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中短篇小说，在生活的长河中淘洗 

乡土的再回望与再书写

对乡土的再回望，是要通过回望发现历史遗漏的沙粒之中的珍珠之光，再度书写就是要将这些遗漏之光通过不同于以往的叙事模式呈现出来。

当代中国乡土资源丰富，乡土文学的资源沉淀深厚，丰富的资源一方面为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养分，同时这些丰富的资源也成为一种限制，制约作家的创作和超越。因而对乡土的再回望，是要通过回望发现历史遗漏的沙粒之中的珍珠之光，再度书写就是要将这些遗漏之光通过不同于以往的叙事模式呈现出来。

虽然乡土是近代社会才开始出现的概念，乡土小说的写作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事情。丰饶的土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乡土作家，也产生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之作。从鲁迅的鲁镇系列、未庄系列到当代作家的《白鹿原》《红高粱》，都是植根于生活的乡土小说杰作。再度书写是致敬也是挑战。

乡土文学从视角上可分为“游子写乡土”和“在乡土写乡土”两种。鲁迅的《故乡》是游子对乡土的回望和再书写，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则是在乡土写乡土。青年作家马金莲生长在西海固，是当代作家中新一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人物。她对家乡这片土地饱含感情，对当地人民的生活状态的描摹生动别致，为我们展示了“80后”的另一面：冷静、淡定、从容。她的女性意识和时代意识全部牢牢扎根在西海固那片荒芜贫瘠的黄土地上，如果说短篇小说《难肠》展示了马金莲深厚的叙事功底，那么中篇小说《长河》可以说是在乡土写乡土的代表作。《长河》在平淡叙述中蕴藏着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信仰，来自优美而质朴的语言，也来自对人性、对自然、对灵魂的无限关怀。老人、儿童、女性以及贫穷和苦难是马金莲小说的主角，信仰、爱，还有人世的温暖，是她作品传播和宣扬的内容。马金莲有一颗柔软、悲悯的心，她的文字细腻而透着亮光，因为那是她心灵中流淌出来的真善美。马金莲作品中的世界有秩序、有自洁体系，里面的人物对自己的信仰坚定而虔诚，世界因而坚实、安详。她的小说具有精神避难所的品质，她的书写是对以往以乡土为结构的小说的一种超越。

同样来自底层的“80后”女作家宋小词的中篇小说《血盆经》《锅底沟流血事件》也是一种再回望和再书写。《血盆经》中生气蓬勃的青年人外出打工，乡村便沦为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废墟。宋小词的《锅底沟流血事件》、晓苏的《花被窝》、张鲁镭的《西瓜颂》、曹永的《捕蛇师》、李亚的《自行车》等从不同的主题，以共同的身在乡土的人物视角，书写了当代中国的乡土传奇。

再书写还体现在对农民精神家园失落的描写。上世纪70年代末期，高晓声的一篇《陈奂生上城》拉开农民进城的序幕。这序幕是进城小说的序幕，也是生活中中国农民进城的序幕。相当一段时间内，农民进城成为社会的热潮，也成为新的热点。进入新世纪之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加深了乡村文明的变迁和动荡。乡村文明的挽歌在作家的笔下缓缓地流淌出来。鲁迅的《故乡》通过“我”重返故乡的所见所忆所想，书写回忆中故乡的纯美和现实中故乡的萧条，最终希望那里成为理想中的故乡；莫言小说中的“恋乡”和“怨乡”，曾打动无数读者。近些年来，大量的小说以“故乡”、“还乡”作为书写的主题，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场“进城”（打工潮）构成遥远的呼应。故乡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故乡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对于一个身处异地的人而言，故乡更是根。红柯、蒋一谈曾直接以《故乡》为题进行写作，刘玉栋、陈仓、付关军都曾写过《回乡记》……乡土在众多知名作家和草根作家的再回望中被再书写、再认识。

以前写农民进城主要写进城的难，写融不进去的困惑和苦恼，当然也有奋斗的艰难和成功的荣光，这期间甚至出现了“打工文学”和“底层写作”的概念，如今这两个概念渐渐被遗忘。第二阶段则开始写“回不去”的困惑，农民进城了心还在乡村，这一阶段主要表现在近几年的作品中。陈仓的《父亲进城》写老一辈的困惑，吴玄的《发廊》、陈再见的《回县城》则写到了青年一代回不去的困惑，钟正林的中篇小说《阿加的黎明》也是写回不去的故事，被解救的阿加回到家乡本想融入故土，而城市的生活让她与故乡变得隔膜。城市生活对乡村女孩的压榨和盘剥，导致的却是阿加们的难舍。当人们在感叹城市喧嚣和乡村的宁静时，阿加的黎明在哪里？小说提出了引人深思的疑问。

