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越来越广阔的道路(李云雷) 

　　●现实主义并未成为很多人的自觉追求并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其原因或许在于，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在实践中还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与非虚构写作兴起，显示了创作者走出个人经验、重建文学与世界关系的努力，他们在更大的视野中理解真实性，将个人故事与中国故事结合起来

　　●我们应该在真实性基础上“生成”新的文学与文学性，而不是以既定的文学性来抹杀对真实性的探索，应该对文学性持一种开放而包容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对作家来说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我们置身于这一进程之中，往往对之习焉不察，但如果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们的生活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在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历史化”“相对化”“艺术化”，在作品中凝聚当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学经典，能否攀上文艺的高峰。而要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以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进行观察、思考与研究。

　　现实主义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也有着曲折复杂的历史。今天我们谈论现实主义，既要面对理论与历史问题，也要面对现实问题。在历史上，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可以说20世纪欧美的现代主义和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试图超越批判现实主义的努力，前者将探索的触角深入人类的精神领域，后者则试图从建构而不是批判的角度，重建现实主义与生活的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由于教条化而导致了公式化、概念化，在具体实践中遭受了挫折，但无论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还是西方的“无边的现实主义”，都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做出纠正或扩展。20世纪80年代，新的文艺思潮蜂拥而来，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落后、过时的创作方法，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当时占据主流的文艺潮流。但时过境迁，30年后重新去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风光无限的先锋文学已经很少有人问津，而被视为“落后”的现实主义作品，却仍然能打动今日读者的心，《平凡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不仅可以让我们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学规范，也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在今天，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潮已经发生了转变，不仅先锋文学作家转向了更加平实的写作，而且“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等现实主义脉络不绝如缕，在文学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现实主义并未成为很多人的自觉追求，也没有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其原因或许主要在于，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主要涉及我们如何重新理解真实性、思想性、文学性等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

　　真实性作为内在追求

　　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内在追求，也是与经验、生活、现实等密切关联的感觉与认知。人们通常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与经验，都对现实有所感觉与思考，对真实性并不陌生，但其实并非如此，“真实性”并不是轻易可以求得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如此。比如，我们有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有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有现实经验与历史经验，当这些“经验”发生矛盾时，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内在统一的经验系统，能否从中形成“真实性”？特别是在新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被各种信息包围，这些或真或假的信息构成了一种仿真的“景观”，笼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上，如果我们对之没有反思与反省，又哪里会有真实性可言？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自以为了解生活时，可能了解的只是个人生活或私人生活，但是对他人的生活并不了解，尤其是对其他阶层、性别、种族的人；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耐心与理解能力，便只能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与偏见之中，而不能对生活有一种整体性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批评界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与“个人经验”，这固然也是一种真实，但这种真实却只是片面或局部的真实，并不能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崛起，正是对这一局限的纠正，创作者走出日常生活与个人经验，试图重建文学与世界的整体联系，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理解真实性，理解中国与世界。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对真实性的理解，也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开阔的空间之上，在个人体验中写出时代经验，将个人故事与中国故事结合起来。

　　思想性是“取景框”

　　思想性与真实性相关。如果说真实性是呈现在取景框中的风景，那么思想性则是取景框，面对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取景框可以发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思想则可以照出不同的现实。思想性的匮乏是当前现实主义面临的重要问题，不少作家满足于生活细节的捕捉与展示，但却不愿或不能对当代社会展示其思考，也有的作家热衷于描写感觉与情绪，但却不能将感性升华为理性或思想。在经典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不仅描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在其中寄寓了他们的思想与理想，及其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背后，是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潮，在20世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后，则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思想性产生于对当代社会重要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时代精神命题的回应，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评判世界的价值标准与尺度。当然，文学中的思想性，并不仅仅是单纯地表现思想，而是以文学的独特方式提出问题，在对人物、事件、场景的深刻描述中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的思考。相对于理论研究，文学或许不能清晰地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但文学的长处在于更贴近生动的经验，更贴近具体的社会与人生，更具有丰富性与多义性，其复杂微妙或许更能深入人性与社会的幽微之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是理论研究难以解释概括的，而这正为文学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天地。

　　文学性应开放宽容

　　文学性也与真实性相关。现实主义并不是将现实直接搬入作品中，它需要对现实进行剪裁、加工与提炼，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文学性恰恰就贯穿于这一过程，并最终凝结在作品里。当我们谈论文学性时，是在以一种隐含的标准判断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或者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不好的文学。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性并非一成不变，在文学史上，文学性与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唐诗宋词元曲，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文学性。新文化运动以来更是如此，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等等，不同时期文学的评价标准不同，对文学性的认定也不同。但其中有一个规律，那就是文学随时代而变化，文学革命就在于将此前不被视为“文学”的作品纳入文学的范畴中，并加以发展丰富。这也告诉我们，不能用一种既定的文学性来评判一切作品，应该对文学性持一种开放宽容的态度。具体到文学性与真实性的关系，我们应该在真实性的基础上“生成”新的文学与新的文学性，而不是以既定的文学性来抹杀对真实性的探索。明白了这一点，创作者可以更大胆地去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只要他们的作品凝聚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即使一时不被认可，也必将留下开拓者的足迹。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大师留下了他们的经典作品，新一代中国作家已经登场。在这个充满丰富性与可能性的时代，我们该如何书写中国经验，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置身于时代生活的洪流中，在思想与文学的碰撞中，将真实性作为内在追求，才有可能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品。

　　(作者为青年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