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综述|2015年诗歌：二维码时代：诗歌回暖了吗(霍俊明)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5年诗歌：二维码时代：诗歌回暖了吗
□霍俊明
全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空间如此开放，而每个人的写作格局和精神世界竟然如此狭仄，每个写作者都在关心自我却缺乏“关怀”，每个人都热衷于发言表态却罕见真正建设性的震撼人心的诗歌文本。
2015年是名副其实的“微信诗歌年”，诗歌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入“微民写作”和“二维码时代”，“百年之后/就把二维码安放在我墓碑的正 中/扫墓人一眼就能扫出阴阳两维的苦/扫完码后，不忍离去的那位/估计是我的亲人，也可能/是我的仇人”。(麦笛《我的二维码》)确实，这一年来最受关注 的就是微信自媒体不断刷屏的众多诗歌活动、事件、奖项、诗歌节、出版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每天都在激增的诗歌微信公号和微信群给诗歌生态带来的不容忽视的 影响。
诗歌的传播与生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捷，而诗歌到底给普通受众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影响到了何种程度呢？在碎片化、电子化和移动阅读语 境下，即时、交互性的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实现了即时性、日常化和大众化。由此，诗歌在公众中的地位和形象有所改变——诗歌回暖、诗歌升温、诗歌繁荣、诗 歌重新回到社会中来，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这一时期尤其需要研究者做出审慎分析，自媒体平台下的微信诗歌在提供了写作热潮和新闻事件的同时， 也让我们思考其现实境遇、不可靠的幻象和可能性前景。
微信时代诗歌写作的危险
“微信诗歌”作为一种新现象需要时间的检验、观察、辨析和衡估。就已经产生的现象、问题和效应来看，也需要及时予以疏导和矫正。软绵绵、甜腻腻的心灵鸡汤的日常小感受、身体官能体验的欣快症、新闻化的现实仿写以及肤浅煽情的美文写作大有流行趋势。
多年来人们已习惯“诗歌”与“大众”之间天然的疏离关系，诗歌和“大众”一旦发生关联往往是以 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的方式出现。很多人对2015年诗歌的最大观感就是诗歌很热闹，而且是不一般的热闹。在各种诗歌活动和诗歌事件中，似乎暌违的上 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潮再次降临，诗歌重新又回到了“读者”和“社会”中来，新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了。确实，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对诗歌生态 的影响已经成为现实，似乎每个人都成了毫无差别的“手机控”、“微信迷”和“屏幕人”。那么，诗歌真的回暖了吗？
“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微信平台因为取消了审查和筛选、甄别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多元化发展，使得不同风格和形态的诗歌取得存在合法性 的同时也使得各种诗歌进入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失范状态，降低了诗歌写作与发表的难度。就当下诗歌来看，写作者、评论者和传播者的表达欲望被前所未有地 激发出来，“自由写作”、“民主写作”、“非专业化写作”正在成为新一轮的神话。
“微信诗歌”作为一种新现象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进一步观察、辨析和衡估，但是就已经产生的现象、问题和效应来看，也需要及时予以疏导和矫正。 软绵绵、甜腻腻的心灵鸡汤的日常小感受、身体官能体验的欣快症、新闻化的现实仿写以及肤浅煽情的美文写作大有流行趋势。微信诗歌话语的自身法则使得点击 量、转载率的攀比心理剧增，也进一步使得粉丝和眼球经济在微信诗歌中发挥了强大功能。诗歌生态的功利化和消费性特征更为突出，而“以丑为美”、“新闻效 应”“标题党”、“搜奇列怪”、“人身攻击”、“揭发隐私”的不良态势不可控地泛滥，其中文化垃圾、意见怪谈更是层出不穷。即时性的互动交流也使得诗歌的 评价标准被混淆，写作者和受众的审美判断力与鉴别力都在受到媒体趣味和法则的影响。
微信这一“写作民主”的交互性平台已经催生了“微信写作虚荣心”，很多人认为只要拥有了微信就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甚至滋生出了偏执、狭隘、自 大的心理。与此同时电子化的大众阅读对诗歌的评价标准和尺度也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上，海量且时时更新的诗歌生产和即时性消费在制造一个个热点 诗人的同时，也使得“好诗”被大量平庸和伪劣假冒的诗瞬间吞噬、淹没。与此相应，受众对微信新诗和新媒体诗歌的分辨力正在降低。如何对好诗进行甄别并推广 到尽可能广泛的阅读空间，如何对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做出及时有效的总结和研究就成了当下诗歌生态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与难题。
