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神谕的词语——从蒙古族诗人海日寒的诗歌说起(兴安)
诗人杨炼曾用两个“他者”概括了当代中国诗歌所面对的两个检验体系：“背后是中文古典诗歌杰作”，“面前是古今世界文学精品”。他提出：“全球化语境中，我们能否找到——创造一种更深也更新的标准来判断作品？去建立那个理想中‘诗意的全球化’？”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杨炼所说的“中文”，准确地说，应该是“汉语”，并未包括国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诗歌。虽然杨炼曾自豪地宣布，他身上有蒙古血统，这一点我们在其豪放的个性与诗风中能够深刻感觉到。但是他本质上还是一个汉语诗人。他所说的两个“他者”，既是两个检验体系，也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需要翻越的两座大山。
由此我想到了蒙古族诗歌的处境，在我看来，除了面对杨炼所说的两个“他者”之外，当代蒙古族诗歌还要面对当代汉语诗歌这个庞大的“他者”，它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蒙古族乃至其他民族的诗歌写作。所以，蒙古族当代诗歌面对的其实是三个“他者”，它所面临的问题远比当代汉语诗歌更艰巨更复杂。
一般认为，蒙古族诗歌创作分四种形态，其一是母语写作；其二是汉语写作；其三是双语写作；而第四种形态相对少数，就是用其他语种写作，比如青海、甘肃的有些蒙古族诗人用藏语写作，宝音贺希格在游学日本期间尝试过日语写作。在这四种形态中，用母语写作者无疑占据大多数。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隔阂，这个群体的诗歌大多不被我们熟知，只是少部分经过翻译转变成汉语之后，才被我们认识和阅读。而诗歌的不可翻译性，导致我们无法真实地感受蒙古语诗歌的精髓。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曾说：“我的诗的外文翻译，已不是我的诗歌了。翻译除了折射诗里的某些东西，基本上是一种毁灭。”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蒙古族评论家，我阅读蒙古语诗歌的经验基本上也是翻译作品。比如被誉为蒙古族的“艾青”的纳·赛音朝克图，还有两位重量级的诗人巴·布林贝赫、阿尔泰等人的作品，说实话，我在阅读他们的诗集汉译本的时候，我心里最初是期待和兴奋，读后却有一种空寂的失落感，甚至沮丧。后来一次机会，我现场聆听了阿尔泰先生的朗诵，他的那首著名的《蒙古马》，虽然我只能听懂诗中的某些单词，但是我却被其中沁透骨髓的无法言传的民族精神和如同歌唱一样的韵律震撼了。诗中洋溢的骄傲、悲壮、热情与忧伤，以及悠远的历史感，让我深切地体会了蒙古族诗歌艺术的美妙。
但是，我清醒地知道，我是蒙古人，我略通一点蒙古语，而如果是那些完全不懂蒙古语的读者，他将如何看待这首诗？显然只有翻译是他们惟一的通道。所以，阿多尼斯也无可奈何地表示：“我并不反对这种毁灭。虽然译文离原作很远，在另一个文化背景下，不可能翻译词和物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翻译意象和比喻背后的含义，但这毁灭的代价是必要的，以便把某些东西传达给别人。”多少年来，蒙古语诗歌的翻译者为推广和传播蒙古族诗歌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我清楚地记得胡尔查、陈乃雄、哈达奇·刚等这些老翻译家的名字，他们用自己一生的心血，执行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后继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009年由陈岗龙等主编的《经典解读达·纳楚克道尔基》一书中，编入了达·纳楚克道尔基这位我非常崇敬的蒙古国诗人的几首诗。其中有我在青年时代就听人朗诵并让我激情澎湃的《我的祖国》。书中选了这首诗的两种译文，译者分别是陈岗龙和席慕容父女。陈岗龙，笔名多兰，是年轻的蒙古学学者，也是非常好的诗人和翻译家。而席慕容则是知名的蒙古族女诗人、散文家，她的父亲拉席敦多克先生也是国际知名的蒙古学学者。但是他们的译文确实没有满足我对《我的祖国》这首诗的期待和想象。这当然不应该是翻译的技术问题，我以为更多的可能是蒙古语与汉语的天然的差异，以及诗歌本身的不可译性，尽管他们应该是这首诗最适合的翻译者和解读者。书中还对散文诗《希布恩·撒日勒》的题目的几种译法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希布恩·撒日勒是一匹马的名称，用蒙古语表述就非常自然，它让人联想到马的敏捷、轻盈和坚韧，而音译成“希布恩·撒日勒”则让读者有些莫名其妙。还有译成“灰青马”、“银合飞马”、“燕白”等等，都很难全面准确地体现原文的韵味。当然，正如阿多尼斯所说的，翻译的代价是必须的，不然我们连蒙古语诗歌的存在都无从知晓，况且我们总会遇到比较负责任的译者，尽可能地将诗中的意境和思想传达给我们。比如最近蒙古国国宝级诗人达·乌梁海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陈岗龙适时地翻译了他的一首诗《秋天饮马》，虽然我可以感觉到汉语对这首诗转达的无能为力，但是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与汉语诗完全不同的境界。