2012年到2016年间，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作家陈仓大约是最集中地书写中国乡土这一变局的作家，也是一次次再回望、再书写乡土的作家。《父亲进城》《女儿进城》《麦子进城》《傻子进城》《小猪进城》《影子进城》《小妹进城》《米昔进城》……构成了陈仓的“进城”系列，凡中篇小说16部。陈仓对乡土的书写从一开始便带有不得不写的自觉，具有明确的再回望、再书写的意义。这可能和他的身份有关，他从陕西一个叫塔儿坪的村庄一步跨入了国际大都市上海，有感于人在上海，他变成了小说家陈仓。在《父亲的晚年生活》中，作品以“儿子”的身份看见了一部分老人的晚景，看见了中国社会大变局下的伦理问题。

反腐风暴下的众生相

近年来，重拳反腐不仅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和关注，还触动了一大批作家，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反腐小说，展示了反腐风暴下的众生相。

党的十八大后反腐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作家是生活的传感器，又是生活的记录者。尽管小说是一种虚构，但是在虚构的同时又脱离不了现实生活。生活始终都是作家写作的源泉，当代作家对生活和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书写，固然是在生活的长河中反复淘洗、披沙拣金，但从当下生活中淘洗进而书写当代，更是当代作家独特的使命。党的十八大后的重拳反腐不仅获得了国内外广泛认同和关注，还触动了一大批作家，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反腐小说，展示了反腐风暴下的众生相。

杨少衡的作品能让读者在官场现象中感受到人物灵魂中的痒和痛、欣悦与困苦。《古时候那头驴》中，他直切当下的“贪官”问题，描绘了信任危机中人的处境及精神的归属。向死而生的主人公想通过实干为自己立起一座碑，然而，他无法排除自己身上的疑点。他既要承受一闪即逝的宿命，还会遭致死后的调查。事与愿违，这是故事的核，这个核扩散出来的是一层层的悲哀。《酒精测试》等作品也因活化了领导干部在反腐风暴中的种种表现和内心，成为广为流传的佳作。杨少衡素来以描摹官场生态和人物见长，最近几年“庾信文章老更成”，愈发见风骨。

李治邦的短篇小说《佛爷》通过窃贼反腐写出反腐的复杂性。中篇小说《泄密者》中，几个泄秘事件环环相扣，每个人既是泄秘者，又是受害者，既想利用别人，同时又被人利用。主人公想冲破这张网，打破腐败链条，却茫然不可得，而最大的秘密由一把手张书记所掌控，主人公没有答案。作品首次将腐败与商场和官场的“信息战”联系起来，不断发生的泄密事件各有原因，为了攀附、为了晋升、为了友谊，不一而足。清者自清，单纯、善良的人看起来处处被掣肘，但天理公道自在。作品中有一个正能量的逻辑秩序，让所有人找到了信心。

尤凤伟的短篇小说《金山寺》写腐败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之一种：信仰的位移。这是一条短信引发的危机和战栗，“‘僧人’要出事”的讯息，令宋宝琦如临深渊。然而，小说中被“双规”的尚增人也好，最终未被处分的宋宝琦也罢，都求神拜佛。尚增人送过宋宝琦一份“厚礼”，巨款花在金山寺，拜了菩萨。在貌似荒诞的“揭发”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世道人心和人生无奈。作家对官场内外、家庭内外的生活已参透而不动声色，笔墨之间的空间展示了悬问的力量。

在凡一平的中篇小说《非常审问》中，贪官万一光在反腐风暴的震慑下和自己的妻子演出被“双规”后的情景，与此同时，贪得无厌的他依旧继续收受贿赂。没有触及灵魂的自我审判，因而对贪污事实的审问就不能打动他——被抓住了，也只能关押贪官的肉身，贪官们甚至会心存侥幸，幻想不被审出来。一旦锒铛入狱，却没有他臆想中的审问，铁证如山，不再需要他交代。

李唯的《暗杀刘青山张子善》、石一枫的《地球之眼》、邵丽的《第四十圈》、杨少衡的《酒精测试》《你没事吧》、唐达天的《官途》、彭瑞高的《一票否决》、西元的《界碑》、周云和的《巡视员》等大量反腐小说不仅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还入选了各种选刊和年度选本。反腐带来生活的变化，也带来了文学创作的变化，以往注重展示权谋的官场小说，在反腐风暴面前显得苍白而虚假。

