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可坦承：我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他的守旧，我理解就是古君子之风。他自己也曾表示艳羡古人的风范。经过数轮不同形式、不同色彩、不同内涵的“进化”，中国传统的儒雅的为人风范渐趋没落，徐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谦谦君子。他的涵养，他的绅士风度，是人、文一致的体现，他的散文因此也属于比较老派的散文。

教养是最好的通行证，因此，徐可虽年轻，却深得启功、许嘉璐等老先生的喜欢。许多人望尘莫及的这些老先生，对他常常是主动召唤。当有人告诉徐可，启功先生对他的为人评价很高时，他谦虚地表示：这也是十几年密切相处中，先生高尚的人品对我的熏陶和影响。他说：“我既非先生弟子，也非专业人士，为什么先生会对我青眼有加呢？也许他看中的就是我的憨厚、朴实，从无所求？在无数的追逐者中，我也许是个异类？十几年来，我几乎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开过口，连他扔在字纸篓的废纸都不敢要。”他对启功先生敬重爱戴有加，全无功利，“不愿借名人扬名，敬重爱戴的不是他的‘名’，而是他的‘人’。交往十几年，从未刻意合过影，仅有的一张是朋友悄悄拍的”。

徐可的不“惟名是从”，另一件事也可以得到印证。他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期间，在香港的一个典礼上见到了池莉。“池莉我是知道的，一个高产的女作家，我只看过她的一部小说，谈不上特别喜欢，当然也并不讨厌。”你看，他说话就是这么老实！出席典礼前，他从网上了解到，池莉还是一位伟大善良的母亲，他就对她产生了特别的敬意，因此在典礼上特别关注她。“她不知道，我敬的是一位伟大而善良的女性，而不是一位名重一时的作家。”

不仅对启功先生这样的名人，就是对普通人，徐可也一以贯之。他的信条是要特别尊重三种人：长者、女士、地位比他低的人。徐可是启功先生晚年交往较多的年轻人，他对启功先生感情很深———他用了“情逾祖孙”来形容。“在先生人生最后的十几年中，我有幸随侍左右，常常拜读这部大书。十几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可在人的一生中却是长长的一段。在千千万万人中，我是有福了。我悟性不高，至今未得书中精髓；可粗粗翻阅之下，已经获益匪浅。先生高尚的人格时时感动着我，一桩桩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如今回想起来，还是令我热泪盈眶……”

启功先生去世后，徐可非常悲痛，为先生洒下很多热泪。对比徐可祭父文中所写的与父亲之间爱而亲近不起来的感情，就找到了理解徐可对启功之特殊感情的钥匙———他在启功先生身上感受到一种慈爱和温情，这是他自小在父亲身上不曾得到而又特别渴望的。一个小时候对父亲敬畏，长大了又对父亲客客气气的男人，在慈爱的启功先生这里得到了温情，一旦先生逝去，他怎能不恸呢？徐可对儿子的温情，与儿子的玩闹，可能也是在避免自己小时候的遗憾吧？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为什么我的胸口常常隐隐作痛？为什么我的心里空空荡荡，若有所失？”徐可问。他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写到流泪，比如，他写读完蒋韵的中篇小说《朗霞的西街》后，“我的心像被一颗突然飞来的子弹击穿了一样，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很少见一个男人如此坦诚地写到自己的流泪，心善之人泪点低固然是的，另一方面，其实也见出他的坦诚、不装，甚至不加掩饰。他的眼泪，是温情主义与赤子心的混合体。是的，徐可还是一个温情主义者。

徐可气质斯文，富有书卷气，那是好读书的缘故。他是个爱书人，爱无用的闲书，见好书必买，“看着实实在在的书静静地卧在我的书柜里，我的心感觉特别踏实而充实”。他的读书风格偏向古典，同时又很包容，喜欢纸质书，但也不排斥新媒体阅读。“有人抱怨新媒体影响了人们的阅读，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新媒体让阅读变得更加快捷而方便，是对传统阅读方式的拓展和延伸。”徐可的写作，几乎可以理解为“读而优则写”。

徐可这样“三观”特正的人，却欣赏周作人，喜欢倪云林。他喜欢倪云林的奇语“一说便俗”，喜欢他的好洁之癖。虽然，他认为倪云林的“性好洁”是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他的喜欢，盖因“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同时也是他自身的清洁精神的投射。徐可虽是谦谦君子，却并非胸中无风雷，涉及胡兰成，他就怒形于色。“如果问哪个作家让我最憎恶、最鄙夷，那就非胡兰成莫属了。”他用了“恶心”一词来表达对胡兰成的感觉，但他肯定胡的文章确实写得好。“尽管如此，我并无一丝欣赏之情，没有一点儿阅读的快感，心情复杂而矛盾。这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是绝无仅有的。”“周作人和胡兰成，同为落水文人。可是我对周只有遗憾而无憎恶，而对胡却是无比地憎恶，一点儿遗憾都没有，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注定了是要当汉奸的。他不光在政治上投敌附逆，而且在感情上寡廉鲜耻，无情无义。在文学上他是张爱玲的知音，可是在感情上他又极大地伤害了张。”老实人发怒，更照出那惹怒之人的可恶。除了政治大节问题，他还在意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辜负，可见他对于女性的惜护。虽然，张爱玲这样的女人与他可能是完全不搭的两种人类。

徐可的《掌故的价值与味道》一文，是为八十岁老人写书评，依然指出其“某些文章的政治色彩较浓，观点似显陈旧”。比如对于周氏兄弟反目的真正原因，他认为作者的论述和结论很难让人信服。这可以看出他的狷介耿直，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周作人的偏爱与尊敬。对于年轻女作家，他也同样直言不讳，比如，他评价一位年轻女作家的小说：“坦白地说，这种‘灯光全部熄灭，没有希望也不留光明’的写法，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我喜欢带有温度的写作，给人暖色，给人希望。生活已经如此艰难，为何还要拆穿它呢？为何还要剥夺最后一丝希望？为何不能给人一点儿温暖的慰藉，哪怕是虚幻的慰藉？”这也可以理解为徐可温情主义人生观的坦陈。

（《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二）》徐可/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