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幻时代的写作（宁肯）
许多年来――的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套用拉美的“魔幻”或“魔幻现实主义”一词形容我们的现实与我们的文学，有时我们觉得中国更“魔幻”，但我们还是在使用这个词。这就造成了我们书写上某种分裂与尴尬：我们怎样命名自己的现实与文学？我们没有自己的命名吗？的确我们有着太多与“魔幻”相近的东西，就拿最近诗人与官员相继自杀来说，有人就说现在是一个诗人与官员自杀的时代，听上去就很魔幻，而特别有意味的是，诗人陈超先生跳楼后，一个官员也跳了楼，并且这位官员还写了一首诗。诗人与官员某种意义是两类最费解的人，但他们都在选择自杀。还有，就在前不久方舟子突然在网上“毙亡”，消失匿迹，现在我们可以想象方舟子就像现代版的卡夫卡《变形记》一样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再也翻不过身，多足在那里挠。
更魔幻的是前两年王立军逃往美国领事馆的事件，以王一个直辖市的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在逃亡中竟然认为时美国领事馆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事实显露的惊险程度也的确超乎想象，简直超过了美国大片――事件本身已文学化、文本化，甚至超文本化。更不要说与此相关的几亿几十亿的贪腐，几个几十个情妇，几十几百套房子，或者一个装满现金的箱子里的从未被读过的纸条，一个逃亡的官员乔装成一个农贸市场推车的老汉，车上推的不是菜而是两百万现金；同样与之相关的是我们的有毒的生活：有毒大米、有毒蔬菜，有毒的婴儿奶粉、地沟油、三聚氰胺、强拆暴拆：一对夫妇一觉醒来被缚，房子消失了……同样“魔幻”的是：我们的ＧＤＰ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据说很快就会超过美国，而何时超过了英国法国好像都没感觉，超过德国也仅仅有那么一点点印象，好像根本不在话下。几乎不知不觉我们的高铁世界第一，高速公路世界第一，汽车世界第一，手机世界第一，我贸易量世界第一……过去，我们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的方式“赶英超美”，酿成巨大的灾难，想不到改革开放不过三十几年当年神话般口号几乎已成事实。
魔吗？事实上一点儿也不是魔，但是幻，非常幻，太幻了，幻得像宇宙时间，让人失重、来不及消化、无法判断。而互联网络又把上述的一切放大了，网络以最快的速度将变化、失重、变形、超视距、“超幻”投放到我们面前，再没有一个传统的口口相传的传播过程――这个可看作准文学过程――某种意义网络又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幻。现在拉美的“魔幻”或“魔幻现实主义”已完全不能概括我们，但是要想说出“超幻”这个词却并不容易，尽管它已在门口，在嘴边，喷薄欲出。直到前不久上海青年文化学者肖涛先生来京，这个词才偶然被他吐出。我跟肖涛并不熟，不过是在微博上认识。肖涛曾在他的微博上用一种接近祭祀的语言谈论《三个三重奏》，我觉得必须跟他聊聊。果然，我们聊得非常投入，一上来就进入了某幻境，我们从文学到现实，到文学的表现、形式、观念，在肖涛众多的专业又接近“巫术”的语汇中有那么一刻他不经意吐出了“超幻”一词，因为当时在这个词的附过还有许多类似的词，我们没太在意，但是当后面我们又谈论了什么，我突然想到那个词，这次我们抓住了这个词，一旦再次抓住，我们觉得眼前一亮，好像一个时代突然亮了。