人生与命运的沧桑风景

作家通过对人生经验的解密，或直接或间接地写出了沧桑感。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了双重的拓进，探寻历史沉淀的余韵和谜底，展现了当下复杂的生存状态。

小说贵在写人生经验，人生经验有来自自身的经历、体验和感受，也有来自他人的经历、体验和感受，还有通过阅读和想象的人生经验。在这些不成条理、相互交叉的人生经验里，有些被升华为哲学，有些被视为某种处世原则，还有更多的则不能浮现在海平面上，有些漂浮在生活的浅海，有些沉淀在生活的底处。作家通过对人生经验的解密，或直接或间接地写出了沧桑感。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了双重的拓进，探寻历史沉淀的余韵和谜底，展现了当下复杂的生存状态。文学除了记录时间必然的沧桑，还书写由人生的体验到命运的不可捉摸，看惯了人间无数，经历时间的淘洗，经验的积淀，因而有些作家书写人生，关注命运，沧桑成了一种类似雅丹地貌的风景。

王蒙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最有沧桑感的作家，八旬高龄不仅耕耘不止，而且还保持了青春时期的喷发热情和初出茅庐的清新，《明年我将衰老》杂糅了多种现代主义手法，甚至还将当下流行的穿越叙事手段化为小说元素，通过多重视角方位的叙事，阐释了对生命、情感、岁月以及人生的深切理解和犀利洞察，其中有睿智的审视，也有旷达的情怀，有对逝水年华的追忆与眷恋，亦有笑看沧海桑田、坐看云起云落的从容豁达。小说超越了爱情主题的一己之悲欢得失，有一种天阔云闲的自在气象，激情饱满，文气丰沛。在艺术上，碎片化的故事、跳跃的时空、奔涌的情感激流、第二人称的叙事视角、内心独白或者深情对话，都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品质。小说汪洋恣肆，文采飞扬，成为他近年创作的一个新高度。虽然宣告“我将衰老”，其实是“青春万岁”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方方笔下的涂自强，是“80后”青年形象中少有的具备沧桑感的人物。上个世纪80年代，高加林的个人奋斗和成功与这个世纪涂自强的个人奋斗遭致的接二连三的挫败形成的巨大反差，正是时代的变异和历史的沧桑。和方方早期的《风景》一样，小说氤氲着一股悲凉之雾，她对那些善良而正直的人们投注了更多的悲悯和同情。涂自强一路奋斗，遇见的全是好人，然而并未因为遇见的是好人而发生根本转变，这就是命运的摧折。

苏童的短篇小说《她的名字》通过名字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每一个时代，人们的名字似乎都留下时代特点。一个女孩叫福妹，这是个很土气的名字，因而，她不断地改名字。可是，最终她还是要叫福妹。改名这件事本身似乎并无意义，然而，在更改名字的时候，也赋予了这个人新的意义。苏童的小说把人物拉进了一场语言学和社会历史学的潮动之中，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是最静态的，但名字（抑或说人物）的意义却是在潮涌中呈现的。最具命运感的是，女主人公最终死亡，她墓碑上的名字却是“福妹”，“福妹”的更名是时代化的，最终的名字是回到本源，这是对命运的一种描述，极其平静但已历经沧桑。

毕飞宇的短篇小说《虚拟》以简约、干净的笔法，由教育问题入手，直击传统与当下社会现实中已存在的诸多庞杂问题。一位老教师，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式”无私奉献的时代教书育人，年轻的时候得罪了自己的儿子，晚年父子不睦，惟求死后遍布天下的桃李们给他送来花圈，而这惟一的“虚荣”，竟需要孙子给他作假以告慰在天之灵。求仁得仁，奉献的人生，于他自己是圆满的，但留下的遗憾只能由自己的家人买单。

东西的小说《私了》，表明中国作家在感性的汉语思维中展开了对逻辑性的追索。怎样才能算得上“私了”？谁和谁“私了”？能不能“私了”？不断冒出的问号，构成问题的召唤——以逻辑的力量召唤作家去写、读者去读。小说主人公李三层的儿子李堂27岁翻船溺亡，李三层得到一笔赔偿款。李三层的妻子采菊心脏病严重，如何讲述儿子的故事成了李三层的大难题。

李佩甫的中篇小说《寂寞许由》写出了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的艰难，也写出了乡村官员的复杂性。当我们在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过失时，李佩甫用小说呈现出他的思考和困惑。

