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后三剑客作品评论(陈晓明 贺绍俊 杨庆祥 岳雯) 

　　广西后三剑客作品评论

　　10月9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文艺报 社、广西作协、《南方文坛》杂志社联合在京召开“广西后三剑客作品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广西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和光盘的作品展开讨论。近 年来，广西文学创作队伍整体实力增强，创作成果显著，文学新人辈出。田耳、朱山坡、光盘三位青年作家以充满锐气和探索的创作，体现了广西文学的新水平，也 体现了广西文学发展的后劲和希望。现摘录部分评论以飨读者。

广西文坛的“后三剑客”

□陈晓明

　　1997年冬在广西南宁举行了一次广西青年作家研讨会，当时研讨的重点集中在东西、鬼子、李冯三位。我以“广西三剑客”为名，探讨东西、鬼子、 李冯的创作，在《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发表《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两年后，我再写《又见广西三剑客》发表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 2期。至此，“广西三剑客”这种说法不胫而走，得到文坛颇为广泛的认同。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三剑客”一说，既是会前与张燕玲、李敬泽等仁兄讨论而得，又 借用了军旅文学批评家朱向前先生的说法，朱向前在更早些时候，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来描述莫言、周涛、朱苏进三位作家。当然，喜欢用“三”来形容某种现 象或事物，是文学常用的手法。更早一些有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俄罗斯老歌有《三驾马车》，后来还有“现实主义三驾马车”之说。但“广西三剑客”在其崭 露头角之时却是恰当的说法。他们都有犀利尖锐的特点，都有锋芒和独到的小说技艺。当然，鬼子瘦硬坚韧更像刀客，东西诡异莫测，李冯则飘逸俊朗，这都是剑术 或剑客的某种风范。

　　岁月如流，恍惚之间，关于“广西三剑客”的说法已经过去十七八年，当年的少年侠士，如今也都人到中年，或许技艺纯青，但也总有人问起：广西文坛 还有新人辈出吗？其实，广西文坛还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且个个都有剑客模样。说广西人好斗，这我不敢妄言，但善战无畏则是无疑的，否则北伐战争时，就不会 是白崇禧率军一路攻到山海关。桂军的生猛玩命是出了名的，如今这种性格和精神却传承到文学上。也是因为有了这种性格和精神，成就了广西文学极为独特的品 性。可以说，以东西为代表的广西作家群，几乎是突然发掘了广西人的文学性格，为他们书写广西那一片诡异的土地找到了一种生命体验，一种独特的语法和语言。 当然，在上世纪90年代广西青年作家群崛起时，与《南方文坛》也有密切关系。如今更年轻的广西作家群其实蔚为大观：李约热、田耳、映川、光盘、朱山坡、黄 土路、王勇英、陶丽群、周耒……作为一种叙述和某种象征，这里又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后三剑客”的小分队，这符合广西文学的性格。

　　“广西后三剑客”这里指田耳、朱山坡、光盘，他们仨的创作路数有某种相近处，看上去也有“剑客”的风范。说到底，广西这批青年作家或多或少受到 东西的影响，东西本人把广西的文学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感染了同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同代作家和年轻一些的作家。那就是东西那种握住生活苦难本质，抓住 人物性格的一个端点，将其略加歪拧，再让其尽情自我发挥，向着命运的极端处偏执地挺进。这促使东西的小说有非常紧密的内在逻辑，人物性格总是有棱有角，命 运诡异却极有张力，生活的碎裂让人扼腕而叹。当然，东西的小说内里还洋溢着大量机智的幽默和无聊的快乐，读东西的小说，你不得不惊叹于他的才华和技艺。如 今，这些年轻一些的作家都学到东西的本事，与其说他们受东西的影响，不如说是东西引导他们去认识广西人的文学性格，他们以自己的天性和文化性格迅速感悟到 这片土地上才有的独特性。东西之前的林白，那可是一个女作家，她的小说叙述也不只是异域风格，那也是略加歪拧的叙述，只是林白注重诗意和抒情的叙述，女性 的色彩，使她的叙述消减了硬性和凶狠。如今这批广西青年作家群，则是以硬朗的男性风格向诡异多变迈进，也着实让人刮目相看。

