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在人间(李敬泽) 

　　装台人，是艺术与娱乐这个庞大产业机器卑微的末端。陈彦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就叫《装台》。这些卑微如蝼蚁的装台人在此被照亮。很少有一本书会像《装台》这样，我拿起来，竟心甘情愿地走下去了，在那喧闹的生活里，在那些浑身汗臭的男人和女人身边，和他们一起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而我竟不想放下，不想离开。

　　那个刁顺子，蹬着三轮车，带着一班兄弟装了无数台，在这部小说里，他在舞台中心，成了主角。但他真是辜负了他的名字，他真是不顺啊，他就是一个超级倒霉蛋，从一个失败走向下一个失败，把人生走出了一路坎坷。就是这个人，我有时觉得我就是他，他所经历的我感同身受，我的问题根本不是同情他、怜悯他，我的问题是，和他一起熬过去、挺过去，经受着这一天的劳累和为难和卑贱和喘息和快乐和爱和无奈，然后和他一样，栽倒便睡。

　　就是这个人，在他黑色的、滑稽的倒霉史中，我们逐渐看出了一种碾不碎的痴愚，他总是觉得自己该对世界、对他人好一点，就如浪中行船而手中捧着件性命攸关的瓷器，他因此陷入持久的狼狈不堪。他所有的卑微根本上都出于不舍，但这不舍不是对着别人的，而是对着自己的，不舍那心中的一点好，也因此成了这一点善好的囚徒。陈彦在小说中反复提起蚂蚁大军，我猜测，他是以此隐喻装台人这样的“蚁民”。而我恰恰不喜欢这些蚂蚁，我也不认为以上帝视角去看蚂蚁或者看人很有思想。陈彦很可能不自觉地受了当代文学中关于庶民生活的“活着”逻辑的影响，觉得不提一下活着之坚韧境界就上不去。但是小说家陈彦远走在了思想者陈彦前头，这个刁顺子，他岂止是坚韧地活着，他要善好地活着，兀自在人间。这就又不是喜剧了，这是俗世中的艰难修行，在它的深处埋伏着一个圣徒，世界戏剧背面的英雄。

　　这个人，他也在我们心中，我们常常会对他的存在感到不好意思，我们每天都在教导自己更强大、更坚硬、更肆无忌惮，我们愿意想象恶，想象恶无往而不利的成功，但是，对于心中的这一点好，我们通常把它视为羞处，归于无言。陈彦就是在这样一个基本语境下写作的，他要打开不可能性，他必须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刁顺子原来是可能的。陈彦似乎从来不担心不焦虑的一件事，就是他作为小说家的说服力。是的，取信于人的说服力首先取决于语调。好的小说家必有他自己的语调。《装台》的语调完全是讲述的，引号里边是活生生带着气息带着唾沫星子带着九曲回肠和刀光剑影的“这一个”的声音。而叙述者很少越出人物自身的边界，他设身处地、体贴入微，他随时放下自己，让每个人宣叙自己的真理或歪理。

　　作为深浸于传统戏曲和传统文化的戏剧家，陈彦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深思，而是提起笔来，本能地就这么写下去。这种传统说书人的牢固本能，使得《装台》成为一部罕见的诚挚和诚恳的小说——在艺术上，诚挚和诚恳不是态度问题也不是立场问题，不是靠发狠和表白就能抵达，而是这个讲述者对他讲的一切真的相信，这种信是从确切的人类经验中得来的。

　　就好比刁顺子，这样一个人物其实最不易取信于人。但是现在，刁顺子就站在这里，连他身上的气味都那么确切，武松打虎三碗不过岗，王少堂的评话里，一碗又一碗竟是各个不同、波澜壮阔，而刁顺子，他的每一次倒霉都是一碗别开天地的酒，人类经验的复杂纹理被打开展开，细密结实，生动雄辩。甚至刁顺子每一单买卖挣多少钱、怎么分，都各有一笔一丝不苟的细账，说起来似是琐屑，但在小说中，正是这种琐屑之处为人物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基础。讲述者给人的感觉是，对于刁顺子他所知的比他讲出来的还要多得多，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就是那条名叫刁顺子的鱼。

　　被照亮的不仅是装台人，也是一个人间。

　　像中国旧小说一样，某种程度上也像狄更斯一样，《装台》有一种盛大的“人间”趣味：场景的变换、社会空间的延展和交错、世情与礼俗……现代小说常常空旷，而《装台》所承接的传统人头攒动、拥挤热闹。《装台》的人物，前前后后至少上百，各有眉目声口，大致上是以刁顺子为中心，分成两边。一边是他在装台生涯中所打交道的五行八作，另一边是他的家庭生活，特别是通过他女儿菊花牵出的城中村的形形色色。两边加在一起，真称得上是呈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刁顺子的世界，这世界带着如此具体充沛的重量，每时每刻都在向他证明他是多么渺小多么脆弱，又每时每刻向他提出严苛的要求。他小声地、谦卑地与这个世界、与自己争辩着，因为同时他又总能在这个烟火人间找到活下去且值得活的理由。在根本上，《装台》或许是在广博和深入的当下经验中回应着古典小说传统中的至高主题：色与空——心与物、欲望与良知、强与弱、爱与为爱所役、成功和失败、责任与义务、万千牵绊与一意孤行……

　　(《装台》，陈彦著，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