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麓的一块黑色大理石墓碑上，是一个诗人青铜雕像的侧影。诗人陈超终于在此安眠。

　　陈超早在1979年开始诗歌写作。在人生和写作的双重淬炼中，陈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下迎来了写作的高峰期。他一次次抬起头颅仰望天空，同 时他又没有因此而凌空虚蹈、自我沉溺，而是同时将双脚紧紧地扣在那座接通此岸和彼岸、历史与现实、精神与生活的“桥梁”。

　　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为，陈超是工业时代大汗淋漓的顶风骑单车的人。他只能在阵雪飘飞、枝桠无声的一个个冬夜静顿、沉潜下来。他在一个个夜晚于诗歌中安 身立命，完成室内的“案头剧”。陈超曾认为，写作就是重抵精神的荒原。这种精神生活和相应的体验方式，既与其精神高标以及极高的自我要求有关，更与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整个诗歌的精神转捩有关。

　　那年夏季，陈超在家里断断续续地写了长诗《青铜墓地》的一些片段。内心的撕裂和痛苦使得他最终将这首计划中的长诗搁置下来。转眼到了北风呼啸刺骨的冬天。 一个夜晚，陈超和朋友来到了西部，来到一段废弃的大川前。裸露的河床和身边漫无涯际的黑暗让陈超在那一刻被诗神的闪电击中。在自然和历史阔大而黑暗的舞台 上，诗人在冥冥自语中终于寻找到了灵魂的一束光柱。第二天醒来，陈超浑身发烫，前一夜的寒冷和内心的焦灼使他真的生病了。可就是在身体高热(这实际上是一 种精神的灼伤)中完成了长诗《青铜墓地》。陈超认为这是自己第一首充满了光明的诗篇。

　　在生存和写作背景的转换中，诗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无形的框定。在这样的时刻，写作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坚持，写作的前提是诗人必须对身处的时代有清醒的体 认和省察。写作的痛苦需要诗人的“历史个人化”的“求真意志”。这是对书写行为的最为恰切的姿态。在历史记忆、生存现场、生活细节的反复擦亮、商忖、自问 与盘诘中，他迎来了一次次词语的猝然降临。陈超多年来欣喜于这种猝然一击的诗歌方式。在他看来，诗歌是精准、有力的与时间对称的手艺。正因如此，他能够面 对时光沙漏的阵微细响，也能面对雪峰崩塌的寒冷与惊悸。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在一个个夜晚用语言雕凿着已逝和将逝的阵痛与宽怀。

　　陈超诗歌中特异的部分是那些一以贯之的以诗论诗的诗。

　　这种“元诗”性质的诗歌，直接打通了诗歌写作与批评之间隐秘的通道。这种对话、互文、互证、互动、呼应、对称的写作方式，恰好平衡了诗歌与批评之间的微妙 之处。尤其是1994年之前，这种“元诗”写作在陈超的诗歌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必须强调的是，陈超的“元诗歌”并非只是简单地与其他诗人和诗人自我的精 神对话，而是在更深的层面呼应了个体精神与时代境遇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说，这种共时性的诗歌写作也是一种及物性的精神担当。

　　实际上，很多年来在陈超看似平静的诗歌话语背后，一直是一颗紧张纠结的心。平稳的墨迹与持久的阵痛该如何得以最终平衡与完成？诗歌和时代语境以及个体生命 的幽深纹理，在这种类型的诗歌中最终得以复杂呈现。陈超是一个有语言良知感的诗人，他会直接用“以诗论诗”的方式谈论他对诗歌语言、修辞和本体依据的独特 理解与观照。诗人对语言的态度关涉到他对世界和写作的双重把握。

　　陈超的诗歌有时会直接处理写作和阅读带来的辛劳与欢欣。在陈超这里，写作是一种“快乐的知识”，也是痛彻的精神重生。陈超个人生存体验的焦灼感与诗学立场的忧患意识，在紧张而双向拉开的向度中，以深入向下的勘探姿态夯击、锤打。

　　个人精神的乌托邦使得陈超成为一个近乎老式的“留守者”。这种精神镜像一直强化着这一时期陈超远非轻松的诗人形象。这种重压之后的碾痕、断裂之后的寻找、 血迹背后的重生反复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叠加，比如《风车》《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博物馆或火焰》《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青铜墓地》《凸透镜中 两个时代的对称》等。1991年2月，青岛海滨，黄昏。彻骨冷风中陈超久久凝望着远方哥特式建筑尖顶上的一架风车。在那一刻，精神之痛使得诗人突然涌出热 泪。血液、风车、天空、星光显然形成了诗人高迥情怀的对应之物。他在那一时期的诗歌中所坚持的，就是一个“精神留守者”在广阔的伤痛中拼命高蹈。

　　“我”作为诗人和一个“日常的现实的人”，该如何面对诗歌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如何撇开自恋的“不及物”写作而更为有效地楔入时代的核心？这 是一种更具包容力的写作，是容留的诗，张力的诗，是维持写作成为问题的诗。在陈超这里，诗歌不是简单的赞咏和乌托邦的理想憧憬，也不单是简单的修辞练习。 这就是陈超的诗歌经由高蹈的“转世桃花”到日常性的精神生活的转变。其代表作就是写于1998年的《秋日郊外散步》。个体经验的深刻性与内敛的话语方式以 及吟述性的音乐感形成了特有的质地。这些日常之诗能够做到细节的真切和精神氛围融合，叙事性和抒情性榫接得无迹可寻，严整的结构和对称性的句式呼应。

　　陈超的诗歌写作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阵痛与精神高蹈，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深入当代和日常生活的过程，他回环于时间的匆急涡流中，在向上仰望又躬身向下的双重视阈中容留了时间和存在的光斑与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