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本真的亲切感——读杨俊文的《那些个黄昏与黎明》(贺绍俊) 

　　杨俊文的《那些个黄昏与黎明》是写当年的知青生活的，他的文字也唤醒了我的记忆。我从中读到了同样的青春与青涩，同样的时代文化语境，同样的城市少年突然脚踩在泥泞的土地上，所以杨俊文的散文带给我亲切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不是所有的知青文学都能让曾经当过知青的读者产生亲切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曾经是举国上下的政策，涉及到整整一代人的命运，知青生活已经成为 一代人成长经历中的重要内容，也势必深深影响到他们今后的生命进程。知青文学自新时期以来长盛不衰，从整体上说，知青文学始终不是走的亲切路子。其主要原 因是知青运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文革”期间的知青文学，表达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主题；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表达的是拨乱反正的主题，而 后则是青春无悔的主题，也有反思、反省的主题；再后来的所谓后知青文学，仍然不过是围绕意识形态做颠覆的文章。研究知青史的专家认为，知青运动有三种书 写：文学书写、史学书写和民间书写。我以为，在这三种书写中，民间书写最能写出亲切感来。但民间书写多半缺乏文学性，或者很难纳入到文学史的谱系之中。

　　杨俊文的《那些个黄昏与黎明》从写作姿态上说可以归入到民间书写中，从内在素质看又具有知青文学的品性，这应该是一种打通了文学书写和民间书写的文本。我觉得，杨俊文的这种打通的书写应该加以推广，特别是当知青一代逐渐老去，更应该写出一种自己的、富有亲切感的文字。

　　亲切感首先来自去意识形态化。这是杨俊文的散文最重要的特点。比如《荒野上的诗情》，作者讲述了当年在乡下怎么执著写诗投稿，终于诗歌第一次刊 登在地区的报纸上。作者写的诗歌显然是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的：“啊！我愿做荒原的一株野草……”表现的是知青扎根农村的志愿。但作者最初写诗的冲动则 是因为无法融入到乡村日常生活，便走进远离村庄的山谷，面对大山不顾一切地呐喊，以此宣泄压抑的情感。呐喊的姿态是最真切自然的，然而吟诵出来的诗歌内容 却不是反映内心的真实。所以作者说：“真正抱定这一志愿的并无几人，即使有也大都在嘴上。我习惯让它在诗里，并呐喊给只有诗里才有的自己。”在这里有好几 个要素叠合在一起：一是知青难以融入农民的生活圈里，二是内心并不愿接受扎根农村的革命目标，三是诗歌写作的内容仍是符合意识形态的主题。抽出其中任何一 个要素，都能构成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知青叙事。但杨俊文告诉人们，这三个要素同时交织在知青当时的心境里，这才是最本真的知青记忆。

　　《插队之夜》也是一篇情真意切的好散文。有一个细节发人深省。知青们到达下乡的目的地后，当地还为知青安排了文艺演出，节目由当地的农民自编自 演。但知青们一点也不欣赏这些土里土气的演出，“无意地冷落了山里人的热情，没有人为节目鼓掌”。多年以后，当作者提笔写这篇散文时，他感到了一种内疚： “直到现在，我仍觉得辜负了那份淳朴的情义，一直想把没鼓起的掌声再补给他们。”类似的忏悔其实是后知青文学的主调之一。杨俊文的文字有其不同之处，这种 不同也许就是一个“度”的把握。杨俊文对内疚的度把握得恰到好处，不煽情，不渲染，不高调。知青与农民的心理隔膜就在那里，城乡差异甚至城乡对立就在那 里。那种高调的叙述仍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叙述。由此可见，杨俊文对“度”的把握，也是他心态自然、情感本真的表现。

　　由此也就带出了杨俊文散文的另一重要特点，这就是叙述朴实。一般来说，朴实只是叙述风格之一种，风格往往与作家的性格有关，有的人喜爱朴实，有 的人则善于抒情。但在杨俊文的这本书里，情感和记忆的本真，惟有朴实的叙述才能与之相吻合。“那些个黄昏与黎明”是书名，也是一篇散文的题目，单从题目 看，应该是够抒情的。但作者仍然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全文充溢着淡淡的诗意，这淡淡的诗意也是由朴实的叙述透露出来的。如这样的句子：“黄昏的时刻可以停下 来止住汗水，可以吃饭止住饥饿，可以在不知饥饿的时候偷偷去河边的树林。树林虽然没有太多的树可供遮挡来自各角度的视线，但不拥抱只说话，说有爱的话，说 厌恶血色黄昏的话，总是不会被晚风告密出去的。”知青的青春状态、生活窘迫状态以及复杂的心理，都蕴藏在朴实的叙述之中，还需要用漂亮的文字来抒情吗？朴 实让我们返回本真，《那些个黄昏与黎明》将本真带给了知青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