秘”，看起来是如此琐碎、平庸，乃至世俗，却是对时代本质的生动显现。相较于邱华栋近期的作品，笔者总是对他的旧作《花儿花》偏爱有加。想必年轻的作者一定和某位庸俗的武汉女孩有过一次铭心刻骨的失败恋情，才会以这样虔诚的姿态和倾情投入的方式，将琐碎的日常生活写得如此惊心动魄。而且在此之中，时代情绪的渲染与“花”的意象的建构，都恰到好处地展开。尤其是那种超越技巧，不事雕琢的清新文风使它较之知名度更高的《正午的供词》更胜一筹。当然，怀念的同时也让人抱憾，倘若换作今天，事业有成，心有旁骛的作者，恐怕难以写出如此笃定的作品了。比如最近他那部以“教授即叫兽”为商业噱头的长篇小说《教授》便令人略感失望。这个小说虽竭力展示当下政、学、商三界紧密勾结，达成利益共同体的腐败面貌，但人物的情感终究稀薄，现实的想象力也着实有限，缺乏早期作品所饱含的诚意，颇有些意欲用力强攻，却终究无计可施的感觉。

最近几年，邱华栋开始不断落实他自己所说的“历史和当下现实”“两条腿走路”的写作方式，将历史故事也写得有声有色。“中国屏风”长篇小说系列便尝试用外国人的眼光，来打量中国近代史的变化。正如历史是现实的借鉴，也是现实的补偿，现在看来，“中国屏风”其实更像是邱华栋都市生活写作和观察之余的一次别开生面的调剂。历史的宏阔与雄奇令人感慨，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对于一位小说家而言，其间的曲折与微妙更是让人着迷。而邱华栋正是用他奇崛的想象，将原本干瘪的历史或回忆录，写得充沛淋漓、气象万千。那些不为人知的人物生动再现，耳熟能详的事件则细节充盈，历史便有了一丝活泛的气韵。然而概括来看，邱华栋笔下的历史故事虽大多确有其人，但也皆是从他广博的阅读中撷取的片段和人物，他用传奇的笔墨，将非凡的个体镶嵌在业已写就的历史之中，以飞扬的叙事彰显小说的不凡魅力。这当然对文学和历史皆有裨益，但坦率地说，“中国屏风”除了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发现一个古老国家在特殊历史时代的“趣味”之外，其实难以让人体察其间的惊人新意，或者至少从目前来看，没能显现出尤瑟纳尔意义上今与古的对话意味。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否定他历史写作的成就，亦不能一概抹杀其间包含的可喜变化和可贵尝试。这便正如评论者所说的，“从前那个天才无畏的青年，结束了自己一段内心飘摇的历史，更加深沉，淡定，自然而又超然地走向了人生以及创作的新阶段。”这当然对这位大龄文学青年此后的创作大有裨益。

在一次访谈中，邱华栋曾这样说道，“我认为真正好的作家应该是生长型的，他不是轰动一时然后失语，他应该不停地生长，不停地对所处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命状态发言，通过文学予以不同的表现，这样在积累中壮大，到一定程度而成大家。”他大概真的属于那种不断生长的作家。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并不能要求一位高产的写作者每一次出场都足够惊艳，但好在他永远前行在“积累中壮大”的路途中，并且时时给人惊喜。我以为，这就是他所说的“生长”的意思。

作者：徐刚，1981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