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不怒，诗歌大国蒙羞（彭俐）
导语：在世界范围，许多国家的处于青春期的叛逆青年，否定社会传统，蔑视经典文化，戏谑调侃人生，粗俗恶搞艺术，也不乏其人，且代有传人。但是，他们只是宣泄宣泄自己过剩的荷尔蒙和多余的精力罢了，并不插足纯文学或儿童文学乃至翻译文学的园地，更不会想到用自己丑态百出的模样和不登大雅之堂的混话去赚取、搜刮平民百姓那并不富裕的钱袋。
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谁，把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中的诗句“The world put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翻译成“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都是对已故泰戈尔的不可饶恕的文化侵权与人格侵犯。即使温文尔雅、大度包涵的诺贝奖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本人不怒，那也绝对使翻译者所属的号称诗歌大国的中国蒙羞。
进而观之，这种鄙俗、龌龊乃至不堪入目而又难于启齿的口水化译句，居然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家公开出版物中，而不是出现在个人博客或微博中，这让人大感意外，并因此而震惊。出版者之失职令人瞠目，编辑之文学修养与审美眼光不敢恭维，倘若我们说这是唯利是图的出版业之弊端也不为过，如今译作“下架”，实乃咎由自取。
莫小看这一句译文“解开裤裆”云云，须是酝酿100年才能“结成正果”。在中国，关于泰戈尔的译诗，正是以100年前——1915年由陈独秀翻译的《吉檀迦利》中的短章为起点。而后，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却是泰戈尔另外两本诗集《月下集》《飞鸟集》。人们耳熟能详的是——“生如夏花之绚丽，死如秋叶之静美”的隽永诗句。而今天不同，我们读到“大地变得挺骚”。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在时间的容器里发酵，散发着特定时代的特殊气味。即便是翻译语言也是如此，而我们已经闻到呛鼻子的气味，可谓亲身领教。面对泰戈尔，我们不能想象诸如“解开裤裆”、“大地变得挺骚”这样的翻译语言，能够在民国初年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出现，我敢断定，那个时代绝对不会产生使用这种“骚味”语言的翻译家，与其说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这种“风情”，不如说他们没有这么下作，可让绅士皱眉而淑女作呕。
翻译诗歌，是所有文体中最难以掌握的语言艺术。负责任的译者，会根据不同作家的不同性格、气质、教养和风格采用相对应的语言。泰戈尔（1861年—1941年）是谁？他是印度贵族家庭后裔，不仅是诗人、文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哲学家，他的诗歌中含有宗教的虔诚与哲学的沉思，素以庄重、优雅、朴素、高洁的文风著称。而钟爱他的读者，大多不是妇女便是儿童。其乐融融的家庭里，葡萄架下的摇篮边，亲子诵读的理想读物，正是《月下集》和《飞鸟集》中温情脉脉的雅致诗篇。这位印度诗翁的诗作唯美，具有星斗的璀璨、莹洁与花朵的秀丽、清芬，与如今我们常会看到的色情露骨、令人肉麻的“口水诗”，势不两立，判若云泥。我们如果有这种嗜痂之癖与逐臭之夫的偏好，不妨自己作诗，“解开”不“解开裤裆”，“挺骚”不“挺骚”的无所谓，文责自负，荣辱自取。为何要将这种无妄之灾、腥臊的文字恶臭，强加给泰戈尔这样无辜的白髯老者，且是黄泉冥府之人呢？!
