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柴福善新著《志书补遗》（李林荣） 

　　柴福善先生是北京地区有名的散文家。他扎根家乡平谷，长期从事方志、文史和文物工作，业务精深，著述丰厚，是专家型的管理者，也是学者型的作家。我佩服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具备优秀作家的才能，但他们写作的志向和格局，却迥异于那种一头只往文坛小圈子里扎的庸常做派。依托一方水土、一方文脉，使得他们的写作底气充沛。反哺一方水土、一方文脉，又让他们的写作显得生气蓬勃。

　　在福善先生这里，写作与风土、文脉的关联，很自然地有了路子最正的形式。搜求、考证乡邦文献，辅以实地勘察、走访，进而为乡邦文献订正讹误、续写新篇，这对于福善先生，既是志趣所之，更是术业专攻。以往读到福善先生的作品，最吸引我的，恰好也就是与此有关的点滴。

　　去年深秋，到青山关参加北京作协散文委员会年会，有幸结识福善先生。交谈间得知，在《平谷史话》《平谷文物志》《平谷寺庙志略》等编著之后，他又正在写一部为平谷方志的人事物景补遗的新书。当即，我就向福善先生预定了先睹为快的“特权”。

　　今年入夏之初，这部书稿最初的电子版来到了我面前。不久，我又收到了第二稿。抱着学习的态度，每一次通读书稿，我都如同在福善先生带领下，经历了一趟平谷人文历史地理的深度寻访之旅。类似的阅读体验，想来印象较深的，仅在多年前细读前辈乡贤邓云乡先生的文集时有过。

　　身为非平谷籍的一个外乡人，我从福善先生这部《志书补遗》里感受到的，只能是知识上的增益和文采上的感染。局限于此，当然很辜负作者。不过，即便这样，我也愿意不揣浅陋，凭一点零星的阅读实感，为这本书的价值和趣味做些见证。

　　先就总体来讲：全书60篇，题目所标虽以遗址、往事和古人为多，但各篇具体所述，却并不都是史料、陈迹和掌故。相反，行文中对作者深入乡间走访的现场见闻，常有生动传神的细节描述。这部分内容的穿插、引领，实际上已经打破了传统“官修”史志的刻板文体，鲜明地流露出现代民俗学或社会学田野调查报告“个人发现”的散文化风味。而闪现在这部分内容中的一些平谷方言、民谚、传说、习俗的交代，更可以直接视为民俗学、社会学调查的素材。

　　再就细节来讲：书中各篇总的写法和思路，是依循着资料考订和实地调查交互参照的逻辑线索。为此，往往展开多面合围的材料举证，在这过程中，顺带弥补、澄清了许多常识上的盲点或谬见。例如，引述1961年邓拓视察平谷孔庙时打趣的一句话——“看来平谷县未出过状元啊，瞧这回龙壁没有打开，所以我们今天还得走西门哟!”由此，归结出有关孔庙建制的一点常识：当地没出过状元，孔庙就不开南门。

　　又如，从1944年《平谷县志》前附的一张“轩辕陵”照片下面的注文：“轩辕陵，在平谷县城北十五里，岗阜隆然，形如大冢，相传为轩辕陵，上有轩辕庙。又此山名渔山，县治在山之南，故平谷古名渔阳。”引出一段针对古地名“渔阳”的考辩：“所谓‘渔阳故址’或指平谷县城旧址，而不是渔阳郡旧址。因为一般认为秦汉置渔阳县，治所在今密云县西南。”这段话言简意赅，把古之“渔阳”和今之密云、平谷的关系辨析得清清楚楚。

　　书中这方面的考辩，最值一提的，也许当推“仁义胡同”一篇。在谦和地指出以下事实的同时——“全国流传类似传说的不止这两个地方，大概不下十几二十处，共同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福善先生更以确凿无疑的史料和实物，证明平谷仁义胡同产生于明朝，比产生于清朝的安徽桐城六尺巷，出现得要早。这并不仅是在论证一个时间差，而是在证实平谷仁义胡同旧名、旧址独特的历史文化意义。

　　就学理运思的巧妙和周严来讲：《志书补遗》中也有相当见功力的篇章。尤其是关于文征明长子文彭的两篇及“求古轩辕台”一篇的巧思、严谨，还有“平谷旧志考略”和“李锴盘阴隐萝村”两篇的周详、细密，在专业志书和学者随笔两个领域，都堪为上乘轨范。

　　跨出本业所长的范围，纵然是想好处说好，恐怕也免不了失之唐突、偏颇。若真如此，则尚祈福善先生与方家多加谅解和批评。承福善先生抬爱，谨奉数语，聊表琐感，贺《志书补遗》付印，为读者朋友助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