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对话实为当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要求(乐黛云) 

　　早在1991年，总部设在巴黎的欧洲跨文化研究院邀请我和汤一介成为他们的重要委员，该院是希望把亚洲、非洲打通，将亚非拉和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三股力量结合在一起走上新的未来。所以在欧洲跨文化研究院的主持下，我们做了很多工作。1991年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曾以“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为题，与广州中山大学合作，在中国召开了第一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3年，更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为题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是第一次在中国组织的“丝路文化联合考察计划”的总结大会。考察计划的发起人是前几天刚去世的意大利著名学者艾柯。参加者为十余位欧、美、日著名学者教授，中国方面参加的有汤一介、王蒙、郭宏安、罗芃、孟华、沈大力、陈跃红等。学者们从广州出发，途经西安、敦煌、吐鲁番，最后到达北京长城。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艾柯在北大发表的总结发言，也是他在中国的第一次演讲，他提出外国学者来中国不是为了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为了寻找东方的龙。意思就是说研究中国了解中国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用一个已经有的框架、观念套在中国文化上，这就是说不要从西方观念而要从中国文化本身出发来研究中国文化。他的这一理念为二十年来中国的跨文化研究垫下了一块很重的基石。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学者是按照这条路来了解中国文化的。比如这一思想也为我们的好朋友，今天同我一起授奖的安乐哲教授所接受。我对安乐哲教授的了解和认识，最早就是他与郝大维两人合写的《通过孔子而思》 。当时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觉得对北大的汉学家们、北大中国文化研究者们也都有很大的影响。从艾柯到安乐哲他们都提出这样的主张，按照中国文化本身的发展、按照中国文化的框架来研究中国，而不是用西方的东西套在中国文化上。这一点在今天也还不是完全做到了，而是我们要一直奋斗的。

　　接着， 1996年我们在南京大学召开了“文化的差异与共存”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年在北大召开了以“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欧共体派了很多观察员来听会。1997年7月，又在法国巴黎近郊的维拉苏古堡召开了中欧合作出版会议，会议上讨论很多实在的问题，比如确定了出版《跨文化对话》丛刊(每年2 - 3期，现已出到34期) 、 《远近丛书》 (主要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探讨老百姓怎么看待梦、怎么看待爱、怎么看待人生等等这样一些不同的领域里他们的看法、具体的感受，现已出中法文各14种) 、 《中西跨文化关键词》等一系列写作出版计划。

　　在多次会议中，我们形成了一些共识，大抵是不赞成在“全球意识”的掩盖下，实现所谓世界文化的“相互同化、融合、一体化” ，认为这些说法多半是某种“中心论”的变种。只有承认并保护文化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和发展自己。中西方学者都认为，目前，西方文化体系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系，一个“他者” ，以便用一种“非我的” 、“陌生化”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设限” ，寻求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在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之后，也急需在新的基础上，在与西方的平等对话中，更新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完成自己的文化现代转型；因此，东西方文化对话实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历史要求。

　　当下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整体怎样能够出现在我们国家的学术研究里，这是很困难的。我们大多数的学生只了解美国、了解欧洲，可是他们不懂得印度、不懂得非洲，这是很大的缺陷。我自己也一点不懂得印度，虽然我去过两次。可是以后我们的学生，一定要让他们了解印度、了解非洲，因为将来的世界是多元的世界。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给文化研究者，特别是做跨文化的研究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快马加鞭往前赶我们的工作。

　　跨文化对话的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北师大校长董奇在2015年北师大“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上强调说：“当今世界极为关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才教育的走势，呼吁文化多样性，同时也希望从中国崛起中获得对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启示，而这种种理解和交流工作都要通过跨文化对话完成。 ”紧接着，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并正式批准了“跨文化方法论研究”作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研究项目。这是比较难得的，虽然我做比较文化研究这么多年，可是都是比较边缘化的状态。而现在得到国家那么大的认可，所以觉得非常兴奋，也倍觉我们的事业任重道远！

　　(本文系本报记者乔燕冰根据第二届“会林文化奖”获得者著名比较文学家、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获奖演讲整理，标题为整理者所加，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