自己翻译痛快了，却不管泰戈尔老人的感受如何（如果泰戈尔地下有灵，恐怕也会惊坐起，且怒从心头起），不管万千读者的感受如何，这不是提笔为文的人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和方式。“文人无行，信乎？”——难怪明代学者胡应麟（1551年—1602年）在其《少室山房笔丛正集》中有这无奈的一问。倘若社会上文人无行而指望文化复兴，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我们不将这种翻译做法称作“语言栽赃”的话，至少也牵扯到“语言暴力”。这种“语言暴力”是足够强悍的，也足够伤人，它能随意将一位文明人的衣服当众扒光，语言的猥亵依然是猥亵，而且更加让人斯文扫地、尊严不在。
我们不是古板的道学家，也不会假正经以致讳言男女性事，哪怕是文学作品常会给读者带来性幻想或激发性幻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食色，性也。凡是与人性和人的天性捆绑在一起的事情，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有益无害的。这么说，“解开裤裆”怎么了？“挺骚”又怎么了？——随便你说吧，没问题呀！绝对没问题！——其实，这样的语言本身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在公开出版物中使用也属正常，太正常不过。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这类露骨的“裤裆式”语言，在诗歌中使用，尤其在泰戈尔诗歌的译著中使用，就是大大的不妥，无礼的冒犯，不雅的行为，严重的侵害……
译者虽是能干的写手，本身毕竟势单力薄，要想在大范围、大规模地侵犯泰戈尔的名誉权，一味往异域诗翁的身上泼脏水，让《飞鸟集》变成粗野鸟人、抑或野兽的声嘶力竭的嚎叫，从而传播糜烂、荒唐的人生价值观，仅凭他一人恐怕不易做到。那么，他就必须有同谋，而同谋就是编辑者和出版社。我们要在社会上促成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丑闻”，必须有相当实力的个人和团体的参与。译者的良知不在，那么编者的良知在哪儿？！编者的良知不在，那出版社的良知在哪儿？！
社会上，常常是文化、文艺、文学界一个个链条出了问题，然后，才成为社会问题或社会话题。
这种团队合作式的品味低劣、创作低能、作品低俗、眼光低等的各种表现，以及合伙经营劣质文化产品、共同策划烂俗文化项目、合力推出丑陋文化“成果”、协作投资渣滓文化工程的桩桩件件……实在是屡见不鲜，罄竹难书。
媒体报道，浙江文艺出版社已经发布“下架召回”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的《飞鸟集》译著。而这一出版社，堪称省级出版大社，牌子在整个出版界也算相当响亮。但我们必须说，在这一事件，暂且简称出版业的“裤裆事件”中，出版一方显然存有通过“名人效应”来撬动市场的动机，赢利的目的大于传播文化的目的是毋庸置疑的，这已经远远背离了成立文学艺术出版社应有的初衷和目的，否则，就完全没必要请一位诗歌不擅长、泰戈尔作品研究非行家、翻译也难称高手的人，来完成《飞鸟集》的翻译。
作为一家出版社来说，这样的事，在20世纪上半叶，同样是江浙地域的著名出版机构——“开明书店（1926年开办）”是绝不会发生的，在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活跃）也是断然不会发生的，当然，在中国老字号的出版社——中华书局就更不会发生了。我们今天的出版人面对前人、先驱，理应有愧才对！理应忏悔才对！我们辱没自己先贤与祖业的事情干得还少吗，但凡有良心的人能不内心惨痛，能不欲哭无泪。
而欲哭无泪、倍觉无奈的文艺事件实在太多，它们背后的根源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文化与文明没有一个约定俗成、被广大公众所认同的标准。伪文化的昌盛，比文化的落寞更糟糕；伪艺术的流行，比艺术的岑寂更悲惨；伪文学的发达，比文学的式微更堪忧；伪学术的繁茂，比学术的凋零更可怕。既然作为建筑艺术的庞然大物的“大裤衩”，可以在文化古都的繁华地带赫然屹立，那么作为精神高标的诗歌作品的译著就有缝隙钻进“裤裆”里。事实上，在社会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类似“裤裆”的问题，只不过我们没能亲眼见证隆重推出“上架”与黯然召回“下架”的过程而已，但是一股股腥臊的气味还是能亲自用鼻子闻到的。有时候，它们如同空气中无所不在的可恨的霾一样，无所不在，因而躲也躲不过去。