　　就朱山坡的创作来说，个性鲜明，叙述十分有劲道，他能抓住人物的性格心理，让人物被可悲的命运牵着走。这就是说，他的叙述有意歪拧一下命运，人 物的性格和命运纠结在一起，这样的故事肯定朝着不可控的绝望方面发展而去。小说集《灵魂课》里的小说《爸爸，我们去哪里》，听上去很孩子气的题目，却是写 尽了生活的苦楚和绝望。这是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的故事，一个带着吃奶的孩子去看望监狱里马上要被施予死刑的孩子父亲，而“我”爸爸带“我”是去看马上 要实施死刑的伯父。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对女人产生了微妙的感情，一步之差，女人乘上船远去。小说描写的过程和细节相当细致，表层不时泛起暧昧与温馨的情 感，内里却是不经意地透出那么凄惨的故事。而父亲半步差池的错过，加重了命运的无情戏谑。朱山坡的故事内里都藏着残酷，他能在不经意的时刻把内里最为痛楚 的自毁抖落出来。《把世界分成两半》里面有一篇同题小说，父亲说，“世界是分成两半的。一半是死了的人，另一半是将要死的人。”作为农民的父亲，因为交粮 食不够数，最后杀掉家里的老水牛卖肉。令人痛心与惊异处在于，父亲无法忍受老水牛被杀，自己钻进牛栏，用牛绳绞死自己。这故事也是异常悲惨，或许我们可以 对如此凄惨的结局有所疑虑，但对小说叙述的笔法和情绪推进，却是惊叹于朱山坡的小说技艺。当然，这些悲戚的结局还是依赖情绪逻辑的推动，朱山坡不少小说以 诡异为转折和收场。《捉鳝记》里死去母亲的幻影，《公道》里前妻和老瞎子，《陪夜的女人》中那个陪夜女人，所有这些，都有诡异怪诞之处，内里是生活的痛楚 与绝望，却还是有诡异的要素或机制在小说中对命运起破坏作用。《陪夜的女人》把生活推到一个阴冷的困境，在那里透示出一些人性的温暖，但很快又将冷漠环绕 四周，生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下去，这一切都显示出生命的坚韧，但结尾还是要让妇人驾着那只船在江面上不知所终。朱山坡不想给生活多留有一点的希望，他在看 似散漫松懈的叙述中，随时准备摧毁生活，听任黑暗漫延。这就是朱山坡，对生活、对人生和命运，从来都不手软，拿捏得狠，把它弄拧再折断。这里面无疑可以看 到东西的那种力道，但无疑也是广西青年作家，尤其是“后三剑客”所特有的力道。

　　当然，或许也有人会说，广西青年作家用下去的歪拧之力是否有点过猛？或许他们自己也会有所觉察？但我也知道他们目前还不会收手，剑走偏锋这个道理谁都知道，恰到好处，那是功到自然成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追问真相与追逐故事之间

——读光盘的小说

□贺绍俊

　　我在阅读光盘的小说时，听到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闻。这位作家是一名记者，她的获奖作品也是纪实文学作品。 我马上联想到光盘也在地方的一家报社工作，他有做记者的训练。这条新闻提醒我，记者的身份也许会给作家带来荣耀。当然我所说的荣耀并不是一个奖励，而是它 让作家的文学具有特殊的品格。我记得当年在给海明威颁诺奖时就称赞他“在新闻报道的严格训练中锻炼出了他自己的文体风格”。我以为在光盘的小说里想必也应 该能够寻找到记者身份所留下的痕迹。的确，我找到了。这就是光盘追问真相的执著和勇气。

