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文明时代 书写并未终结(陈晓明) 

　　●今天的文学艺术可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视听艺术已经开始占据当代文化的主流。

　　●在书写文明阶段以“哲学—理性”为依据的认知方式，在视听文明阶段很可能会被“艺术—感性”替代。

　　●人类可能始终以语言来思维，这一点无法改变，而语言必然以书写文字为最基本的存在形式。需要思考的是，今日中国文学如何与视听文明共享一个未来性的主题？

　　今天的文学艺术可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之所以没有使用“革命”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被使用得太频繁和广泛。实际上，可能就是一场“革命”。

　　这场变革就是视听艺术已经开始占据当代文化的主流。电影——这里扩展为视听艺术，其影响如此之大，很可能它正在改变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它本身可能会构成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也就是说，视听艺术的虚拟世界可能会替代和替换我们存在的现实世界。这固然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离我们今天的现实还很遥远，但是，如果我们从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着手去考察，可能我们就会感觉到这样的未来正是从眼下延伸过去的。我们不能忽略，也不能无动于衷。

　　如果考虑到“书写”这种记录世界的文字形式对于人类一个时期的文明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书写文明”；那么，我们也可以尝试把即将到来的以视听形式记录、保存和构造文明的形式，称之为“视听文明”。今天我们依然要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麦克卢汉说：“任何新媒介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生物裂变的过程。它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这就是说，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也就是电子科技及其信息产业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实际上也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当然也包括艺术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而当下及未来文明发生的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电子科技与艺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新方式，或者说形成了人们感知到的世界的新形态。“视听艺术”之所以要把它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可能正在到来的变化会全方位改变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会改变人们认知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方式。如此说来，我们又把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有过分强调之嫌，不管我们是否承认，事情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如果不在这个层面或维度上来理解，我们就不太可能准确地解释今天正在发生的文化艺术现象，不能解释正在发生的审美创造和审美感知的变化。

　　所谓视听文明时代到来的表征至少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理解：其一、视听艺术构成了人们感知这个世界的主导形式；其二、视听艺术与科技前沿思维及其成果联系在一起，表达了时代最具探索性的前沿美学和哲学。例如，科幻电影在地球生态和星际时空的背景上来探讨人类文明的命运；其三、伴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视听艺术建构起来的虚拟世界可能会构成人们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现实世界已经为虚拟世界重新规划和重新建构了；其四、如果视听艺术可以起到如此作用，所谓审美的时代到来，那么视听文明时代的社会管理、人类的交往方式、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都发生根本变化。至于变化到何种程度和形式，则如何想象都不过分。

　　在书写文明阶段(以其成熟阶段论)，以“哲学—理性”为认知方式的依据，在视听文明阶段可能要以“艺术—感性”为认知方式的依据。这就是说，书写文明时期创建的以哲学家、思想家为精神指引的认知方式已经临近终结，书写走向了颠峰极限，也走向了枯竭末路。就我们目前来看，即使是欧美，哲学大家也不复存在，所谓最后的大师纷纷离世，不会再有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那样的大师。甚至连吉登斯、查尔斯·泰勒、杰姆逊、特里·伊格尔顿那样的名师也已经是硕果仅存了。确实，哲学—理性在新媒体时代已然空疏化，今天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是“微博”这种140个字的东西，新闻化、口语化和感想化，建构这个时期的认知方式，可能有赖于感性—艺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的左派理论家，期待革命性的变革发生在激进的艺术领域，也就是他们寄望于激进的艺术变革能引领社会变革，替代暴力革命的方案。德留兹、居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情结》里就把激进的艺术家视为完成革命性变革的根本力量；马尔库斯也是寄望于感性解放带来社会反压抑的情绪释放，破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压迫。而感性解放也只有在激进前卫的艺术实践中可以实现。就此而言，视听文明时代终于迎来了艺术化的感性解放，哲学—理性业已失效，不得不自行退场，或者只是以表象形式留存于历史场域，不再起实际作用，而能影响人们的认知世界和现实的只有视听艺术。当然，这未必是德留兹和马尔库斯所期望的革命性激变，而只是电子科技工业和大众娱乐工业殊途同归的结果。

　　当然，视听文明时代书写并未终结，它依然要在视听文明阶段存在并起独特作用，就如口传形式依然会在书写文明时期扮演重要角色一样。在漫长的书写文明时期，甚至书写本身受到“口传”的贬抑，按照德里达在《文字学》里的看法，那是自柏拉图以来一直秉持的西方正统观念，柏拉图把说话的在场权威性视为真理性的第一要义，书写直至其临近终结时期也才得到德里达这个反抗西方哲学传统的哲人的重视，这实在令人惊异。对此说辨析非本文任务，德里达有几十本书都传达此观念，我们也不妨延续和发挥此观念。书写既然被口传的威权所贬抑，现在又将面临视听的挤压，那么，它只能以幽灵化的方式介入到正在降临的视听文明。在未来文明相当长的时期，视听(声像)虽然占据着文明传播的主导地位，但书写并不能被消除，相反，视听还会依赖书写文字，书写文字会依附和纠缠视听，它会成为它们的灵魂。也正因为此，书写可以在视听的时空里始终保持着相异性的作用，它如幽灵一般把异质性，把远古的记忆持续唤醒，在视听中开辟个人心灵的通道，或许也是共通性的通道。因为，人类可能始终以语言来思维，这一点无法改变，而语言必然以书写文字为最基本的存在形式。

　　如此，作为书写文明的充分表达形式的文学，在视听时代也就不可能完全被驱除，它要承受着强大的无处不在的视听形象的挤压，但它的存在方式会以经典化、普泛化和幽灵化三种形式存在，这是视听文明时代不能离弃书写文字的根本缘由，也是书写文字自身策略性存在的选择方式。

　　然而，今日中国文学如何与视听文明去共享一个未来性的主题，去思考人类的未来的命运，如何超越一己之悲悯与历史记忆之习惯，而能以地球之生存，人类之未知命运为探索方向，由此开辟与视听文明沟通联系的路径，既能幽灵般地穿越其中，又能以书写之更高的形态与想象凌越于其上，未来之文学不再是被视听文明奴役的原材料，而是其精灵，人类历史与未来或许能有更长久的联系？正如诺兰在《星际穿越》中所做的那样，从虫洞回到地球的库珀，长时间挂在由书架连接起来的四维(五维？)空间，还是通过书，地球、外星与人类的未来能联系在一起。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影视和文学应该着手思考这些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