或许是由于汉语诗歌在国内的无可争辩的影响力，或许是由于蒙古语诗歌在翻译转换的过程中存在的无法克服的所谓“失效状态”，更年轻的一批蒙古族母语诗人逐渐开始直接用汉语写作，或以蒙汉两种语言同时写作。比如我认识的宝音贺希格、多兰、海日寒、满全、哈森、乌·纳钦、瓦·哈斯等。而海日寒便是这个群体中较为出色的诗人之一。海日寒2007年出版了蒙古语诗集《遥远的雪山》，后来开始用蒙汉两种语言同时创作，2011年出版了第一本汉语诗集《一个人的穿越》。作为一个自少年起就以母语开始写作的诗人，在转入汉语写作时，能够迅速进入状态，且将汉语运用得如鱼得水，这让我惊讶之余不能不赞叹他的语言天赋。比如《感受世界》写道：“我用思想的毛孔感受世界/倾听蚂蚁的争吵草絮的鼻鼾，感动于/一片秋叶撼动大地的陨落/一朵雪花优美悲壮的死亡/……/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离我们远去/正如我们在冷漠与无知中隔膜着自己/日子好像是一节又一节绿色的车厢/在白的旷野和黑的隧道中无目的地穿行……”诗人对现代汉语字与词的准确选择，以及它们之间所指和能指关系的发掘，还有词与物、意象与韵律之间的诗性的转换等，完全可以与优秀的汉语诗人相媲美。
不久前，海日寒发来了他的第二本汉语诗集《空山集》。在诗集中，每首诗差不多都以一个字或两个字作为标题，而每个标题又有类似中国古典曲牌或西洋音乐的曲式的前缀，比如空山曲、梦幻曲、回旋曲等等。“空山曲”的“空山”显然是中国汉语古典诗歌独有的意境。比如《空山曲·和尚》写道：“云上的/山。//山上的/寺。//风和雪/埋掉了/下山的/足印——//满城的/花。//满街的/人。//花树下/枕着竹杖/酣睡的/醉僧——”作者放弃了过去歌唱式的，甚至是呐喊式的抒情长句，而进入到一种平静、精简、内省，乃至沉默的状态，恰如乔治·斯坦纳对东方哲学的描述：“穿越顿悟之境，朝上飞升，直抵愈加深邃的沉默。”作者将自我与世界、宇宙的对话浓缩，不，应该说是净化到一个字或一个词的形态，剔除人为的修辞和修饰，摆脱线性化的逻辑和时间观，让诗中的每个字都焕发出新意，却又不失与古老的语词保持共鸣。
海日寒认为唐诗最能体现纯诗的本质。因此，我在他最新的这本诗集中，感受到了他以往在学习汉语写作的基础上，开始进入对汉语可能性的探索。而与其说是他对汉语的探索，毋宁说是他借助汉语这个载体，探索一种元语言化的诗境。即从修辞、叙事、抒情转入字、词，进入语言的最小单位，从中发掘诗歌的意义。不仅如此，他由字和词所指的领域扩展着语言的边界，使诗通向形式的极限。所以，在他的诗里，汉语已经非汉语，而是一种超越语言的符号，或者说是先于语言的音节和物。因此，我以为，写作到这个状态，诗人已经无所谓使用什么语言，汉语或者蒙古语都无所谓，诗已经让语言变得透彻与澄明，让思想变得清洁而神圣。正如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它破坏词语和含义，成了沉默的王国，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寻求神谕的词语。”这大概也是所有诗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与气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蒙古族诗人，在坚持母语写作的同时，对汉语诗歌的大胆的跨界和侵入。但是，说来归去，我其实更想看到海日寒用蒙古语写出的诗歌。就在此刻，我甚至想下一次决心，开始学习蒙古语，以便能够真正在语言文字中感受我的母语——蒙古语诗歌的美妙。虽有人说，诗歌就是我们惟一的母语，但是蒙古语诗歌作为一个独特的语言艺术形式应该与其他语言一样获得长久的存在和尊重，况且，诗人的创造性的写作，无疑也会为蒙古语言的丰富、生长以及传承作出与众不同的贡献。前面我说过，蒙古族当代诗歌面对着三个“他者”，面临的问题比当代汉语诗歌更艰巨更复杂，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蒙古语诗歌比汉语诗歌更寂寞。因此，我时常担心有些以蒙古语写作的诗人对自己的写作，甚至对自己的母语有没有产生过怀疑和不自信。这恐怕是一个值得考察和思索的问题。
确实，蒙古语诗歌乃至整个蒙古语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遭到忽视，这与蒙古族传统音乐中的长调、呼麦受到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欢迎形成鲜明反差。最近蒙古国诗人达·乌梁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是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世界文坛开始关注蒙古语文学。中国的蒙古族作为“跨界民族”虽然与蒙古国使用不同的拼音文字，但是语言是同一的，而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学习肯定会增进蒙古语诗歌的变化和发展。我希望并且也相信我们的蒙古族诗人终究有一天会站立在世界文学的巅峰之上。这也是我对以海日寒为代表的新一代蒙古族诗人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