　　追问真相，应该是记者的基本职责。光盘是一名非常称职的记者，追问真相，常常成为光盘小说构思的基本思路。他在小说中经常绘声绘色地描述真相在 当下社会里的尴尬处境。比如中篇小说《桃花岛那一夜》，丈夫向妻子讲述了他在桃花岛一夜的情景后，妻子因为怀疑真相，便坚定地与丈夫离婚，丈夫通过各种方 式来证明其真相，没想到却是越抹越黑。直到最后，丈夫无奈地谎称自己是在岛上嫖娼了，反而得到了妻子的原谅。小说揭露出当今社会缺乏支持真相的道德氛围， 人与人之间也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光盘追问真相的勇气有时会使他的作品变得格外尖锐，因为他不得不将现实华丽的外衣撕开，让人们看到残酷的真相。比如长篇 小说《英雄水雷》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我甚至认为，《英雄水雷》有一个伟大的构思，它是一名记者的良知和勇气催化出来的构思。光盘在这部小说中大声追问英雄的真相。英雄是我们时代的 标杆，是我们主流思想的核心词。但光盘敢于对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词语投去怀疑的目光。他的一切疑问都隐藏在他特意设计的小说标题中：英雄水雷。水雷暗指小 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叫水皮，一个叫雷加武。两个主人公都受到了英雄称号的折磨，光盘将他们制作成了一个英雄水雷。这分明是在告诉人们，我们的生活中尽 管弥漫着英雄崇拜的气息，但也漂浮着这样的英雄水雷，当这个水雷在我们身边爆炸，也许就会把我们的英雄梦想炸得四分五裂。光盘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 追问真相的过程中发现，在我们的现实中，英雄崇拜怎么会变成英雄水雷的？这就是英雄的意识形态化。英雄被意识形态化的后果就是英雄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它成 为某种权力的润滑剂。光盘以一个荒诞的故事来表达他对英雄意识形态化的真相发现。水皮本来是纵火者，但因为一场误会，他被当成了救火英雄。按说这样的误会 很容易解开，何况水皮也一再声明自己不是英雄。但问题是一旦水皮被视为英雄后，意识形态化的程序马上开始启动，袁利元、李德行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是意识 形态化过程中的直接获利者。而雄村、张镇这些不被关注的基层却因为水皮被英雄化了而多了一缕阳光的照射，连这里的普通村民都希望水皮是英雄。为了保住水皮 的英雄形象，从张镇到县城发生了一桩又一桩荒诞可笑的事。当然，光盘不仅在揭露英雄意识形态化的荒诞性，他也在建设性地提示人们，英雄的本来意义应该是什 么。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假英雄水皮和真英雄雷加武见面之后，他们见面后相互理解并化解了内心的纠结，然后回到生活中去。光盘其实想告诉人们，英雄的本来意义 其实就应该是平常的生活，英雄就在平常的生活里。就像他写到的雷加武，当他再一次英雄般地抢救了一名孕妇的生命后，反而没有想要证明自己是英雄的焦虑，而 是以“还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的心态回到家里。也就是说，英雄只有超脱了意识形态，摆脱了功利约束，才能够彰显出本来的意义：我有英雄行为是我的内心驱动。

　　光盘还有一个特长就是会讲故事。他写小说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他追逐故事的过程。他总是把故事讲得一波三折，写出出人意料的桥段。而且在追问真相 和追逐故事之间，光盘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更偏向于后者，以至于有些小说似乎仅仅成了追逐故事的结果。比如短篇小说《意外婚礼》，虽然讲的是很日常化的现实生 活，故事却出人意料：为儿子操办的一场婚礼，最后变成了自己的婚礼。但这篇小说除了故事一再发生突转令人惊奇不已外，其思想内涵却显得过于单薄了。