诗歌翻译中的“裤裆事件”绝非偶然，值得我们警醒，并深长思之。它属于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文学翻译或文艺出版问题。它首先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艺术与艺术审美教育的极度落后与欠缺。由于美的理念缺位，丑的认知匮乏，致使许多人不辨美丑，甚至以丑为美，因此，一些垃圾文字也能畅销图书市场，码字赚钱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口吐污秽，却能使自己赚得杯满钵盈。这些兜售和贩卖文学赝品、语言毒素的人，从来都是自信满满、不管不顾的，而又可以大行其道，其人格操守与规矩意识还不如电影《老炮儿》中的六哥，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在世界范围，许多国家的处于青春期的叛逆青年，否定社会传统，蔑视经典文化，戏谑调侃人生，粗俗恶搞艺术，也不乏其人，且代有传人。但是，戏谑归戏谑，恶搞归恶搞，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小天地，有他们自己的小圈子，只是宣泄宣泄自己过剩的荷尔蒙和多余的精力罢了，并不插足纯文学或儿童文学乃至翻译文学的园地，更不会想到用自己丑态百出的模样和不登大雅之堂的混话去赚取、搜刮平民百姓那并不富裕的钱袋。这就是所谓“盗亦有道”，而我们这里的“盗”之“道”又到哪里去寻找呢。
刚刚读到“解开裤裆”这样的词语，我还以为自己读到了活色生香的现代香艳诗（即色情诗）或裾裙脂粉的香奁体诗（又称艳体诗）。古代儒教传统下的士大夫们并不保守，至少他们吟咏起男欢女爱来也是很带劲儿的，譬如《诗经》中的《召南·野有死麕》一诗，亦有情色描写：“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然而，古今不同在于，同样是说脱裤子的事，古人说得极雅：“无感我帨兮”，即“不要动我围腰的佩巾”；而今人说得极俗：“解开裤裆”，斯文全无，大大咧咧。古代艳诗不少，又譬如晋代《子夜四时歌》：“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古人雅意含情：“灭烛解罗裳”；今人粗俗纵欲：“解开裤裆”。——什么都想到了，我却万万没有想到，“解开裤裆”竟然是译自泰戈尔的诗，译自《飞鸟集》，这真是风马牛不相及！这种跨国界、跨业界、跨语言的玷污纯文学经典的事实就摆在面前，我也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真就做得出！
这桩难堪的“裤裆事件”还提醒我们，认清如今我们国家的天空“文化雾霾”有多么严重。同时，也看清文人用文字糊弄、欺蒙，欺世盗名的胆量有多大，胃口有多大，恶劣的影响有多大。卖假烟假酒的人，或许被发现而接受处罚；卖假冒出版物的人，却很难有机会遇到“打假”。
我捂住眼睛，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这样公然玷污经典的恶劣语言，出现在国内一家比较权威的、大型文艺出版社的《飞鸟集》译著之中。稍作联想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像类似的事件与事故一定不在少数，但是我们鲜闻新书上架又下架的新闻，那么会有多少经不起公正良心与高尚审美检验的文学作品问世？这些含有语言的有害物质的伪劣产品，将会广泛传播，以致戕害多少无辜的读者心灵，思想与精神中毒的副作用是长期潜伏的，一朝爆发就会是致命的，对当事人个体如此，对整个社会群体如是。这还不算那些无毒无害却全然无益，即完全浪费纸张的缺少知识含量和真知灼见的印刷品、出版物。由于在报社当记者的原因，多年以来，我常常看到各行各业人士各种各样新近出版的书籍，毫不客气地说，这哪里是值得“上架”，无论是书店的书架还是家庭书架的书籍，我不禁为那些被砍倒而最终变成纸浆的树木鸣不平，为编辑、校对、出版这些书籍的工作人员喊冤，展读之际，每每叹息。
还是让我们回到“裤裆事件”的本体上来，我本人坚持认为，并且愿意就此问题与天下人进行一番理论，哪怕冒着与所有世人绝交的危险也在所不辞：“裤裆”一词不该在翻译诗歌中出现！
当亵渎经典成为我们社会的时尚，那就别怪满大街都是文化流氓。当“口水诗”成为年轻人的最爱，那就莫嫌到处都流淌文学口水。这样的结果，想必是我们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们又为制止国家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文化滑坡、道德沦陷、精神崩塌和信仰缺失而做了哪些事情？！——这才是目前真正急迫的、必须“从我做起”并影响群体的事情！——谁来做呢？谁又愿意去做？
作者：彭俐
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北京日报高级记者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