草根诗人及诗歌与现实
以“草根诗人”为代表的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写作有浮泛、狭窄、单一和道德化倾向，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2015年，诗歌界还有一个重要的写作趋向就是，随着以余秀华、许立志、郭金牛、乌鸟鸟、老井为代表的“草根诗人”的崛起和涌现。几十万甚至百万之众的“草根”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的新生态。
这一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民间派和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以“草根诗人”为代表的诗人与现 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 之诗”。与“草根诗人”现象相应，诗歌写作的题材化、伦理化和道德感也被不断强化，底层、草根等社会身份和阶层属性得到空前倚重。而底层经验、生存诉求、 身份合法性在诗歌写作中得以一定程度地体现，这一趋向围绕着年初的余秀华事件展开并扩展开来。“草根写作”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美学，而且在社会层面更具有意 想不到的精神号召力。
就目前的工人阶层的诗歌写作来看，机器无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整体生存境遇以及精神状态都带来了非常“现实”的影响。“草根诗人”自发的写作状态 和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人民大众抒发时代精神和现实观照的潮流，不仅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且更重要的是真正做到了 “人民抒写”、“人民抒情”、“人民抒怀”。对于工人诗人来说，他们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奔赴现实，而是直接身处现实之中。他们的写作直接来自于自身的生命体 验，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进行对话，真诚质朴有痛感，展示了艺术最原初的鲜活形态。这一文学经验不仅关乎个人冷暖和阶层状态，而且与整个时代精神直接呼 应。这些诗朴实、深沉，具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现实主义的风格。
但是，“草根诗人”写作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对现实和自我的认识深度不够，在处理现实题材和个体经验的时候没较好地完成从“日常现实”到“诗 歌现实”的转换、过滤和提升。其写作有浮泛、狭窄、单一和道德化倾向，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意义。与此同时，人们在谈论这些“草根诗 人”时又不可避免地与阶层身份、社会道德、公平正义、悲悯同情、身份焦虑、生存命运等关键词缠绕在一起。
围绕“草根诗人”所生发的各种观点、立场不仅显示了移动自媒体时代诗歌在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等方面的新变，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人通过这些来自基层的诗人所显现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
历史上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既具有美学的创造性又有历史的重要性和时代的发现性。无论哪个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
由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草根诗人”写作，我们注意到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 开放度有关。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一部分人强调诗歌的“介入”、“见证”、 “及物”、“现实性”，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现场和烟尘滚滚的生活面前，将自己纳入到工厂甚至上千度的高温中去感受生活的残酷性；另一部分则认为诗歌应 该保持独立性和纯粹性以及个体主体性，认为应该重新对“生活”、“现实”、“时代”进行衡估和再认识，也就是说难道有诗人是在“生活”之外写作吗？
应注意到，诗歌的“现实感”最终是“语言的现实”，因为诗歌的语言不是日常交际和约定俗成的，而是生成性和表现性的。我们看到的是微信话语、新 闻话语和日常话语等“消息性语言”对“诗意语言”的冲击。“现实”成为“现实感”必须要通过语言、修辞、记忆、经验和想象力来转换并最终完成为“文本现 实”。而新媒体话语对诗人个体性写作的空前鼓吹，使得口语写作、私人经验、个体抒情、消解诗意、日常叙事的无难度写作成为普遍现象，“口语”沦为“口 水”，“个体写作”导向的是“平庸”和“碎片化”，“自由”“开放”导向的是“自恋”和“自闭”。换言之，全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空间如此开放，而每个人的 写作格局和精神世界竟然如此狭仄，每个写作者都在关心自我却缺乏“关怀”，每个人都热衷于发言表态却罕见真正建设性的震撼人心的诗歌文本。
