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精品才有文艺繁荣(王海平) 

　　核心阅读

　　继承文化传统和反映时代精神是思想精深的基本内涵，以此反观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自觉的、优秀的作品还远远不够

　　多年来，我们研究艺术生产的发展路径和政策取向，苦于头绪繁多，抓不住要点。应当说，作品是中心的思想为文艺发展的顶层设计明确了方向

　　领导文艺工作的人，要尊重艺术家和艺术规律，自身也要有两把刷子。只有按艺术规律办事，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才能最终激发创造活力

　　近日，中央下发《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文艺工作进行部署，对关系文艺繁荣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深入阐述，明确提出要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文艺精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这是贯彻去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艺术精品生产的一次再动员。

　　《意见》把推出文艺精品作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心任务和主要举措。领会这一精神，是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切入点和落脚点。

　　以作品为中心，以精品为标志，明确文艺发展顶层设计的方向

　　文艺精品的有无多寡反映着文化繁荣发展的程度。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把精品生产作为衡量艺术状况的标尺，尖锐地指出，当前有高原缺高峰。分析文艺现状可以有很多角度，但把好的作品尤其是精品作为主要标准，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改革开放以来，文艺逐渐进入活力迸发、快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文艺思潮、流派、形式纷至沓来，呈现出活跃景象，但整体自觉不够，缺乏精品意识，缺乏大师级作品。这也许是文艺发展的必然过程。身处社会转型、观念冲突的具体现实，人们还来不及反思沉淀，思想者、记录者被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裹挟，同样喜怒哀乐、同样浮躁不安，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整体自觉还难以形成。虽然出现过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但总体上还没有构成时代特色鲜明的作品大系，文学作品反映当代生活的力作少，影视作品风格纤弱、格局促狭，与反映社会伟大变革，揭示伟大变革背后的情感、精神、思想历程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这个意义上，“高原高峰”的标准实际上是对当今时代要求和当下社会期待的精准提炼。

　　只有好的作品才能深入人心，出好作品是艺术生产的中心环节。这一论断揭示出艺术生产力的核心指标和检验标准：出好作品就是艺术生产力的核心指标；作品好坏、质量高低，能否深入人心，人民评价是检验艺术的唯一标准。多年来，我们研究艺术生产的发展路径和政策取向，苦于头绪繁多，抓不住要点。应当说，好作品是艺术生产的中心环节的思想为文艺发展的顶层设计明确了方向和方针。

　　弘扬中国精神，坚持中华美学，提高文艺创作的文化自觉

　　习近平同志提出精品的内涵，揭示了精品与民族和时代的关系。他明确提出所谓精品就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在谈到文化传承时，他提出轴心时代几大文明的标志就是有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中国有老子、孔子等。传承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就是要传承好春秋战国以来这些精神导师代表的中国思想。因此，思想精深包括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同时，习近平同志还重申了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强调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强调了作品内容、情感的人民性，从而揭示出思想精深的另一主要内涵，那就是反映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时代精神。继承文化传统和反映时代精神是思想精深的基本内涵，以此反观我们当前的文艺现象和作品，可以说自觉的、优秀的作品还远远不够。

　　中国精神和中华美学精神是艺术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精品力作的内容和形式都应当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过一个打破封闭的阶段，开始以包容的姿态向外来文化开放。总体而言，我们由此打开了眼界，解放了思路，文艺界是从中受益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的一些文艺创作者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迷失了自我，逐渐放弃了中国式表达。由此也造成了目前的尴尬状况：我们自己的戏剧、影视、文学的美学体系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出现了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这种状况，与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情景如出一辙：我们的先驱们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存在着选择的困惑。回顾那一段艺术探索之路，有生命力的还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现代文艺，而不是简单复制西方形式的作品。从历史的高度来看，“现代性”的问题不止是文艺工作者需要独自面对的，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到了需要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时候了，中国固然不是世界的中心，像中世纪那样等待万国来朝，但5000年文明至今、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出的社会活力、民族生命力自有它深层的文化原因。可以说，中国精神和中华美学精神不是简单的学术和艺术问题，而是社会历史问题。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才会有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这是对历史和现实应有的科学态度，也是文艺家应有的立场。站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中国精神和中华美学精神这样的命题置于它应有的高度和地位。只有当我们实现了整体自觉，才会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热情。

　　调动人才积极性，发挥领军人物作用，为时代和人民而创作

　　文艺的持续繁荣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创造艺术精品的领军人物。《意见》强调了这一点，内在地包含了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命题。艺术生产力的解放需要调动艺术家的积极性，发挥领军人物和人才的作用。文艺工作者担当新的历史使命是需要群体乃至整体自觉的。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的传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觉。从孔子到孙中山、毛泽东，中国精神的发展史和民族精英、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紧密相连。封建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屈原的爱国主义、范仲淹的忧患意识等，近现代一批仁人志士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一代又一代人担负起天下兴亡的历史使命。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中，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艺术家个人成就与时代精神、国家命运和民族兴亡的紧密联系。仅以聂耳、冼星海、郑律成、田汉、光未然等音乐家而言，这些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艺术家，以歌曲的形式发出了全民族不畏强敌、血战到底的吼声，以艺术的感染力教育和影响了千千万万的民众。缅怀历史，我们应当看到，艺术家只有与时代和人民融为一体，自觉地为时代和人民鼓与呼、歌与咏，才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

　　强调艺术家为时代创作、为人民创作，还需要克服一个观念和心理上的障碍，那就是所谓“独立人格”的问题。也许因为魏晋以来文人士大夫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文人的价值取向的影响，艺术家群体中存在着一种所谓的独立意识，它表现为不随波逐流，不刻意迎合政治需要。辩证地看，独立人格是值得尊重的，但那种不顾社会关切和民众生存状态的独立，不是先贤们“虽出世却在世”的独立，只能是个人主义的孤立。在先贤们那里，独立是遵循万事万物的规律（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而不是远离人民和民族的孤芳自赏。当然，这也对艺术工作的管理和领导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意见》和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提出的，领导文艺工作的人，要尊重艺术家和艺术规律，要有两把刷子。只有按艺术规律办事，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才能最终激发创造活力。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