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意义的参与者(李一鸣)
赵燕飞的小说堪称是作者将自己打量世界的目光，投放到生活内部从而产生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以写实手法，将生活呈现给世界的本质，以小说的形式予以揭示，从而把人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进行了文学意义的描摹与阐释。
《春晚》《阿里曼娜》是两篇对当下都市情感的矛盾性进行真实解读的文本，女主人公从乡村到城市的打拼经历，是当今时代背景下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正在经历的、或曾经经历的。对情感的渴望与回避，对孤寂的惧怕与习惯，成了不可调和的一对博弈对手，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博弈同时也牵出了更多生活中时时存在的烟尘。个性难免等同愚笨，自由难免流于草率，对生活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人心的探索，没有答案，却必定引人深思。而另一对男女主人公有着独特的情感历程，漫长流连，却仍旧败在时代隆隆前行的多元结构之下。生活的境遇关乎情感的质地与走向，更关乎于人的精神上的深刻或浅俗，人性关于情感的一切尴尬，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宿命，朝向任何一个方向，几乎都是错误的，而试图改变一种错误，又几乎是错上加错。这仿佛是一种不可规避的怪圈，或者说更接近一种无解的困境，这困境中奔突的人，似乎都成了伤者，正如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雅克·拉康所说，“社会往往是一个伤口”。无疑，这些受困于其间的人们，就成了社会这个伤口中的组织结构，有着与社会相通的共性，同时又极力表现出一种异化的倾向，试图以一种区别于伤口的实践方式解放自我，却最终发现一切都是徒劳。这不能不说是悲情的。人生的复杂与多样，再次呈现出一种深不见底的险境，个体生命的精神力量到底有多少值得信任与依赖，在人心、人性与人生面前，成了一个不可言说的隐喻，甚至流溢出一种戏剧化倾向，并将凡此种种的纠结，一并消弭于一种模糊的寄托与愿望，尽管这样的愿望，几乎是不可实现的。
毛姆对人性的探索与揭示，可以说足够犀利。他在作品《人生的枷锁》中说过：“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尚可容忍的生活场所，首先得承认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样的自私与不可避免，正是赵燕飞另外两篇小说《赖皮柚》《地下通道》中意在表达的。这是两篇以死亡为底色和主线的作品，几个主要人物无一例外命运多舛，悲情荒凉，这样的境遇，无疑令作品有了更深层次的寓言似的气蕴，希望必然落空，人心必然幻灭，生命必然消陨，如一条条残酷的人间律令，将生命的真相与人们的希冀生硬地剥离开来，真实而直白，不寻求解释，也无需任何慰藉，生命的另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再次被死亡托举而出。一切都是不可拯救的，无可豁免的，人生的繁复、冗杂与多样，在死亡面前格外具有新的力量。这种超出人心普遍经验的悲情，在文学作品中，有时会形成一种难得的审美，使读者在死亡中更加渴望寻觅生、寻觅莫名的怜悯，而遗憾的是，在两篇作品中分别逝去的“母亲”与“舅妈”，却以同样永恒的沉默，提供了更为永恒的答案，那就是生命原本就是悲情的，这悲情不可质疑，没有争议，这一切的核心指向，便是人心中最为顽固而卑劣的自私，或者说，生命中与生俱来的私心杂念有如荒草，漫漶于每个凡俗的生命，使圣洁经受玷污，高贵走向落魄，智慧变为蠢钝，一切的自私似都意在最大限度地占有而止于付出，却终究难逃命运的轮转。因为自私的代价，是向死神交出自己的整个性命。这样的象征意义，在死亡的映衬下，成了一道别有意味的黑暗之光，强化着生的希冀与死的寥落，令人感叹唏嘘。
纵观赵燕飞近期创作的其他作品，如《魔幻时刻》《卜算子》等，其最大共性乃是其现实主义的意义指向，语言的质朴，情节的真实，人心的探究，对人生真相的直面，对当下人们生存境遇的叙事，都达到逼真的程度。在写实化的文本结构中，作者尽力营造一种与生命、生活本身相疏离的东西，使读者时刻意识到生活的繁复多样，命运的无常无助，而这些，正是生活为文学艺术所提供的审美之源，恰如格鲁克对美的理解：“我深信，质朴和真实是一切艺术作品的美的原则。”在现实主义小说写作中，质朴和真实犹如两支顽强的桨，引着作品中的各样人生，在命运的海洋中、在文学的巨澜中乘风而行。
当然这样的质朴与真实，必然以包含更为深广与无限的精神指向为艺术前提，否则一切不过是对世界的单纯描绘，将不具有任何艺术的审美意义可言。此间的精神指向，内涵与外延均丰富杂芜，比如个体生命内在的广阔的迷茫与焦虑，命运所蕴含的外在的空间图景，以及二者之间的奇妙关联，既时而相互印证，又仿佛彼此指证，茫茫时间与空间之内，殊途同归。而生活给予人的，是同样的杂芜与丰富，矛盾、挣扎、纠结与困惑，卑劣与懦弱，盲目的勇气，包括最终的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对生的终极眷恋等等，事实上这一切，也许都是人作为人的诸般使命，而这使命，才使得生活的繁复与多样得以呈现，使得人在世间的意义变得完整而真实，才成全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深刻内涵。马可·奥勒留，这位著名的“帝王哲学家”，在他的传世经典之作《沉思录——一个罗马皇帝的哲学思考》中，将自己的审美价值观，表达得深重而无可争辩：“不管你将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你都是宇宙目的的参与者”。若以这样的审美为标尺，那么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无论怎样类型的叙事，小说创作无疑都应该是生活目的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