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荒以西的文学图景(陈晓明) 

　　张晓琴的身上，有着一种西北女子特有的干练、坚决和侠义，对她性格和才情的感受，最早来自她的诗。那是写西北的诗句，宽广苍茫却又俊丽：“北方的草原在前/一秋的露水在后/风过红色衣裙/回忆如盐，浸透血液……”(《致远方》)她还能写出精致的意象，人世情感与历史沧桑在一个定格中显得如此沉静而绝决：“打开门，等待/远征的兄长与丈夫/北斗星照耀归程/苍狼嗥叫，马匹安静/抵达的夜晚/醉倚祁连”。(《致远方》)诗写得豪情满怀，有西北古意与雄峻之风。我想有如此的情怀做学问，也是有志向的，有作为的。

　　不到西北，不能理解西北的大地荒漠，风土民情，人文气象。前年夏天，我与几个朋友一路驾车翻越祁连山，感受到古丝绸之路上西北大地的雄峻和壮烈。湖与天，山与湖，一条道路望不见尽头，生也有涯，天地无限，在西北的大地上感受尤甚。不用说，西北的神奇深远有地理、历史与文化做底，激发的思绪和想象大不一样。

　　醉卧沙场君莫笑，西出阳关有新人！张晓琴作为西北“70后”一代青年学人的代表，给学界和批评界带来了一股塞外的清风。综观她的当代文学研究，可以看出，她对先锋一脉用力很深，此外以她的地利之便，当然也专注于西北文学的研究。这些年她涉猎了不少西北作家，常在她文章中论及的就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杨显惠、石舒清、刘亮程等。张晓琴关注西北这块土地对作家的滋养，他们文化上的传承，地域的印记，他们特有的生命体验与情怀担当，还有他们突破樊篱的野性……所有这些，都给中国主流文学史，给现代理论范式，给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挑战。在对现代性的思考中，她看到了现代性带给西北作家更多的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看到了他们对还处于贫瘠状态中的人们的生存、迷茫和失落的忧思。她还注意到，在诸多西部作家笔下，似乎总有一曲挽歌在吟唱，那是对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追悼，他们为西部和自己的家乡辩护，为即将失去的文明而树碑立传。

　　这些论文流宕着浓浓的诗意，在她的笔下梳理着缓缓展开的两幅图景：一个是古老、浪漫、充盈着精神信仰的图景，另一个则是挣扎在现代文明冲突中的痛苦图景。她尝试去解释，前一种图景可以作为后一种图景的拯救。同时，张晓琴并不只是一个西北地域的文化优越论者，相反，她会关注那些客居在西北的作家，去审视他们的个性和艺术品性与西北的碰撞是如何生发出更为强大的艺术能量的。确实，西部文学那些标志性的作家、诗人都是外来者，如张承志、周涛、马丽华，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回答？为什么他们在西部就能创造出比本土作家更大的成就？张晓琴有一次对我解释说，他们不仅仅是用异乡人、他者的目光打量西部，同时，他们一定是碰触到了一个伟大图景，并被强烈地召唤。

　　西部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它包括西北与西南，甚至北方广阔的草原。在上世纪80年代，西部文学的那种苍茫、雄浑、激越的英雄主义暗合了时代狂飙突进的变革精神，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的抒情风格，但后来慢慢地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学，有人以为，提倡西部文学就是对西部作家与文学的窄化。也许这样一种认识有其理论的支撑，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如此来梳理一个地域的文学，不外是要与作家们所生活的地理与历史关联，是一种不得已的命名而已。西部文学的高与低，完全在于批评者自身的判断。作家若以西部自卑，则不愿意要这“西部文学”的标签。倘若作家想以西部而自豪，则会自我命名为西部作家。

　　张晓琴的批评文字带着西北的凛冽与空旷，自有一种执著与坚韧，她并不寻求女性的温婉与柔媚，而是追求思想的抵达、文字的干练与灵动。她有能力介入复杂的文本，也有能力把简单的文本挖掘出历史与理论的蕴含。当然，诗性与感悟是她的文学批评最有活力的要素，西北人的大情怀与她的敏感，构成了她批评文字的质地。

　　在西部文学提出之时，中国还没有提出“一带一路”的口号，还没有复兴古丝绸之路的构想，那个时候的西部文学，是面向中部和东部文学的(深层潜在的向往则是西方现代主义和世界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部文学一度在边远处徘徊。但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30年后，当中国文学面临重构、突破和提升时，西部文学长风出谷，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助力。如今，“一带一路”不只是具有地缘政治经济的意义，同时具有文化和美学的意义。西部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引领意义正在突显出来，关于西部文学的研究和文学批评，无疑正面临一个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