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评董尧《北洋风云人物》传记系列(李云雷) 

　　我刚从“重走长征路”的路上回来。4月7日到16日，我跟随中国作协重走长征路采访团，从江西于都走到贵州遵义，一路上看到了红军行程的艰难和环境的恶劣，那时我一直在想红军当时那么弱小，为什么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现在看到董尧先生关于北洋军阀的这套书，我也在想，袁世凯、段祺瑞、孙传芳，这些都曾是当时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关注过，著名学者何兆武写过《上学记》，北伐的时候，他年龄还很小，他说他当时听过北洋军阀的军歌，还是要做“常山赵子龙”，而北伐军的军歌是“打倒军阀除列强”，当时他就觉得北洋军阀必然会失败，因为这两支军队的政治思想意识不在一个层次上，北洋军队的头脑中还是传统中国的忠孝仁义观念，而武装北伐军的则是三民主义与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史学家唐德刚写过《袁氏当国》，在书中他写到，袁世凯在称帝之前，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在支持他，甚至美国宪法专家都在专门论证帝制适合中国，而他一旦称帝之后，所有政治势力都开始反对他，不仅孙中山、蔡锷等革命党人反对，而且北洋军阀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可见政治思想的潮流也在左右着重要历史人物的命运。

　　我重点读的是其中孙传芳的传记小说，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国民党的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北洋军阀，共产党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军队，确实是因为新的军队有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政治和新的军队组织形式。尤其这次重走长征路，这方面感慨特别深。建国以来，我们对共产党军队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新的军队组织形式已经很熟悉了，从三湾改编开始，“支部建在连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平等、官民平等”等新的建军思想，我们都耳熟能详，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很熟悉，往往没有将之放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对其重要性理解得不够深刻，董尧先生这一套书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新的军队组织形式产生以前，旧的政治、旧的思想、旧的军队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孙传芳军队的政治目标就是抢地盘，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孙传芳与其他军阀联合的方式就是结拜为兄弟，还是用传统的价值观念、旧的伦理关系形成一种政治关系，这相对于国民党、共产党军队，是一种陈旧落后的方式，国共两党的军队是通过理想、信念、信仰的教育，通过民族意识、阶级意识的启发，宣传组织起来的新军队。在董尧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旧军队是一个什么状态。孙传芳与他幕僚之间是把兄弟的关系，他与冯玉祥、张宗昌、张学良等军阀，在政治需要的时候也结拜为兄弟，但形势一变，又变成互相残杀，他们的联盟并不牢固。孙传芳也没有整体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战略，所以他的胜利是偶然的，他的失败也是偶然的，书中着重写了他的几次胜利和失败，在面对胜利或者失败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孙传芳往往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和清晰的目标，所以这就最终导致他的失败。最后孙传芳一个人把军队放在河北，他自己跟张学良出了山海关，很快他的军队就被北伐军收编了，他成了孤家寡人，成了没有军队支撑的“军阀”，只能从大连跑到天津，最后不得不去信佛。书中通过他这样一个人物的经历，写出了北洋军阀时期的动荡和混乱。就孙传芳个人来说，他也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一度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这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因为他没有符合新的政治思想潮流，只有旧的思想、旧的观念，以及旧的军队组织形式，所以虽然一时拥军自重，风光无限，但也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民国，重新认识红军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很大的作用。在很多人都在谈“民国范儿”的时候，这套书对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民国，也是很重要的。

　　我之所以选择首先阅读孙传芳的传记，是因为鲁迅先生1927年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中国现代社会的情况，只是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阅读了孙传芳的传记之后，我对这句话理解更深刻了，鲁迅先生强调“实地的革命战争”，是相对于左翼文艺，强调实际革命的重要性。而早在1923年，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就指出，“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新的军队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在今天，我们只有认识到北洋军阀旧在什么地方，才能认识到红军新在什么地方，只有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与严酷性，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及其最终胜利的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