蒋韵的中篇小说《朗霞的西街》写的是历史的传奇，爱情的真诚和历史的错落也造成了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真爱在一个不正常的岁月里，是那么的可贵和稀少。小说缓缓道来，写爱情传奇，写历史烟云给人物性格造成的悲剧。

铁凝的《火锅子》直接写沧桑，小说描写老人晚年的欢乐和烦恼，简约、隐秘，和《笨花》的质朴形成呼应。刘鹏艳的中篇小说《红星粮店》写粮店的兴衰，也是中国社会变迁、成长的一个微缩胶卷，同时也是一代人青春消失的载体。小说的结尾，曾经的青年、如今的老板，将业已消失的红星粮店的牌子重新挂起来的时候，历史已经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是记忆，也是新的开始。

陈希我的《父》从一个家庭的父子关系着手，在审问与辩护之间展开。作品中的父亲身上携带着已经逝去的时代，仿佛他的时代在和我们的时代进行对抗，而同时我们又明白，没有历史也就没有当下，没有这样的父亲也就没有这样的儿子。

曹文轩的《第五只轮子》、徐坤的《地球好身影》、张欣的《狐步杀》、阿来的《三只虫草》、张炜的《小爱物》、黄蓓佳的《万家亲友团》、范小青的《谁在我镜子里》、储福金的“棋语”系列、邱华栋的《利玛窦的一封长信》、叶广芩的《太阳宫》、欧阳黔森的《扬起你的笑脸》、王方晨的《大马士革剃刀》、留待的《三朵》、杨遥的《流年》等都是艺术上周到同时又带着历史沧桑和现实意蕴的作品。

青年的成长与成熟

在新世纪初露锋芒的一些“70后”、“80后”作家渐渐走向自己的成熟期，同时，“90后”的作家也开始登堂入室，蓬勃的生命力已经张开，文学的长河将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

这五年是“70后”作家走向成熟、“80后”作家迅速成长的五年。在新世纪初露锋芒的一些作家渐渐走向自己的成熟期，鲁敏、徐则臣、魏微、乔叶、李浩、张楚、金仁顺、王十月等不断有佳作问世，思想和文笔愈发老辣。

石一枫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放声大哭》通过情景设置，为人物找到了一个更好地认识自己、不断审察自己潜在愿望的机会。想弄清自己思想和潜意识中大量无比沉重的忧患和模糊的要求，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偶然，成就了这篇小说，如同喷泉将往低处流的水突然立了起来，没有偶然和奇遇，这篇小说就没有意外和成立的空间。石一枫呈现了人物生命意识中的冰山一角，令人思考那潜伏在水面下的冰山基座，显示了小说故事之“小”和小说空间之“大”。他的短篇小说《三个男人》通过小卖店女售货员的视角，打量来去匆匆的都市男人，让读者看到一个平凡小人物内心的丰富活动。而在女售货员自己的故事之外，都市情爱是如此吊诡。小说最后又回到对女售货员的书写：过着沉闷生活的女售货员是不幸的，但幻想表明她保持着灵魂的活力和人性的活力。近些年，石一枫更是写出了《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三部声名显赫的中篇小说。

付秀莹的小说气韵生动、含蓄美妙。《曼啊曼》看起来柔性，实则情势刚猛，这是付秀莹作品的一个新变化。该作笔法犹如拈花指，动作轻盈摧枯拉朽。付秀莹专注于人物之间情感和关系的梳理与把握，养育之恩、姐妹之情、朋友之谊、夫妻关系、男女关系，下笔精妙，幽微之处见功夫。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在小说内呈现了东方思维的感性，而含蓄为阅读者的顿悟留有充足的空间。《红了樱桃》注重以闲笔烘托人物、述景叙情，以画面将意绪具象化，取“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以描述都市“剩女”，得古诗词流风遗韵。作品情节淡如水墨山水，情浓似经年老酒，人物不失时尚现代。叙事与传达人物，如缪尔所言“一切就是人物，同时一切也就是情节”，其间浸润诗化的描摹，纵横的文气。

