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感要求和历史正义之间(孟繁华) 

　　罗伟章中篇小说《声音史》，《十月》

　　2015年第1期在情感要求和历史正义之间

　　罗伟章曾写过《我们的路》《大嫂谣》《我们的成长》《回家》，涉及教育问题、底层打工者等，特别有人文情怀。新作《声音史》是对当下中国乡村变 革的思考。罗伟章发现了这场变革的巨变性和不可阻挡，但他不是站在情感立场去呼天抢地，而是冷静、客观地讲述这场变革是怎样发生的。小说通过傻子杨浪对声 音敏感变化的描述发现了千河口和鞍子寺小学的变化。但作家更坚定地站在支持变革的立场上，通过具体场景和细节表达了他对变革的态度。

　　傻子杨浪是一个有谱系的人物：他是阿Q、丙崽的后裔。他有着超凡的听力，小时候可以听出17种鸟叫，后来变成16种、15种、14种，到现在， 仅剩4种——各类杀虫药和除草剂在杀死虫和草的同时，也杀死了鸟们的歌唱。因此，“声音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千河口的变迁史。罗伟章对乡村由蓬勃到逐渐枯 萎，内心的伤感自不待言。但是，他并没有用情感要求替代历史发展的合理性。“食色”在《声音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即便是教师，在物质短缺时代也会因吃造 成矛盾、甚至是很激烈的矛盾。房校长和桂老师搭伙做饭，每隔些日子便去村里买只活禽、兔子或称一两斤猪肉，打打牙祭；李老师负担重，往往数月不沾油荤，单 独开伙。每顿饭都是房校长和桂老师先做，李老师后做，有时，房校长和桂老师没吃完的肉变少了，或者感觉变少了，就问李老师看见没有，要是李老师说没看见， 他们就摆出很多事实，表明李老师不可能没看见。为此，三人常常吵架。

　　过去的年代，村里很多光棍儿娶不上女人，九弟、贵生就是这样的光棍儿。他们只能接受“跑跑女”，过着不那么真实的生活。好心人也想为杨浪安排一 个“跑跑女”，他却说“我沾不得女人”。前现代的千河口，人在生活中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保证，预示了乡村变革的合理性前提。乡村中国的诗意、田园牧歌等， 都是后来被追认的。不同时代知识分子有了关于城市的创伤性经验后，乡村就成了他们想象或神话的对象。后来，千河口村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不是没有欠缺 的，但是我们还是发现，当初的房校长和教师李兵为一块肉丢到水田里打得不可开交，多年后他们见面时，当年卖给他们一块臭肉让他郁闷了好些天的李成，请他喝 酒的时候最多。李成对眼下的生活非常满意，动不动就要忆苦思甜，有天招待房校长时，几杯香醇的美酒下肚，他第一次说出了自己为什么缺了两颗牙。房校长自然 而然地想起了那块臭肉。他故意把话题朝那方向引，想等李成自己交代。绕来绕去好一阵儿，李成也没有交代的意思，他也就用满满一杯酒，把那段往事赶进肚子里 去淹死了。

　　李老师有一段话很经典：“一个人要是吃饱了饭，别的一切事情都会让他心满意足，他会把所有人都看成朋友。”这证明，李老师当时不仅数月不沾油 荤，而且连饭也没吃饱过，否则他不会那么容易激动，以至于房校长和桂老师一过问他，他就脸红脖子粗地跟他们吵。他跟他们吵，跟他们推搡，却没忘记舔一舔拿 过他们肉的指头——这就是变革前千河口村民的生存状况。

　　社会变革给千河口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小栓一走，千河口就再没有一个年轻面孔。”乡村的空心化和老人孩子的“留守化”是当下乡村的问题之一，也是乡村文明崩溃的原因之一。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时间，或许多年之后它很可能不再是问题。

　　后来九弟、杨浪、贵生三人相聚，九弟让杨浪学“跑跑女”黎燕叫他起床或骂他的声音，这是对过去的追怀。但那是值得流连的过去吗？小说最后只剩下 了杨浪和夏青。贫困艰辛的千河口就要成为过去了，先人们朗诵的古声古韵能够挽回千河口成为历史的潮流吗？亦或，那古旧的仪式能够延缓排山倒海的现代脚步 吗？我感佩罗伟章用历史的理性牵制了个人的感性要求，他通过声音史，在批判社会变革过于强悍或蛮横的同时，也用具体的生活细节，表达了历史进步的合理性。 这是罗伟章不同于当下很多作家最值得肯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