　　对于光盘来说，也许需要解决好如何让追问真相与追逐故事更加和谐统一的问题。光盘对故事很痴迷，这无疑有助于他写出好看的小说，但追问真相才是 一名具有记者品格的作家最值得尊崇的宗旨。因此，在追逐故事的过程中一定不要忘记对真相的追问。有时候，光盘过于沉湎于追逐故事，有意无意间就放弃了对真 相的追问。例如《英雄水雷》就因为未能处理好二者的和谐统一而留下了太多遗憾。小说一开始就直接触及英雄的意识形态化问题——水皮身处被英雄的烦恼，人们 却因为英雄带来了荣耀而欢天喜地。但接下来小说并没有围绕意识形态化问题向纵深揭露，而是停留在编织一系列荒诞的故事上，这些荒诞故事只是在强调水皮不愿 当英雄，而在追问真相上没有多少进展。特别是写水皮的爱情，花了太多的笔墨去写李姝和阳晓莉两个女人的争风吃醋，虽然故事很曲折有趣，但完全游离于主题之 外。其实水皮的爱情如果扣紧“英雄”称号对于个人精神自由的干扰和强暴来做文章，将会对英雄意识形态化的揭露更加彻底。

　　无论如何，光盘追问真相的勇气是可贵的文学品格，不管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更愿光顾记者出身的作家，追问真相的文学品格都应该大力发扬。我希望光盘 在追问真相上做得更加坚定和明确，再加上他会讲故事的特长，那么，光盘就不仅有伟大的构思，而且还会在伟大构思的基础上写出伟大的小说。

垃圾堆里做道场

——田耳短评

□杨庆祥

　　“广西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光盘，这三位作家的作品我都陆续地读过一些，光盘的《英雄水雷》，朱山坡的很多短篇，包括最近出版的短篇小 说集，田耳早期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还有他的长篇《天体悬浮》。这三位作家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风格和观察视角，丰富了当下写作的面向。我主要谈谈田耳的 作品。

　　我读田耳作品很早，读《天体悬浮》的时候特别震惊，一下子感觉到被击中了似的，尤其看到开篇就写两个协警在派出所看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 戒》，那是一部一度非常流行的通俗甚至有些低俗的电视剧。田耳很自然地把这个写到小说里面，产生了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特别认同田耳化世俗为文学的能力， 他对世俗生活的书写，有一种天然的热爱和书写能力。《天体悬浮》里面还有一个细节也特别有意思，一家烤鸭店的招牌有一边字掉了，变成了“烤鸟店”，然后小 说里面有一句：烤鸟店里的烤鸭特别好吃。这轻轻的一笔却看出了田耳对细节的处理能力。在对书写世俗生活的意义上，田耳小说的通俗性很强，在这里通俗性是一 个褒义词，如果拔高一点说，通俗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实性。在田耳的作品里，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或者读到自己，而且能看到我们自己生活的现场，艾柯曾经说 过，一个真正可能会成为经典的作品，往往是三者不可缺一，一个是权威性，一个是通俗性，一个是现实性。李敬泽曾经在一篇序言《灵验的讲述：世界重获魅力》 中提到田耳讲故事的方式，他认为田耳是那种可以在故事里面发现奇迹或者新的可能的人，由此田耳的故事与那些庸俗的中产阶级故事区别开来了。这一点非常准 确，但是我觉得讲述这种有“奇迹”的故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要讲述大量的没有奇迹甚至是一再重复的故事。田耳在他的小说里面，经常反复书写重复的东 西，在这些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里面，他突然找到了一个故事的灵光，然后发现了一个可以打开故事的奇迹，这可能也是田耳喜欢以警察为故事主角的原因，警察正 是在重复的“物证”和“现场”找到故事的破绽。我觉得这是田耳一个特别可贵的能力。

　　田耳需要有一个观察者或者叙述者来发现这重复中的奇迹或者灵光，他选择了两类人物：警察和道士。其实有评论已经注意到了田耳小说里的这两个人物 形象，但基本上是点到即止，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警察维持的是世俗的秩序，道士维持的则是死亡世界的秩序。在《天体悬浮》里面，这两者是合一的。道士这个 形象特别有意思，道士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方面他是和世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做法事的时候，他又使用另外一套语言，就是说他实际上是 把世俗生活用一种非世俗的语言进行移植，借此完成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想象和控制。这个形象特别像一个小说家的形象。一个小说家，往往要用另外一套语言——这 个语言在基于世俗生活的同时又发生了微妙变化和移植——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从世俗里来，但是同时也偏离着世俗生活。

