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伊·山多尔:迟来的匈牙利文学巨匠(邱华栋)
“……他的重新‘出土’,在国际文坛上造成震撼,20世纪文坛大师的排名也因此重新排序。”
还有我并不了解的重要小说家?我对20世纪的世界文学一直非常关注,研读多年,对各国、各语种文学大师了然于心,心里自然有关于20世纪以来的文学大师的排名。当然,文无第一,作家没有世界冠军,只有相对性的第一方阵。但这个匈牙利作家“使20世纪世界文学大师重新排序”,这种说法让我很关注。根据介绍得知,这个作家1900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卡萨,1989年在美国自杀身亡。193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成名了,二战中反对法西斯,后来,流亡到意大利,再后来到了美国。他一直坚持用匈牙利语写作,一生写下的著作有小说、回忆录、剧本、诗集、散文、评论集等超过了五十种。只是在21世纪以来,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了英语,才开始并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知,在欧美都获得了很高评价。
这本《余烬》的确非常吸引人,虽然并不长,中文只有10万字,一个晚上就能读完,却非常厚重,有内在的巨大张力,我感到一个重要作家真的是来到了我的面前,或者说,他一直就在那里,只不过,过去我们未曾瞩目于他罢了。
几年前,译林出版社就邀请旅居匈牙利的小说家、翻译家余泽民主持翻译马洛伊·山多尔的长篇小说,如今,2015年秋天,他的《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伪装成独白的爱情》,由译林社出版了。其中,这部《烛烬》,就是此前《余烬》的新译本,是余泽民从匈牙利文直接翻译的。
在新书推介会上,我作为嘉宾,听到了余泽民为什么将桑多·马芮翻译成马洛伊·山多尔,将小说“余烬”翻译为《烛烬》的原因,很简单,此前的版本是通过意大利版转译的,有不少错译、漏译,余泽民和其他几位翻译家,全是通过匈牙利语直接翻译,他们的译本精确而优美。
马洛伊·山多尔的主要作品,都是关于匈牙利在当年作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的记忆性、历史性和个人性、艺术性的书写。这是观察他一个很重要的起点。长篇小说《烛烬》写的就是在1940年代初期,二战期间,一个匈牙利将军康拉德穿越了欧洲战场,来到了匈牙利,见到了自己多年前的老朋友,贵族将军亨里克,两个人彻夜长谈,他们的对话大都是亨里克将军在说话,而康拉德将军简单回应。对话在烛火和炉火的明灭中进行,这些谈话将他们的回忆带到了几十年以前的那些岁月。那个时候他们很年轻,亨里克是贵族青年,而康拉德是一个穷小子,两个人都从军当兵了,好得不能再好。但是,康拉德后来与亨里克的妻子有染,试图在她的指使下,杀掉亨里克。可能是因为良心、机缘的原因,亨里克没有倒在康拉德的假装射鹿、实际上指向了亨里克的枪下。情况败露,康拉德远走他乡,亨里克的妻子精神异常,自我封闭,后来死去。
小说中,亨里克抽丝剥茧,康拉德欲言又止,亨里克激情澎湃,康拉德沉默不语,两个昔日好友,现在风烛残年,在二战的诡谲风云中的一个匈牙利庄园里,彻夜长谈,一直到黎明的来临,也没有谈出一个所以然,但是,似乎两个人内心里封存几十年的恩怨和秘密,就此了结。天亮了,风雨停歇,康拉德乘车而去,亨里克老将军给他送行,两个人就此永远告别。
故事这么一说,似乎很简单,但是,我觉得,马洛伊·山多尔的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小说内部的张力。张力无比巨大,将岁月、人性、恩怨、奥匈帝国的崩溃、死亡的阴影、欲望的纠缠,青春、友情及其背叛,都融汇在一起。这种张力使得篇幅短小的小说显得有无限的空间容纳进时间、历史、记忆的千万种变形。这是马洛伊·山多尔超人的地方,这部小说也是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
