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根留住——读《王之鏻行书千字文》(解玺璋)
读王之鏻先生书写的《千字文》，直观的感觉是，秀气中透着儒雅，俊逸中又见规矩，流丽而不失端庄。可见，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从来不只是字的书写表意而已，它还表现为美学、文化的价值；甚至人的内心情感、节操、人格、学养等等，都能在书法中得到体现。初唐书法评论家孙过庭在其书论名著《书谱》中写下一段文字，经常为人们所引用：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兰亭序》)，思逸神超；私门诫誓(《告誓文》)，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
这段文字提到六件王羲之的作品，用来说明王羲之的不同作品呈现了他书写时怎样的不同情绪。其中《兰亭序》是行书，用了“思逸神超”四个字；而《太史箴》久已失传，我们已无从了解它的“纵横争折”是怎样的一种意态；其余四件均为楷书，却并不妨碍书法家表现其不同的精神意象与情感世界。
孙过庭采用的批评方法，不过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孟子教导学生读诗，主张“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对文字的解释伤害句子的意义，不要因为对句子的解释伤害全篇的含意，而要通过对全篇含意的理解来推求作者的用意。同时，孟子还主张“知人论世”，他认为，如果不了解作者，不了解作者生活的时代，也就不容易把握其作品的含意，而“以意逆志”更无从谈起了。
这种解读方法为我们欣赏、领会王之鏻书法之美打开了一条入门的途径。仅就他书写的《千字文》而言，其审美特征应属于“优美”的范畴，我们可以用典雅、秀丽、潇洒、飘逸、沉着、内敛、圆润、敦厚这样一些词来形容它，梁启超将这些审美特征统统归结为“南派之长”，是南派书风的长处。他所谓南派，也就是南帖，是相对于北碑而言，他还有“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的说法，以此区别“帖”“碑”在用笔上的异同。
王之鏻自幼临帖，在父亲的教导下，初临柳公权与“大王”(王羲之)的楷书，行书则师法于文徵明，此后又私淑沈尹默，对沈书情有独钟，心领神会。当时，王之鏻身居北京，沈先生则远在上海，遂有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之叹，激励着他更悉心地临习其书帖。沈尹默是现代书法转型中复兴帖学的领袖人物，他的书学道路，是出碑入帖再出帖，在帖学被碑学全面抑制的时期，打破碑学的话语霸权，推动帖学走向复兴。王之鏻能与沈尹默心神交汇，除了幼学入帖之外，性格、气质、素养也是重要原因。沈鹏先生曾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他说：“王之鏻的崇拜沈尹默不仅仅在沈书风格本身，还在沈尹默于深刻的保守中对书法深刻的执着。爱好以至于崇拜何种风格，是个人的个性、学养、经历、气质等等使然，从沈书中王之鏻找到了自己相对应的内在素质。”
沈鹏这里所谓内在素质又何所指呢？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书卷气”，即文人士子固有的精神气象吧。我们看王之鏻先生的言行举止，常常就流露出这种书卷气，温文尔雅却又不失通透灵活。人有书卷气而被称为文人，书法因有书卷气而被称作文人书法。现在有些名人、名家，写几个字赚钱，或在官场、商场中应酬，也美其名曰文人书法，不仅糟践了“文人”这两个字，也让“书法”无地自容。看起来，书卷气似乎看不见，摸不着，有点玄虚，而根据黄庭坚的解释，书卷气其实就是“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的“学问文章之气”，它既源自书家本身的自身修为，高自期许，淡泊名利，不随流俗，同时，也体现为书家的学问素养。这也正是王之鏻的书法最让人着迷之处。
从当下的书风流变中，更可以看出《王之鏻行书千字文》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诚如王世征先生在“代序”中所言：“如果说沈先生在当时碑风大炽的形态下，高擎帖学大旗，使‘二王’正脉、文人书法一线单传，不至断裂的话，那么当下之鏻寂寞的存在，至少可以说‘立此存照’，昭告世人，文人书法不绝如缕，尚未泯灭，还有人在坚守着。”沈鹏特别强调沈尹默的“深刻的保守”，显然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在创新的高调已经演变成为刻意求新求奇，崇尚怪诞，离经叛道，胡作非为的挡箭牌时，坚持回归传统的保守姿态，也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这恐怕也是王之鏻在书写时提出，要“警惕已出现的由反传统走向反文化的倾向”的原因之一。而他们所要“保守”进而“坚守”的，正是书法对人的期待和要求，所谓“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
诚然，由反传统走向反文化，确是中国文化近现代以来遭遇的一劫，就书法而言，就是抽去其中的人性内涵，而变成所谓的纯艺术或纯商品。就像很多人都在临《兰亭集序》，如果没有精神和情感的灌注，如何当得起“思逸神超”四个字？此时此刻，王之鏻以其书法创作实践直接宣示自己的“保守”，不仅使我们体味到他的书法作品中自然流露的文人气象，更显示出他的学术勇气和决绝的态度。最后还想指出一点，创新只能依靠那些对传统保持敬意，并真正懂得传统的人，“传统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那些获得并且继承了传统的人，希望创造出更真实、更完善，或更便利的东西”(E·希尔斯)，王之鏻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