这几年，弋舟完成了从《等深》到《所有路的尽头》的跨度。弋舟的小说容纳了对生命最敏锐的觉察，他作品中的人物庄严、孤独、犹疑，保存了梦想的活力及现实中精神的闪电。他在文本中建立了一个个有秩序的心灵体，他们的故事则是人物在这世界的深刻划痕，那蜿蜒跌宕的情节或可称之为命运的轨迹。他用作品不断提醒我们：小说深入潜意识，描绘人物行为潜在出发点的必要性；小说是为人们渴求的生活，发出内心的声息。弋舟试图在词语中挣扎，强烈的瞬间情感在他小说的生命体中发出电击般轻微的冲击波。弋舟注重小说中生命意识的呈现，注重文本的建构，他的叙事在潜意识、行为、命运间架设桥梁，他的写作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深度融合。此外，张惠雯、曹寇、朱庆和、黄咏梅、王秀梅、杨遥、艾玛、安勇、姬中宪等“70后”作家都有可圈可点的佳作问世。

“80后”作家双雪涛、周李立、孙频、文珍、于一爽、甫跃辉、朱个、蔡东、陈再见、王威廉、陈崇正、马小淘、张怡微、七色堇、郑小驴、陈幻、小昌等以方阵形式登上文坛，引起文坛的关注。周李立以一种近乎井喷的方式接连发表了《八道门》《透视》《另存》等中短篇，尤其是艺术区系列更为引人注目。周李立的叙事有着一种奇妙的冷静和肃洁，就叙事的轮廓和敏感度而言，她更像前辈陈染、林白，但是和她们的女性主义的激情倾诉不一样，周李立是克制的而且是非女性主义张扬的话语。她该算一种中性主义的话语，《如何通过四元桥》《更衣》等小说并没有完全落脚在女性自身的关注怜爱，而是有点自省式的“体检”。《更衣》写一个健身的剩女，把更衣柜的钥匙锁进更衣柜里，而健身房的管理人员下班了，女主人公出去不得，就“剩”在那里。这是一篇女性自检的代表作，被关进更衣室的女主人公被男性世界的隔膜所阻碍，但在她的内心却有着一个自锁的结构，妨碍了她与世界的沟通。《透视》则是她冲破茧壳获取更大视野的重要作品，将奥运、汶川地震和画家透视困扰诸多问题巧妙结合，是有广度和深度的优秀之作。

孙频具有剥茧抽丝的能力，她的《假面》由现象迅疾飞向人物和事件本质，并持续深入地打开事件对人物的影响，呈现人的本能、脾性以及在道德中的挣扎。前景黯淡、生存高压等种种因素，作用于底层青年不堪重负的稚嫩心灵和肩膀，处在应急状态下的人，做出了非常态的生活选择，试图缓解焦虑、困窘。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不鲜见，以物质指标衡量生活水平，李正仪和王姝已然过得不错。但这不能改变他们不光彩的历史，而他们渴望被接纳、渴望洗刷耻辱、渴望新生活，内心保留着正确的价值判断。他们不愿与历史会晤，但一个人无法摆脱自己的个人史。《东山宴》表现的是，即便是生活在如此贫瘠、荒凉的地方，即便是人们被生活磨砺得浑身起了茧子——看上去已然僵硬，内心也依旧有异常柔软的地方，而生活中也依旧不失温暖。作品充满救赎的力量，在艰难、残酷的生活中托举出爱与温暖。

文珍作品中当下年轻人的语言和思维，给人留下颇为别致的印象。爱情故事是她驾轻就熟的写作领域，在《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拉萨之夜，或反南迦巴瓦》等作品中，她将宗教、同性恋等一并纳入了作品中，既有社会现实的描摹，也有一代年轻人生活现状的呈现。文珍思考的问题在变多，她小说的内涵在增厚，对语言的运用也越来越得心应手。李衔夏的中篇小说《旗煊》，颇具传奇色彩，叙写典丽却不华丽，笔墨灵动而不轻飘，如同朝气蓬勃、朦朦胧胧的诗篇。作品具有浪漫主义格调，女主人公如同蒲松龄笔下的妖狐，身上氤氲着一股妖气。

祁媛的《我准备不发疯》、蔡东的《通天城》、张怡微的《不受欢迎的客人》、草白的《惘然记》、陈再见的《扇背镇传奇》、手指的《李丽正在离开》、于一爽的《十年》、马卫巍的《萤火虫》、李黎的《悲剧之旅》、徐衎的《栗色沃野》都是是一次次情感的探秘，人物内心藏匿了无数庞杂的愿望、欲望，或模糊或清晰，亦美好亦丑陋，作品通过人物之间、梦与现实之间距离的保持，从侧面对美进行发掘，实现不落俗套的诗意表达。

在“70后”、“80后”作家日趋成熟的同时，90后的作家也开始登堂入室，庞羽、文西等新一代的作品虽然不免有些稚嫩，但蓬勃的生命力已经张开，文学的长河将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