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民：在历史和现实的天平上 

--——武歆短篇小说《一场撕心裂肺的出轨》

武歆短篇小说《一场撕心裂肺的出轨》

《天津文学》2016年11期

在短篇小说《一场撕心裂肺的出轨》中，武歆向读者展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观察角度。小说只有三个人物：作为叙述者的“写诗的小克”、小克的姐夫老马及其夫人刘秀贞。小克显然并不具备“人物”的意义，他仅仅是作为一个功能性的角色，小说实际上就是在老马与刘秀贞之间展开故事的。

小说并没有太多的情节。一个普通的夜晚，老马发现自己的夫人刘秀贞在离家三小时后还没有回家，于是找到了内弟小克通报这个“失踪”消息，经过一夜的等待和半天的寻找，刘秀贞被发现在一家酒楼里点了一桌子饭菜，又无能力结账。小克和老马赶过去汇合、处理，平安无事。如此而已。

我推测，如果仅仅通过小说标题所示去期待文本，看到以上对小说的简介后，武歆说不定会遭到读者怒骂：骗子，说好的“撕心裂肺”呢？你宣扬的“出轨”呢？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了文本之后，一种难言的苦涩和创痛就会在什么地方击中我们的软肋，使我们恍然大悟：生活绝不仅仅如此而已。

武歆怀着一点点狡猾的“恶意”，嘲弄了读者的世俗期待。同时，小说的叙事能量，也远远达不到“撕心裂肺”的强度，那几乎是一个“无事的悲剧”。被生活定义为吝啬鬼的近乎奇葩的男主人公老马，加上一个夫唱妇随20年的无言者刘秀贞，是被生活彻底征服和击垮的人。他们半生凄苦，有愧于人伦亲情，丧失掉了朋友，就相当于退出了社会，几乎是作为孤立无援的自然人而苟活着。武歆试图告诉我们，他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是不乏这种单调倔强的生物性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耐心去辨认他们而已，甚至我们尤其无法从他们身上认出自己的病灶。异类感和屈辱感是他们惟一跟这个社会连接的纽带，但这类人物只有遗忘掉异类感和屈辱感，才能寄生在社会中苟活下去。

莫泊桑的《项链》，同样是一个面对贫困、屈辱与绝望的故事。玛蒂尔德及其丈夫并未因为经济上的灾难而去寻找“吝啬异类感”的道德根据，从而将一切个人责任归结为一种想象的社会原因。莫泊桑峰回路转地告诉我们，他的人物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完全不值得，但他的人物并未因此丧失社会道德。的确，构成小说人物心理动机的社会元素，并不必然导向人物道德的放弃、崩溃与病态。

武歆显然了解这一点，于是他的人物开始“出轨”了！刘秀贞在夫唱妇随的20年中，屈服于老马的“吝啬异类感”，没有朋友，不认同学，甚至弃绝人伦亲情。她辗转于非人的世界，挣扎在每一个铜板的节省中，时间对她没有了意义，只有一具生物般存在的驱壳。因此当她失踪后，老马完全无法知道发生在刘秀贞内心的惊涛骇浪。

下饭馆这件事，在今天已经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刘秀贞等这一刻等了太久，她是用了一生的时间来等待这一刻。当她石破天惊地出现在“壹号酒楼”的豪华包间内，面对满桌根本吃不掉的佳肴时，她的报复来得是何等痛快何等致命，而吝啬奇葩老马的世界瞬间坍塌，又是何等迅雷不及掩耳。行文至此，无论是作者武歆，还是亲爱的读者们，应该都体会到这“一场撕心裂肺的出轨”的酣畅淋漓绝非欺骗，那乃是我们都会经历和遭遇的人生场景。在我们的人性成长过程中，坠落还是升腾，从来都不是一个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它需要太多的警惕。

武歆的小说取材，往往着眼于平凡琐细的边缘人生活，这使他的小说写作，或着迷于一种生活的扭曲状态，或在小说中去强力扭曲和干涉生活逻辑，从而使他的小说创作在平稳清淡中与众不同。他的小说叙述，在平淡中始终追逐和保持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心理深度。通过对那些非正轨的人生经验的把握与开掘，人性的秘密隐痛与尴尬奇诡跃然纸上，这是武歆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独到能力。

为避免现实主义全景式描写所带来的平铺直叙，武歆习惯于引入一个叙述人的角色，或者通过人物回叙、讲述的方式交代背景，以期产生某种奇峰突起的叙述效果。一般说来这都是很有成效的方法。但在某些时候，这个方式也会造成结构上的拖沓，语言上显得不够节制。这些都有待于武歆在未来的写作中去体会和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