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小说的新趋势(师力斌) 

　　石一枫中篇小说《地球之眼》

　　《十月》2015年第3期

　　石一枫的中篇小说《地球之眼》是一部直面社会问题的力作，小说勾勒了贫富两种人物的打拼史、争斗史，塑造了贫、富、中三个阶层的人物典型，呈现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面对丛林法则和罪恶之手，是同流合污还是毫不妥协，这是个问题。

　　《地球之眼》是控诉，是悲情，但它更复杂，更圆润。复杂是因为，小说不仅揭示了安小男所代表的“屌丝”的病苦，还揭示出李牧光所代表的“官二代”的病苦。穷人富人都是失败者，都是道德的摧毁者。为了生计而随波逐流的中间人物“我”也最终抛弃道德，成了恶的同谋。这是小说的悲剧力量所在，它超越了敌强我弱的叙事模式，抛弃了单纯的悲情渲染，将着眼点放在矛盾冲突的上一层，即形而上的道德层面。它关注现实的矛盾冲突，更关注矛盾双方所共享的恶的逻辑。

　　安小男虽然才华横溢、艰苦打拼却处处碰壁，仅仅因为他的道德坚守，他整天思考“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是不是失效了？”“腐败的根源难道不是道德败坏吗？”他拒绝无用之学术，也拒绝权术之不轨。即使经“我”介绍到李牧光的公司打工，也不改初心。《地球之眼》是安小男的性格悲剧，是理想主义的彻底失败。放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看，小舅(曹征路《那儿》)、涂自强(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安小男这三个失败男性，组成了一个反抗现代性的叙事链条，自我性格逐步加码，个人抗争不断升级。《那儿》中的小舅面对的是国企改制中腐败的利益集团，他孤军作战而失败，尚属英勇悲壮；《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面对的是庞大冷漠的城市体制，他的悲剧是敌我力量悬殊的命运悲剧；到《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他个人化的现代性悲剧更加彻底，安小男抗争的是整个社会和规则，包括学术制度、市场体系、官场规则、利益关系，他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抗争和大无畏勇气为近年小说所罕见。

　　同样精彩的是，小说通过穷富阶层的冲突，揭示了现代社会共存的一种不道德的权力运作：全世界流行的高科技监控手段，这是一种在高尚的名义下对个人隐私的操控，也是全球化时代主导性的现代伦理，它悄无声息地征服了一切，与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地球之眼》思考了一个困扰中国发展的精神问题，同时也是人类面对的难题：一切所谓真理、正义等宏大叙事烟消云散之后，人类还寄希望于什么？在西方，上帝死了，人的主体性死了，真理死了，科学备受怀疑。在中国，人们的精神信念也大打折扣。某种程度上，《地球之眼》的故事就是所有人的故事。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引发的精神问题不乏文学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聚焦于时代的精神问题，这或许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所在。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面临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性问题。比如，《地球之眼》所触及的贫富分化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观察到，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他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也就是说未来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地球之眼》思考的不正是这一问题吗？小说超越了问题小说框架和民族国家界限，尽管并不能给出答案，但问题本身已经足够精彩。它或许预示了小说的一种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