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诗化(吴思敬) 

　　《我爱这土地：艾青抗战诗集》——

　　民族精神的诗化

　　艾青与聂鲁达、西特梅克一同被誉为“20世纪三大人民诗人”，而艾青的重要诗歌作品，正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完成的。由艾青之子艾丹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我爱这土地：艾青抗战诗集》近期正式面世。

　　抗战时期，伴随着隆隆炮火，艾青进入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如他所言，那时候早晨一醒来，脑子上像沾满了露水，充溢着写诗的冲动。这一时期他写出的《我爱这土地》等一系列名篇，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以对自由的热切呼唤，用精湛的诗艺，实现了民族精神的诗化。

　　艾青的抗战诗歌具有一种诗史的品格。他以战士的身份把自己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通过创造性的联想与想象，凝结为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把自己的生命与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天，艾青以一个诗人的高度敏感，在《复活的土地》一诗中预言了战争的爆发，并坚信一个民族必将在战火中浴血重生。艾青把这场战争的持久性与严酷性，凝聚成“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的画面，沉重而悲壮；《人皮》《死难者画像》则展示了战争带来的触目惊心的死亡图景，冷峻的笔墨中燃烧着反抗的怒火；在死亡、苦难面前，诗人并不悲观，在崎岖而泥泞的道路上，他唱起了《向太阳》，坚定了对这场战争的必胜信念；《火把》更写出了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一代青年的觉醒。此外，他还在《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女战士》《乞丐》等诗中为英雄、烈士、底层民众书写，成功塑造出战争中我们民族不同层面的人物群像。诗集最后的那首《黎明的通知》则给人们带来胜利的好消息。如果我们把艾青的这些惨烈、悲壮、动人的战争叙事连成一个整体来考察，就会看到一位在荒芜而苍凉的原野上、在战争的硝烟中走过来的抗战诗人形象，这一形象在土地与太阳、光明与黑暗、死亡与新生、漂泊与归宿的相互转换中逐步清晰起来，它既是诗人内心的写照，更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画像。

　　艾青的抗战诗歌也充满了对自由的呼唤。抗战期间，艾青在推出诗歌名篇的同时，还写出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诗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诗与自由，是我们生命的两种最宝贵的东西。”“诗的声音，就是自由的声音；诗的笑，就是自由的笑。”诗人痛恨旧中国的剥削压迫、腐败丛生，他希望借着这把民族解放战争的烈火，把不平等的世界推翻，“用战争的火焰/烧毁那/束缚我们的枷锁/囚禁我们的牢监/——直到我们自由了”(《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他意识到诗人的职责：“普罗米修斯盗取了火，交给人间；诗人盗取了那些使宙斯震怒的语言”(《诗人论》)。艾青所发出的对自由的呼唤，体现了他对新诗品格的深切理解，以及对被压迫的民众、对祖国的未来更深的关切。

　　正是出于对心灵自由的渴望，艾青以自由诗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写作形式。在他看来，自由诗是新世界的产物，更能适应激烈动荡、瞬息万变的时代。艾青的抗战诗歌，源于自由的心灵，不仅在内容上充满自由的精神，在形式上也不愿受既有格律和程式的拘囿。他具有开放的眼光，对以惠特曼为代表的自由诗和以凡尔哈伦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借鉴，使他在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等方面表现了极大的自由，在其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中，呈现了一种崇高之美与苦难之美，代表了中国自由诗创作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