百年新诗的总结与反思
诗歌批评不是说好话说坏话，而是要“说真话，讲道理”，当下的诗歌批评看起来很热闹，但是聚集于新媒体平台上的短评、热评、酷评缺乏学理性和建设性，由此更要促进有意义、有建设性的理论争鸣，端正批评风气。
中国新诗自诞生至今已近百年历史，在这期间中国新诗从草创、实验到动荡、建设，历经众多诗人的艰苦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部分作品经历时间检验 已成为经典。而本年度的诗集出版不仅数量上呈现井喷趋势，而且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诗集代表了新世纪以来新诗多向度发展的成果。但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也 存在一系列争议颇多且仍未解决的诗学问题，这都需要从学理上予以梳理、辨析和反思。百年新诗在寻找“自身传统”的情势下，伴随着文体自身的逐渐成熟，新诗 正在找回自信，在强调“汉语”、“本土经验”以及“大国写作”(欧阳江河)的吁求下，诗人对“本土现实”的关注、处理成为写作的内驱力。对新诗历史的总 结、对经典化本文的推介、对自身传统和合法性依据的确立成为本年度诗歌诗丛、诗集、诗选出版的内在化要求。这都旨在回溯百年新诗的历史脉络，时代状貌和美 学趋向，及时梳理新诗的现状，试图强化新诗的合法性依据和文体自信力。这些既显示了专业性又带有普及性的新诗经典化工程都试图在规范和确立“好诗”的标 准。
201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无论是相关诗选的出版、刊物的诗歌专题，还是从学理的角度予以历史性的梳理和 总结，再次证明了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再谈论“抗战诗歌”以及抗战胜利以来相关的诗歌创作，不仅有诗歌美学的必要性，而且是诗歌历史学的题中应 有之义。抗战期间在解放区开展的“诗歌民族形式”的广泛争论以及同时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展开的大规模的朗诵诗运动，都在进一步探讨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 做出了有益尝试。抗战诗歌因为特殊的思想性、社会性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又因处于中国新诗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而具有发展的延续性。
在新世纪诗歌已经走完15年之际，对新世纪诗歌尤其是当下的诗歌进行评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有研究者认为，在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期，诗歌仍然处于 并不乐观的时代，有论者认为当下诗歌受到传媒、技术、资本和市场的影响，丧失了知识分子立场和批判意识以及先锋精神。确实，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使得 诗歌写作必须做出调整和应对，甚至一定程度上对已有的写作模式和诗歌观念进行了校正，尤其是在新闻化的现实境遇面前，找到一首整体性的、具有“发现性”和 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是很难的。
诗歌批评不是说好话说坏话，而是要“说真话，讲道理”，批评的高标准应该是像庞德所说，“不是画地为牢或制定禁律，它是提供起点。它可以使迟钝 的读者警觉。”而当下的诗歌批评看起来很热闹，但是聚集于新媒体平台上的短评、热评、酷评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批评，缺乏学理性和建设性，往往是没有底线的恶 评或追捧，由此更要促进有意义、有建设性的理论争鸣，端正批评风气。在推进诗歌批评进行争鸣这方面，《诗刊》社下半月刊推出的栏目“锐评”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以正方和反方两个互补的差异性的声音对青年诗人创作进行批评研究，做到创作和批评的相互促进——“尖锐的真实到位的批评有助于诗人创作的提高”。
2015年，新诗研究成果的一大亮点是“当代新诗话”丛书(陈超《诗野游牧》、于坚《为世界文身》、赵毅衡《断无不可解之理》、耿占春《退藏于密》、沈奇《无核之云》)的推出，集中展示了诗歌批评和研究的新方法与可能性空间。
诗歌的传播与生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捷，我们必须注意，自媒体和公共媒体更多的时候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即使关注也是侧重 那些有热点和新闻点的诗，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时下微信等平台对诗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进一步甄别与反思的。人们很多情况 下关注的并非诗歌本身，而往往是被缠绕和吸附于诗歌之上的“非诗歌”的东西所影响和遮蔽，进而妨害和扭曲了诗歌形象，也就是往往是在伦理学、道德感和社会 学等“外围”层面谈论诗歌活动、诗歌现象和热点的诗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