　　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评论田耳的写作，这句话就是：垃圾堆里做道场。垃圾堆就是世俗生活，混沌无序，做道场就意味着田耳有他的发现，有他 的偏离和创造。垃圾堆和道场，不是互相对位的关系，而是完全混为一体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田耳的小说是混沌的。在《天体 悬浮》里面有一个细节设置，特别体现了我所谓的这种“垃圾堆里做道场”的美学风格。这个细节就是符启明成立的“看星空俱乐部”，这个看星空俱乐部，其实是 一个高级会所，一方面是看星空，另一方面是卖淫和嫖娼，这是一种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一体，也是垃圾堆和道场的一体。

他们的声音

□岳 雯

　　回想起来，我对田耳的小说之所以印象深刻，大概是因为他独特的声音吧。自然，小说世界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小说人物在不停地说话，在发表 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有时候，叙事者会冷不丁地闯进来，怂恿我们去听到那些小说人物听不到的声音。然而，在种种声音之上的，最让我们难以忘怀的，还是作家的 声音。这声音无处不在，却又了无痕迹，就像那个著名的比喻所说——像水消失于水中。老实说，田耳的小说大抵就有这样的魅力。

　　要谈田耳小说里的声音，大概还得先从人物说起。田耳的小说看得多了，会发现总有一个“小丁”在里面。为什么是小丁？这个人物只有姓而没有名(到 了长篇小说，似乎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不再适合驰骋其中，于是，在《天体悬浮》里，小丁成了丁一腾)，就连姓都是最简单的那一种，田耳自己的说法是——“把名 字取得花里胡哨的，我觉得小说往往使劲使在小的地方，大都舍本逐末。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尽量不让人名晃人眼目”。这当然是小说家之言。我倒是觉得，以小 丁为主人公，其实蕴含着田耳对生活的一种看法，他似乎相信简单中包含着最大的复杂性。这也决定了他的声音质地，大约比平常人低两到三个音阶。音阶低了，自 然速度慢了下来，散淡起来，从容起来，对那些所谓的“人性晦暗的角落”，没那么多道德的面具，反而有了探究的好奇心。不过，探究是探究，他倒不深陷其中， 跟着这个堕落的世界一块儿堕落下去，而是有力量将自己择出来，只是那么兴致勃勃地看着。现在，你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这个小丁有那么点意思？那么，问题来 了，小丁是谁？在现代社会，有时候回答是谁的问题，其实是在回答职业的问题。在《天体悬浮》里，丁一腾是辅警，这给了他很大的自由度，出没于各种人之中， 在侦察大大小小案件的同时也侦察人心。《夏天糖》原来是一个短篇，后来写成长篇。长篇最重要的改动是增加了“我”以及“我”的戏份。“我”叫顾崖，是另一 个“小丁”，“我”是摄影师，在莞城就职于广告公司，但无论怎么看，大多时候，他都是无所事事地闲待着，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你看出来了，这个小丁，几乎 就是波德莱尔首先发现，经由里尔克，特别是本雅明发扬光大的那个浪荡子的中国亲戚。他不动声色地在佴城晃来晃去，游离于各种案件之间，引领我们从一个角度 打量人性，既不高估人性，也不为人性的卑鄙低下而大惊小怪，因而显得通达开阔。慢着，我们是在说小丁还是在说田耳？大多数时候，我们难以分辨二者。正如詹 姆斯伍德所说的，“福楼拜的浪子传统试图确立的是，叙事者(或作家指派的侦查员)同时是某种作家又并非真的是一个作家。具有作家气质而不以此为业。是作 家，因为他大量观察，且细致入微；不是作家，因为他并不花任何力气去写出来，所以其实不过是比你我多留了份心罢了。”我们对小丁或者说对田耳的好感大概源 于此——他因为独一无二的声音被我们听见，进而被我们所了解(尽管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宽阔得多，深邃得多)，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朋友，带领我们在这个无滋 无味的世间发现有滋有味的事情。

