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民族意识的艰难觉醒——重读萧红的《生死场》(李云雷)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当我们回首抗日战争时，我们可以看到抗日战争的过程是艰难、惨烈和充满曲折的，抗战的胜利来之不易。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抗战之前，中国并没有形成清晰、明确、坚定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这与当代中国有着鲜明的不同，我们只有回到历史的现场，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抗战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的意义。

　　在传统中国，民族意识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认同标准，在“天下”与朝贡体系的视野中，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否是区分文明与野蛮、中国与外国的重要标志。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文化主义慢慢消退，民族意识才慢慢觉醒。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满族与清政府，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要是驱除满统治，恢复汉族的政权；只有到了“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所针对的才是外国列强，要求恢复中国的主权。只有在抗战中，中国才逐渐形成了清晰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无论是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还是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意识都成为区分敌我、内外的重要标准。

　　在民间也是如此，只是过程更加艰难曲折。在萧红的《生死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的艰难过程。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这个小村庄的村民在最开始并没有民族意识，他们没有见过日本人，不知道日本人的入侵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为一只羊相互争斗，为邻里纠纷互相争吵，为生老病死而痛苦，他们沉浸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的苦恼是劳作的艰苦，是生育的艰难，是生为女人的不幸，或者乡下人进城的卑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可以看到阶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萌芽，但只有他们亲眼看到日军的残暴无情之后，才会意识到这是另外的一种人，才会有民族意识的觉醒。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在被侵略、被欺侮与被损害的历史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生死场》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在血与泪中诞生的。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经验与痛苦在觉醒，比如小说中写到，“金枝鼻子作出哼声：‘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这看上去似乎不成逻辑，但她是带着女性的痛苦经验开始觉醒的，她的民族意识有着个人的内在逻辑。再比如小说中的二里半私心更多，他不舍得他的羊，但在小说的最后，“二里半的手，在羊毛上惜别，他流泪的手，最后一刻摸着羊毛。”二里半终于克服了个人意识，走上了抗争的道路，他的觉醒是艰难的，也是深刻的。惟其如此，才更真切，才更动人。

　　现代民族意识是民族觉醒的前提，没有民族意识，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及其胜利。民族意识的觉醒是艰难的，《生死场》生动地描绘了这一过程。在这里，我们也应该强调，文学在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中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像《生死场》不仅描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这一小说的写作、出版、传播本身，也是现代民族意识宣传与社会动员的一部分。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重读萧红的《生死场》以及其他优秀的抗战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如何艰难，也可以看到抗战的最终胜利是如何来之不易。只有认识到抗战的艰难、惨烈与曲折，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先辈是在历史绝境中突围，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抗战胜利对于中国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