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眩晕》，谈不上什么失败，只是未老先衰 

祁媛的小说新作《眩晕》（刊载于2016-5《收获》）有一个精彩的开头，那是一场精壮男子与衰老女人的性爱。但精彩与性爱无关，祁媛显然并不想以此廉价地招待读者，甚至恰恰相反：如果将“是否有意唤起读者的性冲动”作为判断文学作品是否色情的标准，那么小说序幕的这场性爱描写简直可以用来扫黄打非。当那具松弛的女体有节奏地蠕动起来，我们非但不能感到男女欢爱的激情，甚至不能感到任何激情。即便赋予这交欢以隐喻意义——一个身份卑微的北漂青年，以肉体愉悦或征服阶层远高于己的女制片人——在读过太多类似的故事之后，我们也不太感到愤懑或者悲凉。于是和那具心不在焉的男体一样，我们所感到的只有疲惫。而我以为精彩的，恰恰在于祁媛可以将性爱写得如此疲惫、老迈、心不在焉。

疲惫的性爱在小说中非此一端。实际上尽管小说结构并不单一明晰，但至少有一条线索，就是“他”的性爱经验。小说称“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给人提供快感’的角色”，但奇怪的是自始至终“他”都并未给读者提供快感。十五岁时，“他”最初的性高潮对象是一只马桶，而小女友站在旁边，像是一个经验老道的捐精医生；初来北京时的女友沈珏被“他”抛弃，在他们的故事里没有性，只有永远的失去；而那位卖内衣的女孩，从微信上走到床边，不仅令“他”感到失望，也令我们感到失望；至于那位自称诗人的妓女，或许恰恰因为诗歌，“他”对其毫无兴趣——在与女制片人做爱的时候，他可以幻想自己在征服另外一个阶层，而他可以幻想自己用下体在征服诗歌吗？已经沦为娼妓的诗歌？小说结尾，“他”偶遇失散多年的继母，那是长久以来“他”破败生活中唯一可供想象与追忆的安慰与温暖。当然有理由期待，那些委屈与屈辱将会以不伦的欢爱抚平；当然也有理由期待，这篇以与衰老女人的性爱开始的小说，应该以与另外一位衰老女人的性爱结束。而祁媛有意将最后的缱绻写得语焉不详：“这一切都发生的自然而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那么“一切”指的究竟是什么？凭借这暧昧句子前面的逗号，我愿意相信“一切”并不指向作者未曾说出的行动，而只是褪去衣衫。“当他看到床上她的白亮灿烂的肉体”，“也看到了她那望过来的温柔伤感的眼神”的时候，“他”彻底失能了。他早已经将男女欢爱变得如此空洞无趣，他不能将继母所保存的最后的可能性也毁去。因此他走出门去，在熙攘而平凡的一个市井日子的早晨，感到眩晕。

眩晕不是两眼发黑，轰然倒地。眩晕是“因机体对空间定位障碍而产生的一种动性或位置性错觉”，分为真性眩晕和假性眩晕两种。真性眩晕有明显的外物或自身旋转感；而假性眩晕会让人感觉飘飘荡荡，没有明确的转动感。（鸣谢度娘）如果说作为小说结尾和高潮的眩晕，是天旋地转的真性眩晕的话；那么其实小说中的“他”在此之前，自始至终都处于飘忽无所依的假性眩晕当中。这就能解释，在性爱当中，“他”何以那样疲惫：空间定位障碍，首先意味着失去上下左右的分别，意味着失去方向感和重量感；而一个失去了方向感和重量感的人，如何能够产生激情？因此疲惫的时刻又岂止是在性爱当中？小说中几乎每时每刻，面对任何事情，“他”都是虚弱的，失能的。即便“他”所钟爱的电影，就足够份量，足够提供方向吗？叙及“他”最初对电影的热爱时，祁媛几乎是有意轻描淡写，并未提供特别像样的理由，更像是在讲述一个可怜的误会。当然，无论如何轻率，坚持理想和热爱总是令人尊敬；可惜除了高考时报考电影专业和陪女制片人睡觉，以及除了那些停留在想象中的打算，我们并未从小说中得知，“他”还曾经为自己的理想做过什么。我们读到的是，在阴暗狭窄的屋子里那些琐碎的电影编辑工作，轻易就解构了“他”的理想，撕开电影屏幕上华丽的光影，深入到理想的背面，“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人生选择原来不堪一击。当然，即便他顽强地坚持初衷又有什么用呢？在一个前辈制片人并不想跟他讨论电影而只是迫不及待和他上床的时代，在一个行为艺术沦为拙劣模仿的骗局的时代，在一个诗歌只能在妓女和嫖客之间朗诵的时代。

因此尽管祁媛这篇小说看似是一个京漂青年的故事，或者在更深远的文学谱系中归类，这是一个青年进城的故事，一个当代拉斯蒂涅的故事，但我很难像近年来对于此类故事的普遍解读那样，将之视为一个失败者的故事。所谓失败，是一个人怀着某种目标，朝向某个方向前进，然而被压抑，被打击，被迫害，惨遭挫折，那当中必然曾经有过激情满怀，有过抵死挣扎。而《眩晕》中患有空间定位障碍的“他”，根本谈不上方向，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激情，因此“他”不会失败，只会眩晕，只会疲惫，只会未老先衰。

尽管从医学角度，眩晕的病因十分复杂，但就小说文本而言，我想祁媛所说的眩晕，首先来自于某种衰老。让我们从小说结尾时的眩晕回到小说最初的地方，回到那场勉力蠕动的性爱之前：“他”在前夜性爱的疲惫中醒来，看到在“她”精心染过的头发根部，白色触目惊心地生长出来。这苍老衰败的白色让他想起家乡的大雪，大雪落满田地，理应酝酿生机，然而同时大雪又是死灭的。这衰败与新生的吊诡辩证难免让我们想到床上这两具年龄相差悬殊的肉体。作为前辈的女制片人尽管年近五十，却始终怀有强烈的野心，无论这野心是什么，都令“她”情欲饱满，高歌猛进；而“他”则像聊斋故事里的那些书生一样，年纪轻轻便掏空了身子，徒具驱壳，精血散尽。其实在《眩晕》之前，祁媛其它几篇小说中，我们早已看到同样衰老的青年们，她们坐火车为叔叔奔丧（《奔丧》），她们去精神病院看望母亲（《我准备不发疯》），她们看到自己的丈夫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美丽的高楼》），她们精心打扮出门去赴一个深夜的约会（《约会》）；只不过这一次，“她们”变成了“他”，终于在大街上因衰老而眩晕。

《眩晕》中老与少的二元角色设置，已经暗示我们“他”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而回溯祁媛的写作史，更足以证明她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代青年的某种典型形象——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祁媛只发表了寥寥数篇小说，就受到如此关注。未老先衰的青年几乎可以说是祁媛小说唯一的主人公：他们怀着莫可名状的伤痕，心不在焉地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他们行动能力极其微弱，内心活动却过分丰富；他们的亲情千疮百孔，爱情暧昧可疑，激情被压至最低。尽管他们近来在文本内外都备受关注与同情，但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失败过，因为他们甚至没有力气去失败，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已经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