　　如果说，田耳的声音是一个30多岁男人的声音，那么，朱山坡的声音，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少年的声音。在他大多数小说里，都有那么一个少年，他生活 在乡间，胆怯而又机敏，敏感而又自尊，困窘的生活现实将他深深地困住了，他甚至不敢朝庞然大物的世界迈出腿。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缺乏深刻理解这个世界 的能力，所以，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要么是在虚和实之间缺乏明显的界限，要么缺乏联接事情和事情之间的那根逻辑的桥，因而看上去是一个个突兀的存在。举个 例子，对于这个少年来说，这个世界的贫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饥饿，二是精神世界的诱惑力。朱山坡不止一次写到“饿”：“但我们仍然得捕捉鳝鱼到镇上换取 粮食充饥，像村子里的其他人一样，否则挨不到冬天便会饿死。”(《捕鳝记》)“我已经三个月零十七天没有吃肉了。”(《天色已晚》)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吃 不饱饭的少年，却强烈感受到电影，特别是日本电影《伊豆的舞女》对他的吸引力。为了自尊，他可以拿出全家的肉钱去看一场电影。于是，在朱山坡的小说世界 里，我们处处可见这样一个敏感少年的身影。有时候，他是《回头客》里的那个“我”，眼睁睁看着父亲被人污蔑之后消失在湖中央，同样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和母亲 之间微妙而不可言状的关系。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一切，只能将这些留给有经验的读者，去凭借自己的经验填充。有时候，他是《陪夜的女人》中的“厚生九岁的 儿子至善”。我们深信，发生在女人和老人之间的一切因为在这个9岁孩子的目光注视下而显得格外温情。当然，我并不能说这个少年的声音就是朱山坡的声音，但 他总引导我们将二者联系起来，仿佛是朱山坡躲在少年的声音里朝我们说话。他为什么执著于用这个少年的声音说话呢？是因为童年记忆成为他写作的强大动力，还 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断裂，如此不合情理。可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又无法论证其合理性，只能借助少年的声音来说出他所看到的一切？我不知道答案 是什么。但毫无疑问，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个少年，才有可能离朱山坡稍近一点。

　　与田耳、朱山坡不同的是，光盘并未特意显露出自己的声音。他似乎更倾向于更古老的属于托尔斯泰的传统，即像上帝一样出现在小说中，极其自然又极 其权威。自始至终，我们看到的是水皮和雷加武在他们被预设好的生命轨道上艰难地前行着——水皮一直在申辩，他不是那个救火英雄，而雷加武一直期待他的英雄 身份被确认，可现实环境是，一个不是英雄不想当英雄的人被一直放在英雄的光环下煎熬，真正的英雄却百口莫辩，甚至一再被环境推到越来越不堪的境地。然而， 正是在貌似客观的讲述中，光盘显露了他自己的声音，强悍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声音。说起来，水皮和雷加武看似站在对立面，一个是救火英雄，一个是纵火犯， 但他们的心理逻辑和行为逻辑是惊人的一致，即一定要还事情一个真相，哪怕不惜付出所有的代价，哪怕逆时代潮流而动，哪怕生活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中。此外， 两个人都特别乐观，就像小说的结尾，“这里的风景很好”。这几乎就是光盘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声音了，是他执意如此，才让水皮和雷加武也如此。透过这部小说， 我隐约能猜到，光盘大概拥有怎样的声音。

　　散淡的、从容的，紧张的、敏感的，强悍的、乐观的，参差的声音，犹如协奏曲，发出动人的声响。无论什么样的声音，其核心都是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或许，这也是文学最根本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