译林版这次推出的其他马洛伊·山多尔的中文小说,还有《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和《一个市民的自白》,从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马洛伊·山多尔在叙事方式上,带给了我们新的经验。比如,《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几个人的独白构成了小说扑朔迷离的情节,独白的声音最终汇聚成了人心的图像,这图像就是人性的地图。
我把马洛伊·山多尔的三部作品被翻译成简体中文版出版,看成是今年最重要的外国文学翻译事件。尤其是,余泽民这样的小说家兼翻译家,联合其余几位他的师友,直接从匈牙利语翻译过来,保证了马洛伊·山多尔在中文中的精美绝伦。我拿两个译本做了一个对比,发现余泽民说的果然没有错。《余烬》的开头几段是这样的:
“早晨,老将军在酒窖里待了很久,跟酿酒工一起检查两桶发酸的酒。天一亮他就来了,过了十一点才把酒放干净,回到家里。走廊的石板很潮湿,泛着霉味,在廊柱与廊柱间,猎场看守人站在那里等,手里拿着一封信。
‘你要什么?’将军专横地问,把宽边草帽推到脑后,露出红通通的脸。已经有许多年了,他没有打开过或读过一封信。所有的邮件都寄到庄园办公室,由管家分类处理。
‘信差送来的。’看猎场的硬邦邦立正站着。
将军认出了信上的笔迹,他拿过信,放进口袋,走进前厅,来到阴凉处,一句话也没说,把拐杖和帽子交给看猎场的。然后,他从雪茄盒里取出眼镜,走到窗边,阳光曲折的渗进百叶窗的叶片,他开始读信。”
我们再来看看余泽民翻译的《烛烬》的这一小节:
“上午,将军在榨汁房的地窖里逗留了很久。天刚破晓,他就带着酿酒师去了葡萄园,因为有两桶葡萄酒开始发酵。装好瓶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门廊里潮湿的砖石散发着霉味儿,他的猎手站在廊柱下,将一封信递给刚回来的老爷。
‘这是什么?’将军满心不悦地停下来问,整副黝红的面孔都隐在宽大帽檐的阴影里,他将草帽从额头朝脑后推了一下。他已经有几十年不拆信、不看信了。信件由一位管家在庄园管理办公室里拆开,拣选。
‘这是信使送来的。’猎手回答,身子僵直地站在那儿。
将军一眼认出信封上的笔迹,接了过来,揣进兜里。他走进清凉的前厅,一言不发地将草帽、手杖递给猎手,从放雪茄的衣袋里摸出眼镜,走到窗前,在昏暗之中,借着从半开半闭的百叶窗缝隙透进的光线开始读信。”
我想,读者应该很容易从上述两个翻译文本,对比出余泽民翻译本的准确、生动,和更具文学性了。余泽民也再三强调,这三册译林社出版的译本精确可靠,优美耐读。《烛烬》的书名也翻译得很好,将蜡烛燃烧殆尽的那种感觉,与小说中两个老人风烛残年再次相见,进行回忆的那种状态画龙点睛了。因为一部小说的题目,就是作者交给读者的一把钥匙,提供的一条路径。“烛烬”显然比“余烬”要高明很多。
马洛伊·山多尔的其他几部作品,如《草叶集》《反叛者》《分手在布达》《匈牙利回忆录》等都在紧张的翻译中,译林社也会在将来推出,和中文读者见面。有时候,我常常想,能够不断读到像马洛伊·山多尔这样杰出作家的作品,真的是一件幸事,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沉浸到一个大作家创造的文学世界里之后,那些吵嚷和雄辩、雾霾和喧哗,都会充耳不闻,而一个瑰丽丰富的文学世界早就让我们置身其中。
在现实的时间刻度上,1989年1月,独居美国的马洛伊·山多尔,因为接连遭到妻子病故、养子去世,进入到再也没有人生牵挂的孤独境地,他最终选择了开枪自杀。而就在这一年,世界局势和地缘政治版图重新划分,变化很大。马洛伊·山多尔没有经历这些历史巨变,但是他的作品里面,有着后来的历史因果逻辑。
阅读马洛伊·山多尔,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消逝的年代,以更为清晰的面目,在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