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的“小、微、暖、趣”(李洁非)
时下中国小说创作，长篇斩获甚丰。中篇小说看起来声势不如八十年代烜赫，实则品质出乎其上。唯独短篇小说，自汪曾祺先生辞世以来，此道更显寂寞。当然从总体上说，短篇的乏善并非近时始然，放眼百年文学历程都可以看到逐渐泯坠的态势。现代文学早中期，短篇还有挺秀的表现，尤以鲁迅先生为高帜；随着鲁迅先生遗憾性地辍止创作，这文体的丰瞻已斫其半，虽有三五后起之秀支撑门面，较前终究已觉“人比黄花瘦”；进入当代，短篇小说虽是深受重视、常抓不懈的文体，虽然也代有翘楚抑或“名篇”，但实绩究竟如何，真正堪于传世、江河不废的作品容有几许，答案将由时间老人从容揭晓。总之，短篇的羸困是漫长累积的结果，若欲重起其于衰索之中，恐怕也得从艺术方面正本清源，打根上找寻那积弱的苗芽。
天下万物，盖有其“道”。此字所表之物，摸不着、看不见，《老子》曰“吾不知其名”，“惟恍惟惚”，柏拉图所谓“理式”意或相类。事物都藏存着这样的“道”抑或“理式”，有相通的“大道”，又有独赋之“小道”。直至最近，我因缘接触吉林作家王怀宇的一组作品，才欣喜发现短篇之所以是短篇的诸般道理。从抽象变得具体，从朦胧变得显明，好像突然间“要领”尽呈。欣喜之余，乃为此文。
王怀宇的演绎大致关乎四个字眼，第一个是“小”。短篇小说的艺术实践，中外一致，都一样侧重凡庸生活、细民琐事。欧美短篇名家名篇举如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海明威等，概莫能外。中国从唐传奇、宋明话本到蒲松龄，短篇艺术从来未逾此轨；现代直到鲁迅为止，短篇家数也都是谨守一个“小”字，斤斤乎小处着眼，于貌不惊人、平易简朴的视角点触人生。然而后来，随着革命意识形态介入文学且取得绝对权威，短篇小说渐渐脱离了“小”，而益愈拔向于“大”，也被要求去承载大义大道，写沉遂厚重的主题。除了汪曾褀那样少数艺术天性与短篇真昧自然相通者，绝大多数作家之于短篇创作，实际上仍舍小趋大--只不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大”，换成了哲学的、文化的抑或审美、技巧的而已，唯恐不高深，唯恐不奥远。七八十年下来，短篇小说终于被“高大上”思维折磨得奄奄一息，那种“小道”之美，那种“闾里小知者之所及”的价值、意义及捧读快感，不复可得。
邂逅王怀宇短篇小说，我突然间有久违重逢抑或恍若隔世的感觉。这感觉初时并不鲜明，因为偶然于小处着眼的短篇，从别的作家那儿也能见到。然而等到《生活艺术》《冬天不会再有坏消息》二集毕收眼底，我终于知道谨守一个“小”字的短篇创作意识，王怀宇非出偶然，是有意为之。两集共近二十个短篇，而庶几无一舍小求大，“小”的尺度与追求贯穿全体。作者坚持不将短篇小说做成“大文章”，反驳着七八十年以来对该文体贴胸毛、秀肌肉、穿厚底靴等伟岸其体魄的做法。所呈现的人物皆系极普通、与万千读者全无轩轾的草民，所注目的情节皆系碌碌寻常的世之常态，所揭启的情怀皆系生活流动之中真实而又微小的涟漪——最关键的是，所申发的意蕴或主题亦尽属庶众社会最熟悉最亲切的日常伦理。这些小悲小怡、小罣小怨、小愁小悔、小黠小智……纷至沓来，不绝如缕。作者笔下所摹述的人与事，都小到不能再小。旁人以抱得西瓜为美，王怀宇则只顾摭拾
一粒粒芝麻，吮味品咂，兴趣盎然。他对小的独钟，似乎较汪曾褀先生且有过之，因为像《受戒》《异秉》等名篇，在当时短篇小说的普遍格调下虽以宁小勿大显得琵琶别抱，但在小人物叙事背后仍隐约有一点微言大义，王怀宇的作品《女孩》《阳光的友谊》则连这种微言大义也不索取，知其小而守其小，从小事入手亦以小义之辨为餍足。
由此引出另一字眼“微”。微与小意相连但不尽同，微必小，而小未必能微。微除了小，有不显、难察的含意，以及精粹、幽妙的情状，古人云：“道心惟微”、“精妙微纤”。王怀宇短篇小说，如果我们用“小”字状其外观，那么对其妙谛之解，或许就应落于“微”字。王氏选材，非仅着眼于体积，要不然人间小事无数，岂不皆可以入小说？将其短篇读下来，我以为作者奉持两个原则，一是人或事虽小而自有微义存焉，一是通过精心揣摩、借助深细表现使其叙事能够发微烛幽。凡此“见微”笔触，乃作者最孜孜以求者。往往短篇小说由于依存凡人小事，作家为调寄效果、避免平淡，不得不运用戏剧化构思来使它起伏有致，这就是最经典的“谜面”技巧，有如谜语设计，借叙事过程暗埋各种惊奇的伏线，而在结尾引爆，收其余音绕梁之效；莫泊桑、欧亨利均擅此道，后者甚至赢得“欧亨利式结尾”专称。