我想起了“文学版块漂移说”。“漂移说“认为近现代以来世界文学的版块从欧洲漂移到了俄罗斯，之后又漂移到了美国、拉美、日本和印度，自八十年代至今开始漂移到中国――中国是又一块崛起的超级文学大陆。邱华栋持这种观点，或者就是他说的。这或许过于乐观，但我愿意赞同这种文学视野。那么说到各个文学版块，这么多年，就文学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而言，毫无疑问我们与拉美文学版块应最为接近，这也是我们总是套用“魔幻”定义我们自己的原因。开始说说不过是图个近便，但是随着我们这块大陆的剧烈而奇迹般的“崛起”，“魔幻”的概念越来似是而非，越来越不准确，拉美与我们，我们与拉美，我们的可比性越来越有本质的区别。“魔”相对我们这块古老又现代的大陆显得太小了，太单纯了，或者太原始了，太民间了，它缺少我们五千年连续的从未中断过的历史与文化的逻辑与维度，也缺少互联网的维度，缺少速度。更主要是魔幻没有逻辑的，“超幻”是有逻辑的。如果说上个世纪拉美的“魔幻”来自土地，空气，那么我们的“超幻”则毫疑问来自一架超级的机器――一架既古老又现代甚至高科技的机器；这架几乎看不清其内部结构的无边无际的机器，以逻辑的方式产生着逻辑的东西，也产生着非逻辑的东西，超逻辑的东西――非逻辑也是一种逻辑--逻辑与非逻辑与超逻辑正是“超幻”之因所在。
同时，某种意义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世界是平的，世界在当今亦是一个“超幻”的存在，而中国之复杂多维费解恰是这个“超幻”世界的最庞大的代表，前面说的“大甲虫”是严格逻辑的结果，王立军是严酷逻辑的结果，ＧＤＰ更是神秘逻辑的结果，但同时，这一切又几乎是非逻辑的结果！周带鱼是这架机器的逻辑的结果,但带鱼本身又是非逻辑的,超逻辑的,因而产生了超幻。而在时间这一古老的从未被动摇过的概念上，我们“超幻”得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我们的时间内存一定是最超级的，因为我们仅仅用了三十几年的时间便压缩了欧美数百年的时间，或者也压缩了自身几千年的历史，而其结构又是超稳定的。可以想象这种压缩、高速带来的无究的“超幻”现象――逻辑的、非逻辑的“超幻”。
前不久，我看了一个叫《声音史》的小说，小说用一个人的听觉写乡村的败落，角度非常奇特，却又是实况般的现实：一个千人的大村子农民出去打工的打工，迁往镇上的迁往镇上，渐渐人口稀少，村小学荒圮，加上死亡和没有出生，一次洪水退后，村子如同遗存，到最后村子只剩下两个老人：一男一女。两位老人顽固地在村里生活，过去他们本来无关，而今环境使然，两人相依为命，难说是爱情，却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我看到农村的急剧变化的确就像一种网络时间，像快速压缩的内存条――其中的情感与生命的痛苦同样被内存起来。那么，文学就是要释放这样高度压缩的内存，因此看上去又怎么能不“超幻”？事实上，这些年，我们的许多作品如果不用超幻的观点解读，很难给予一种令人最终信服的解释，虽然一直说不出“超幻”这个词，事实上已用超幻的方式在表现与释放被时间压缩的内存。
回顾我的写作也一样，无论是《天·藏》，还是写更早些的《环形山》，还是这次的《三个三重奏》，写作时都有一种莫名的幻觉，它不确定，但存在，就好像总有一种不知来自何方的光打在写作上。《三个三重奏》开始只写了“两重奏”，正是那道无名的“幻觉之光”驱使又写了另一个历史性的“三重奏”，并且创造了一个叙述者“我”。“我”完全是幻觉的产物，也因此使整个小说笼罩上了一种超幻的钉彩。“我”是个读书人，不是残疾人却喜欢坐在轮椅上，嗜书如命，把书房打造成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我”同意博尔赫斯所说“宇宙的样子就是图书馆的样子”，但是有一天“我”走出书斋，来到另一种图书馆――看守所，与死囚促膝谈心，对于“我”来说看守所与图书馆是如此难以区分，其许多下意识的问题让死囚木然，因为是图书馆的问题……我这样写着丝毫没觉得超幻，觉得很真实。写“双规”也一样，我把双规的地点设在了798那样一个工厂改造成的一个艺术区，由白色艺术家与身患绝症的的审讯专家对“权力”实施审讯，交代问题则变成了类似电视台节目的人生访谈。尽管现实常常是超幻的，但却不能模仿，只能用创造性的超幻与之对应。换句话说现实已文本化、艺术化，我们反映某类现实事实上是反映艺术，这是大错特错的。是的，我常常感到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艺术时代”，一种加速度的失重的时间一定是一种艺术时间，事实我们所有人都被艺术了，因此必须有一种超艺术的艺术，超文本的文本，“超幻”的“超幻”。而且一切都早已发生，并非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