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追随永恒”的意义(王泉根) 

　　2016年4月，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荣获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曹文轩在获奖感言中，充分表达了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自信：“获得这个奖项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我个人的文学创作生涯的鼓励，更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儿童文学就是具有国际水准的儿童文学。它不是颁给我个人，而是颁给中国儿童文学，我更愿意从这个层面去理解获得这个奖项的意义。它将会改变我们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很多看法，譬如长久以来对我们作品的不自信，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跟世界还有巨大的差距……或许可以说，这个奖项的获得终于验证了我多年前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水准就是世界水准。”

　　数年前，我曾表达了对曹文轩小说必将走向世界、留存史册的坚定看法：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儿童文学的重要板块。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涌现了一批代表性作家，曹文轩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曹文轩的小说，如《草房子》《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等，不但将中国的儿童小说，也将当代中国小说的艺术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小说艺术的高度，审美情感的高度，文学责任的高度，文化担当的高度，语言力量的高度。我坚定地相信，曹文轩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必将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必将写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

　　刻骨铭心的苏北水乡少年记忆与悲天悯人的北大教授人文情怀，使曹文轩永远跋涉在“追求永恒”的精神大漠。他的作品崇尚人的感情、格调、欲望，关注人的精神、灵魂、境界，以富于个性的鲜活艺术形象，有力而有效地表现出现代中国儿童的生存体验及其根本的历史缘由，并把所经历的苦难艺术地转化为精神资源。他的作品一方面深深地扎根于现实土壤，同时又拓展出广阔的想象空间，富于理想主义与浪漫色彩。他对中国式“成长小说”与“幻想文学”的艺术探索，对小说的形象、结构、场景特别是语言的探索，充盈着理想智慧的光芒，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美学品质、文体秩序与世界影响。

　　打开曹文轩小说作品，一股清新而芳醇的文学女神美的气味扑面而来，如赴深山奇岫幽壑，有美不胜收者。文轩对文学的“审美”十分在意，他曾多次重复：“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会成常识，只有美是永具魅力的。”由此出发，他明确表示文学不能转向“审丑”，并对文学总被定位在平民化上持疑惑态度。他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不强调贵族文化的魅力，而始终在低俗的地方徘徊，是很要命的。就文化而言，‘贵族’与‘平民’并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一种精神价值的概念，一种美学范畴的概念。”因而曹文轩对“中国当代作家的队伍乃至作品中时刻都能感受到的一种土匪气、农民气、行帮气、流氓气、痞子气”表示出决然的拒斥。

　　曹文轩的小说有长篇、中篇、短篇，其内容大多定格于田园乡野与青少年生命世界，近年又力倡“成长小说”。阅读曹文轩小说的最大好处是会把我们的读书口味弄精致，从而产生一种对平庸、丑陋作品的本能排斥。曹文轩小说的这种审美格调与艺术魅力，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忧郁情调。曹文轩认为忧郁是一种高度文化教养的体现，忧郁是美的。“忧郁不是无节制的悲苦，更不是绝望哀号，这是一种很有分寸的情感。”曹文轩最初喜爱忧郁情调，恐怕与他早年贫寒艰辛的童年以及乡村意识与城市意识的冲突有关，但长年的学者生活，使他“加深了这种情调并对这种情调有了一种理论上的认识”，因而对于忧郁情调的营造也就自然成了其小说的一种刻意为之的追求。他承认，他是在“玩味着一种高贵的美学享受——忧郁的甜美或甜美的忧郁”，其目的是想使读者“在气质方面能有些质量”，当代文学需要“这种具有美感的忧郁”。

　　二是执着美感。曹文轩认为“美的力量常常要比政治的、伦理的力量深刻和长久”，他对文学的美“非常在意，并且有一种近乎于偏执的向往和追求”。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他将美放到了很高的位置，努力“将自己的东西写得漂亮一些，再漂亮一些”。这种追求使其小说有浓郁的美感效应。一是作品有画面感，努力用最优美、最纯洁的文字去描绘大自然，在创造安恬的美感之中获得一种无上的精神快感，因而他愿将自己比作为一个画家。再是借助象征创造意境，使作品得到升华，并有耐人寻味的底蕴。如长篇《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的一章，用了两万字的篇幅去营造这种意境。

　　三是田园生活。曹文轩对田园生活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面对现代社会人的生活现代化但情感却趋向简单和生硬这一存在，他深感“文学应承担起调节的职能，当田园生活将要逐步变成历史时，它应当用温馨的、恬静的笔调去描绘田园生活”；面对那些充满生硬的钢铁形象、光电形象而画面上绝无一点山水和田园的卡通片以及不能湿润心灵的“时尚”文字，小说更应当往培养读者的“优雅情趣和宁静性格方面多做一点文章”，“使它们不至于全部丢失从前的纯朴的伦理观念”。描写田园生活与流淌在田园山水间的温馨人生，成了曹文轩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

　　四是语言实验。作家的职业规定了他是用语言进行特别的创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品。曹文轩认为一个作家必须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民族语言的特别长处和能力，小说作家尤应有强烈的语言实验意识，尽可能地发挥语言的功能，在读者能接受的前提下，努力使自己民族的语言显示出万般潇洒，大出风头。

　　上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有力而有效地激活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批评。进入新世纪，他认为有必要修正以前的这一话语，提出了新的看法：“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我现在更喜欢这一说法，因为它更广阔，也更能切合儿童文学的精神世界。”曹文轩从道义感、情调、悲悯情怀三方面立论，认为儿童文学的目的“是为人打‘精神的底子’”。他认为，儿童文学不仅仅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也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和悲剧快感。一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80%都是悲剧性的，安徒生童话的主体也是悲剧的。曹文轩曾说：“我的写作永远建立在三大基石之上：道义、审美、悲悯。这是我全部文字大厦的基石。”

　　显然，这是曹文轩站在更高的精神视野来看待儿童文学。这是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语境，以一种人类文化大视野也即“全球意识”来重新解读儿童文学的价值意义。新世纪儿童文学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高度。人类在当今世界所遭遇的种种深层次困境和挑战——战争与恐怖、全球性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恶化、有限的地球资源争夺与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的重创与青少年犯罪激增、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拯救等，需要借助全人类的共同智慧和力量，包括通过文化与文学这种特殊的精神性力量来修复与拯救人类自身。童心是相通的，儿童文学是最能沟通人类共同的文化理想与利益诉求的，正如曹文轩所说：“如果今天有人觉得用神圣的目光看待文学是可笑的话，我想是不会有人去嘲笑用神圣的目光看待儿童文学的……如果他是人父人母。”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