王怀宇不走此径，他的路径是将事物捕捉到微、刻划也到微，他显然认为，叙事一旦抵于精微，即便无事巧构，同样可以刻骨铭心而免于平淡。这一取向大抵得之于东方文化，是儒禅思维的馈赠。自古以来，东方人就凭藉这样的思维在美学上独造一境，无论诗、画和造型艺术都以善抉“微观”妙韵动人以深，王怀宇则把这思维转而移诸短篇小说。《阳光的友谊》写的是常见的“为酒所误”情节，本篇中这一“误”之所以误得我们满心温馨，完全在于一个最微隐的细节——旅游鞋上一个小标记，它微隐到酒多之老赵未曾注意到完全正常，同时，事后老赵以及作为读者的我们一旦知道那是男青年女友深情所绣上的，这微隐得令人极易忽视的标志，瞬时彰然其大，令宁愿赤脚下车也不对老赵说破的男青年内心那样阳光灿烂。而在《女孩》中，一个年方十一的女童，奉母命独出办事，迷路、遇狼、历险，最终总算平安回到家中，然而母亲对于女孩的脱险的讲述竟似未闻：“对了，布票带回来了吗？母亲突然想起她最关心的事。女孩默默地把带回的布票交到母亲手里。”这不动声色的两行，令先前所有紧张、揪心的情节黯然失色。母亲随口一问不能再寻常，在无数岁月流淌中可以想象早已淹没得无影无踪，作者却轻轻将它拈起，以此最微不足道之细节，凸显那个时代生活与生命所难承受之重。女孩所历险境，在母亲心里竟不抵几张轻如鸿毛的布票，作者莫非欲责母亲以无情么？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答案都将是“否”。一个大的时代的肌理，就这样凝固在微末之处，作者微文喻世的工夫确是了得。
第三个字眼曰“暖”。我或许有些固执地认为，短篇小说必须与这字眼为伍，不离不弃。当然它非短篇小说所独属，中、长篇亦可采用，但后者因为体量宽大，容得下更加复杂的情形，故有余力覆盖生活的驳杂乃至异样异态，而短篇小说以其短小，去简单就复杂非明智之取，如果说文学归根结底
是以情动人，那么对短篇小说来说，纯洁透彻的情感总是比晦暗虬结的情感来得适宜，而这当中“暖”字当是其主色调。
对短篇小说伦理奉持最忠的作者，我视线所及允推王怀宇氏。一个置身于二十一世纪的作家，能勇于采取十九世纪的古典眼光从事短篇创作，是他过人之处，以及鉴别力和信念所在。结合作品来看，他最擅长两样题材，一是乡镇背景下的芸芸众生以及这一背景向城市延伸出来的故事，二是中国最基层的文化单位——县市群众艺术馆里的人事百态，前者如《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平安县的长跑冠军》《女孩》《狼群早已溃散》，后者有《群众艺术》《站长老谁》《阳光的友谊》诸篇。而不论系何题材，也不论叙事上如何变化，王怀宇都努力为之灌注暖意。这首先取决于鲜明的意识，其次还取决于思考、品咂与发现的功力。作者坚定地相信：平凡的世界及人生不仅潜藏暖意，且正是靠暖意维系维持，作为其文学代言体的短篇小说，应为人间照耀和提供这种暖意。作者始终保持着对于弱者们艰辛然而始终不堕的人生的巨大敬意，启人以众生平等之心，绝不侮慢任何看上去渺小的人。
谨守于“小”、精细于“微”、传情于“暖”，守此三者，而辅以作家优良之技巧、佳粹之语言，短篇小说的创作当可立于正位矣。然若要锦上添花、更上一层，还有待另一因素，我称之为“趣”。“趣”字语意甚多，当其指涉精神层面时，曰兴味，曰风致，曰韵味。“趣”无关事之好坏，而颇关乎高下；一件事情，无以言趣，并不妨碍它的方正，但倘能有趣，则平添神妙。
总而言之，好的短篇小说作家知道对故事和人物要有一定的把玩意识，却又关于节制得恰如其份。王怀宇就颇解此味，他有时是在构思上，有时是在细节上，有时是在话语上，使叙事收意趣横生之效。而将他短篇创作趣味风貌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则首推《公鸡大红》。公鸡大红能神完气足、纸上欲活，足见作者心胸趣兴之饶。
从王怀宇作品所引起的对于短篇小说艺术的四点感悟，有的过去有所意识，有的则完全拜其所赐，包括曾经有所意识的，也是这次变得轮廓相对清楚。我在此不揣浅陋，尽着自己的理解为之引申为论述，除了彰显作者在短篇创作上的孜孜所求，也冀希对此一文体拾其要旨有所裨益。当然，谁也不能说靠这四点就可以穷尽短篇的妙门，但至少在我看来，王怀宇所提供的是这种文体较为纯净的美感。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王怀宇在写作短篇小说时，有一种如鱼得水、两相亲和、两相愉悦的状态，好像那是最贴近他才华、品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