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文化责任(杨庆祥) 

　　根据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以及其他相关理论书籍，批评作为一个概念大概内涵了以下三方面含义。第一个是“现代的”。“批评”这个词是在17世纪英国开始出现的，所以它是非常严格的“现代概念”，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与新文学的发展一起展开其自我。第二个内涵是“专业的”或者“权威的”。文学批评有一种专业性或者权威性。它通过理性的逻辑以及严肃的方法论来发挥它的社会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精神科学之一种。第三个，所谓的文学批评是意识形态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意识形态通过夸大它的身份，或者故意隐秘身份，其最终目的是指向一种文化的培养和精神的养成，文学批评不是简单地对一个作品评价，作品评价仅仅是它的一种形式，它更在于以专业的方式达到一个意识形态的目的。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19世纪文学主流》，它要建构的是一种欧洲文学精神。还有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实际上是试图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中捍卫“伟大的英语文学传统”——带有强烈保守主义色彩的“白人文学传统”。

　　“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应该是近30年中国文学批评界、理论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在五四以后，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形态：一种是审美的批评，其主体和客体都指向一个更好的个人或者说一个更好的现代个人，与当时的“以美育代宗教”有内在的联系；一种是基于“国民性批评”的社会学批评，左翼批评主要以此为主，其指向是一个更好的社会；第三种就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其指向不仅仅是政权巩固，同时也指向一种全局性的文化整合，对于后一点，我们目前的研究还不够。

　　这三种批评类型在本质上都高度内在于中国的现代，是现代主权国家和现代个人建构自我的一种形式，并且直接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化内在机制的一部分。无论是鲁迅、茅盾的批评，还是周作人、李健吾、胡风的批评，他们的中国意识和中国关怀都是非常强烈的。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丧失中国的立场，也没有丧失中国的自我。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重要的“转向”，“转向”这个词来自于日本学者竹内好，在《中国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这篇文章中，他区别使用了两个词，一个叫转向，一个叫回心。回心源于保持自我，转向是放弃自我，回心有抵抗，转向没有抵抗。以1985年为界，其实有两个不同文化范畴的80年代，一个以社会主义新人为其文化标志，一个则以新潮文学和新潮批评为其标志。新潮文学和新潮批评是一个重要的转向，具体的人和事在其历史语境中当然有其意义，但是如果以回溯的眼光做一个总体的描述，我以为相对于现代文学批评而言，上世纪80年代的新潮批评是一个没有抵抗和“回心”的批评。它虚构了一个所谓的文学本身，同时也虚构了回到文学本身的专业主义批评方式，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被称之为“纯文学”的文学体制。与此同时，也一步步放弃了文学批评的总体精神和总体文化的面向。

　　如上所述，现代批评的主要指向都是通过专业主义达到文化养成的目的，在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新潮批评中，这两方面似乎完全可以分开，对专业主义和所谓的“学院批评”的极端强调实际上就是放弃了文学批评对于建构总体文化的责任，对这一责任的放弃导致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虚无主义。80年代重新发现或者是重现发明了一种先进和落后的二分法，这一二分法是在洋务运动之后发明的，在80年代我们把这一套话语重新发明出来了。谁代表了先进？西欧代表了先进；谁代表了落后？中国和亚非拉代表了落后。我们试图以西欧或者美国为师，我们不断要求加入那个世界的体系，在这样一个坐标轴里面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中国视野和中国立场。

　　陈映真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基本上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他站在亚洲的立场，批评其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以西欧的立场为立场，或者通过西欧来认识中国，这是一个假想的中国而不是真实的中国，这其实是冷战秩序之后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自我认知，我们只有抛开这种自我认知才能找到新的方法论。什么是具有中国视野或者中国立场的文学批评，它不仅是个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的问题。